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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孫中山先生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中山先生是中國國民革命偉大的領袖。但是為什麼他能成為中國國民革命的領袖?有人說,因為中山先生是最仁慈的。我們知道一個革命領袖都是最仁慈的,但是我們不能夠說個個仁慈的就是革命的領袖。孤兒院的院主可以說是最仁慈的,但他決不是革命的領袖。又有人說因為中山先生能繼承堯舜禹湯周公孔子的道統。如果這樣來估量中山先生在革命當中的地位,那麼,康有為亦可與中山先生並駕齊驅了。因為康有為是自稱孔子的信徒,最得孔子之道的。又有人說:中山的偉大,是因為他創造三民主義[1]。是的,有三民主義才使中山先生成為國民革命的領袖,但是三民主義不是一個空洞的道學,而是中山先生四十年領導國民革命的經驗之堆積。中山先生所以能夠為中國國民革命的導師,因為他一生努力於革命的實際工作,並從他的經驗指示我們完成革命的方法。中山先生主義的中心是革命。他常常對他的同志講,別的東西或者要從你們那裡學習,講起革命來,你們都要跟著我學。所以我們要學習中山先生的是革命,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就是教我們的革命的方法。本來一個革命的主義,不是一個單純玄妙的理想,佛教耶穌教回教他們都要求得人類一個幸福的大同世界。就是帝國主義者壓迫中國的時候,他還說,他這一種辦法可以使中國人民住洋房坐火車使中同人民脫離野蠻的境地,到文明的世界。中山先生與他們不同的地方,不是在最高的目的,而在達到這目的的方法,他這種方法是他革命的經驗所得到與適合於中國國民革命的需要之方法。其方法之重要而可以指出的有三點:

  一、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要靠民眾的勢力。中山先生初從事于革命的時候,就與其他有志改造中國的人們不同。中山先生從小就受太平運動的影響,他見到太平運動中的民眾的勢力,他知道革命的勢力在社會的下層。所以他革命事業的開始,即在下層群眾所組織的秘密社會中活動,因為秘密社會在當時是中山先生所找到的一個有組織的民眾勢力。辛亥革命成功,不是完全靠少數智識分子幾個炸彈,與受革命影響的新軍的力量,各地秘密社會的響應,是其成功的大原因。辛亥革命後,中山先生的少數智識分子信徒,為謀自己的權位,而拋棄中山先生,與革命事業,此事愈使中山先生認識智識分子之不可靠,而更努力于土匪運動。有人以此責備中山先生,這正不知中山先生的用心,因為在當時土匪對於中山先生是一種民眾的勢力,可靠之以進行革命。不過土匪在社會上沒有經濟的基礎,而秘密社會已失掉他在太平運動時的作用。因秘密社會是宗法社會的產物,秘密社會已經跟著宗法社會之瓦解而瓦解。但是中山先生的注重群眾這一點是不可磨滅的。及到歐戰以後,中國工人運動向漲,工人的力量與革命精神,在一九二二年海員的罷工,一九二三年京漢路工人的罷工,及其他工人階級的經濟的政治的奮鬥中表現出來,中山先生立刻就注意到這一個勢力,認為這是幫助他完成革命的一個真正勢力。當時中山先生在廣東與軍閥的鬥爭中間,看見農民在革命中間的勢力。因此中山先生毅然決定贊助工農的政策,甚乏不顧及一般手下人之反對。他積極地幫助工農發展他們的勢力,吸收工農分子加入他的黨,他要中國國民革命運動與他的黨建築在民眾的上面。在他死後的一年中,國民運動的發展與黨的發展都證明他這個政策是對的,是完成革命的一個正確的方法。

