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基與革命（上）_鄒韜奮

高爾基與革命（上）

　　關於當代革命文豪高爾基生平的奮鬥生涯，記者曾做了四篇文章在本刊上介紹過，最後一篇談到他三十歲時出版了兩卷文集，文名漸及全國，由一個做苦工的飄泊者，一躍而為全國景仰的著作家，其中經過的饒有趣味的情形，讀者都已知道了。這位文豪和俄國的革命運動既有很重要的關係，關於這方面也有許多值得我們注意的事實，所以又特作此文接下去談談。

　　說也奇怪，高爾基對俄國革命，尤其是列寧所領導的布爾希維克的革命有重要的貢獻，他用了他的時間，他的筆，他的錢——據說他生平的稿費收入有百分之七十是用在捐助革命運動——他的個人的自由——繼續不斷的受著警察的嚴密監視，屢次下獄——協助革命運動的進行，但是他始終未曾正式加入過什麼政黨，就是布爾希維克黨他也從未正式加入過，他自稱在革命運動中不過是一個「同情者」（「sympathizer」），但是他在實際上對於革命運動的勞績，蘇聯至今銘念不忘，我們只要看今年九月間蘇聯全國對於他的著作生活四十周年紀念作熱烈盛大的慶祝，便是一個明證。

　　他在一九〇五年創辦日報Novaya Zhizn（譯意為《新生活》），第六期起就由他請列寧主編。一九〇七年他在倫敦參加在該處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黨大會時，列寧亦在內，他和列寧的親厚交誼就從那時開始。在此次大會裡布爾希維克派（主張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孟希維克派（主張參加當時的議會，較有妥協性）明確的分家，前者即由列寧領導，而為高爾基所同情的。但在此時以前，他和俄國革命運動發生關係卻已早就發生了。其實從他十八歲時在當時知識階級所組織的革命團體所謂「民意派」中人開的糕餅店裡做助手起（一八八六年），一直到一九一七年革命的爆發，在這三十一年的長時間裡面，他的行動，可以說無時不在俄京聖彼得堡警察總監注意之中。俄帝國的各處警察所，乃至當他出國後派在各國的暗探，都隨時有密報寄呈俄京警察總局。這種檔案，現在竟成為高爾基傳記的絕好材料，並可看見當時統治者對於他的種種神經過敏的探報和推測，實在可笑。

　　我們在前次文中已經知道，高爾基並非生於「普羅列搭利亞」或有革命意識的家庭中。他幼時接近最久的外祖父和母舅等都是屬敬上帝怕沙皇的中下階級。他青年時代所接近的雇主和夥伴也大半屬自命不凡的公民。他還夠加入「普羅列搭利亞」的唯一資格，只有根據他嘉山糕餅店裡做學徒的資格。他的這種資格，最近由蘇聯糕餅師工會給予正式的承認，送他一張「名譽紅糕餅師」的證狀。但是無論他非出身無產階級，他的革命性格卻從小就有，對於他的環境中所遇著的種種惡習慣，從來不肯盲目服從。他不但不肯盲目屈伏，而且常作反抗，每因此受前輩的鞭撻而無悔。到了一八九九年，他的聲譽橫溢，尊崇者亦愈多，警察當局探悉——尤其在尼斯尼諾伏格拉——革命的工人，學生，及被驅逐出境的政治人物，都把他當作眾所仰望的人物，當作革命的象徵，漸漸的更形恐慌起來。

　　當時俄國政府因防革命運動，對於各大學的青年學生防備極嚴，待遇尤酷，極端壓迫，不許他們有任何方式的組織，強迫他們一律要穿制服。一八九七年有一大學女生費楚華（MariaVetrova）冤死獄中，有遭受橫暴致死之傳說，更激起全國學生界的憤慨。一八九八年全國高級學校均有擾亂發生，參加者共有三十大學，學生達二萬五千人以上。當局用軍警威力對大學生作更強烈的壓迫，皮條槍刺，橫衝直撞，慘無人道。壓迫愈甚，反抗愈烈。高爾基目擊心傷，憤慨已極，一九〇一年警察局檢查得他寫給莫斯科《星期三》週報主筆特勒旭夫（Teleshov）的信，裡面有這樣的話：「我的好友，我們必須為學生們仗義執言……我請你，盡你的力量幹！有好多城市已開始行動了。」同年四月，高爾基在尼斯尼諾伏格拉因用油印機印發革命文告被拘。高爾基的軀體雖被拘，但是他的著作中的名句已深入人心，革命青年都引為鼓勵民眾激起革命高潮的標語，他的充滿革命意識的名著《暴風雨中的海燕之歌》，不久已傳遍全俄人民的嘴上了。當時俄當道視高爾基為最難對付的勁敵。要辦他的罪，捉不住什麼罪名的實證；但黑暗政治之下，草菅人命，原可不算一回事，可是以高爾基聲譽之隆，為全國所敬仰，又不敢隨便結果他的性命！