  二、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要有一個有紀律的黨。在當初中山先生組織興中會與同盟會的時候,都是依照秘密社會的辦法,團體裡面行使嚴密的紀律,領袖有絕對的指揮權。雖然不脫宗法社會的形式,但是鐵的紀律是指導革命的機關所必需要的。因為同盟會有這種紀律,才能使他們的會員有多少犧牲的義舉。辛亥革命後宋教仁[2]要改組同盟會為國民黨,鬆懈其組織,中山先生極力反對,力爭保全組織嚴密的同盟會的存在。國民黨的瓦解,更使中山先生確信革命党必須有嚴密的紀律,於是有中華革命黨的組織,雖然有打指印及宣誓等宗法社會的辦法然而因為他紀律嚴密才能夠進行革命運動——這一個教訓,是我們革命黨人,所要時時刻刻記住的。後來從經驗上中山先生知道中華革命黨雖然能使組織嚴密,但是對於組織的擴大有很多妨礙,因此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中山先生對於党的組織,用民治主義的集中制。一方面使黨內部有紀律,一方面向外能發展。中山先生執行党的紀律,有開除馮自由[3]等及處罰張繼等之事實。中山先生以為黨內只有一個革命的領導,一切違犯這個領導的,都應該排除於黨外。如此才能使指探革命的大本營鞏鬧。在他死後的一年中,他的支真的信徒要維持他這個革命的領導,對於一切危害這個領導的加以嚴格的處罰,這樣使國民黨的組織與勢力一天天的發展。因此證明中山先生主張要一個有紀律的黨,是成就革命的一個必要的方法。

  三、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要與世界被壓迫民眾共同奮鬥。中山先生繼續太平運動的民族精神要推倒清朝,以為清朝不能做抵禦帝國主義侵略之工具。但是等到清朝推倒後帝國主義列強阻止中山先生建立一個能與帝國主義奮鬥的政府,於是中山先生更覺悟到中國打倒軍閥同時須與帝國主義鬥爭。中山先生因為當時自己勢力之薄弱,對於帝國主義的奮鬥限於分裂帝國主義列強的政策,特別是破壞英日同盟,他以為英國是最強的帝國主義國,在東方是最有勢力的國,是最能妨害中國革命運動的勢力,所以他要利用日本排除英國。有人以為中山先生的政策是專反對英國帝國主義。這是不懂中山先生的主義,對中山先生的主義為反革命的曲解。但是這一種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對於中國國民運動的發展只有某種程度的效力。當中國革命運動猛進的時候,如前年中山先生北上時的民眾運動,各帝國主義國都聯合起來一致壓迫與摧殘!此時中國的民眾當然只有一致起來抵禦,但是帝國主義列強的聯合的勢力太大,因此中山先生要找中國國民革命的友軍來幫助中國人民打倒帝國主義。他於是找著以打倒帝國主義完成世界革命為職志的蘇俄。在蘇俄革命尚未成功的時候他已經打電與列寧表示他對蘇俄革命的同情與贊助。他更看見世界上凡是反對帝國主義而自謀解放的民族都是中國國民革命的友軍。他很早就與印度土耳其等國的革命領袖有接觸與連絡。所以中山先生因為目前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需要,遂不顧一切狹義的愛國主義者——實際上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之反對,決定聯俄的政策及與世界上一切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與階級聯合的政策。如果帝國主義勢力聯合而反帝國主義勢力不聯合只是自取滅亡,因此聯俄政策成為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重要策略。

  在中山先生最後的一年中,從五卅運動中及廣東革命基礎發展過程中,更證明中山先生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之政策是對的,是完成中國國民革命的唯一方法。

  我們認為以上的三種革命方法是中山先生主義的精髓,是完成中國國民革命的策略。因為能有一個有紀律的党才使國民革命有一個勝任的指導機關。中山先生的工農政策是為國民革命建立一個群眾的基礎,是使國民革命運動成為有勢力的不妥協的運動。與待我以平等的民族共同奮鬥之政策是使中國國民革命運動得到友軍。一個革命的領袖之責任就是要能夠認識革命勢力之所在,能夠找得革命的同盟者,能組織指揮革命運動的工具。列寧所以能成為俄國革命的領袖就是因為他能認識工人階級的勢力,他能找得農民與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同盟,他能建立一個有鐵的紀律的黨。中山先生的偉大亦在此,中山先生所以成為中國國民革命的導師亦在此。

  [1]三民主義,即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系孫中山提出的民主革命綱領。

  [2]宋教仁(1882—1913),湖南桃源人。中國同盟會著名領導人,民國初年籌建國民黨,主張並踐行政黨政治。1913年3月在上海被暗殺。

  [3]馮自由(1882—1958),廣東南海人。1895年加入興中會,此後追隨孫中山從事辛亥革命、護法運動等。國民革命時期反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

  (1)原載《人民週刊》第5期,署名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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