　　後來高爾基在獄裡肺病增劇，由於文學家托爾斯泰的斡旋，當道准他出獄，但仍須由警察加以特別的監視。後又覺把他留在尼斯尼諾伏格拉不妥當，因為他對於該處的工人太有勢力，恐怕要弄出擾亂治安的花樣，遂把他放逐到附近一個小鎮阿薩麻斯（A Zamas），以便易於監視他的行動和來訪問他的人。此處是個安靜而偏僻的地方，高爾基便乘這機會寫了不少的著作。他的肺病卻愈增劇，他呈請內政部大臣准他到克裡米亞去養病，當道許他由當年十一月住到第二年的四月。俄國革命青年把他當作革命的象徵，隨處利用他喚起民眾革命的意識。他此行原由自請，但是革命青年們卻說政府又違法把他放逐了，他動身時，以及路過各車站時，數千成群的青年迎他送他，高唱平日不許唱的歌，大發平日不許發的小冊子，「高爾基萬歲！」「自由萬歲！」之呼聲震天地，弄得警察們忙得像螞蟻在熱鍋上似的，忙於奔走彈壓，忙於作報告。

　　一九〇二年四月他又被強迫遷回阿薩麻斯。他的名劇《下層》（「At the Bottom」）就在此時禁錮中所寫，十二月排演於莫斯科藝術戲院，轟動一時，但至第二年二月即被當道禁演，因為他們怕高爾基的革命人格對於民眾的影響，雖經過檢查而仍不放心。但他在此後二三年內名劇出版多種，在威匿斯及柏林等處都有勝利的表演。他在國際文壇上的聲譽和他在革命運動的影響適成正比例，至一九〇五年又被拘捕入獄。自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俄國無時不在鬧著罷工的風潮，海陸軍的擾動，農夫暴動，各專業的會議抗爭，一致的要求取消專制，實行憲政。各革命黨的聲勢日形浩大，尤其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黨徒，他們的鬥爭的組織造成許多恐怖的現象，這種運動到一九〇五年十月達到銳點，全國空前的大罷工，強迫尼古拉斯第二不得不宣佈允許人民以憲政的權利。在這段多事之秋的時期內，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著名為《紅星期日》（「Red Sunday」）——聖彼得堡工人罷工集隊赴皇宮大請願，高爾基在事前聯合各著名作家警告政府勿用武力對付，乃終演殘殺慘劇，行人道上被赤血染得鮮紅，從這次俄國的「普羅列搭利亞」深刻覺得信託當時統治者之為無上愚蠢，不再作無益的幻想了，簡直由當道種下了十二年後——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的種子。高爾基被控關於此次事變的宣言由他起草，且曾設法資助社會民主黨，於一月被拘入獄。此次入獄不但引起國內社會名人的抗議，而歐美各國的著作家科學家政治家紛紛開會發電援救，直接電慰高爾基的有如雲起泉湧，嚇得帝俄政府不敢再用更惡毒的手段來處置高爾基，關至三月，左肺病劇，由人捐助一萬盧布交保，但他出獄後仍不能如當道所希望之安分，在這年最後的三個月內，真苦死了警察當局之忙於報告高爾基的行動！十月間他創辦《新生活日報》，聯合名著作家共同努力，如當時著名社會民主黨人列寧及考茨基等均在其列，十二月間即被封閉，但十二月間他卻參加莫斯科的暴動！他的行動當然不能久守秘密，所以在一九〇六年一月，他在聖彼得堡住的房間便被警察搜查，二月間他避往芬蘭首都赫辛克福斯（Helsingfovs），但密探報告內務部大臣，說他到芬蘭時有無數青年學生及紅衛隊唱歌奏樂迎接他，於是有即加拘捕之意，高爾基乃離開芬蘭而往西歐。但是他雖亡命國外，俄當道仍不能高枕而臥，詳情容下篇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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