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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行動的指針(2)


  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由於資本主義獨佔階段的出現,經濟的(同時也是政治的)力量,一天天更集中於每一個工業發達的國家裡的最少數最富的各群的手裡。這不但是說,這各群和勞工階級間的衝突要更尖銳起來,而且是說,在資產階級本身裡面,也有重要的矛盾發展起來。誠然,資產階級總是有著最富和次富的部分;但是在世界規模的獨佔階段,金融資本群是和大群較小的資本家分開,彼此之間隔著很大的鴻溝。金融資本群擴大它的獨佔事業,征服新的土地,應付其他國家裡的敵對的金融資本群(無論是分割市場,固定價格的協定,或抵制的關稅,甚至戰爭),在這些事情上面,金融資本群的利益是要和較小資本家的利益發生直接衝突的。許多較小的資本家都感覺到他們受著獨佔事業的威脅,有被獨佔事業所淘汰的危險。由於一次又一次所遇著的問題,——有時是個人的,有時是全部分的——許多較小的資本家漸漸把獨佔者的邁進,看作威脅他們的最迫切的危險。

  當金融資本群中最激進的部分轉到法西斯主義的時候,當這部分公開控制全國的政治和經濟組織的時候,較小的資本家和中等階級更感覺到獨佔者是他們的主要的當前的敵人。壓力更大了;中等部分的人民在政治上的無助,也更明顯了。

  較小的資本和中等階級,開始的時候往往立在法西斯蒂方面,往往立在獨佔資本家方面(例如在德國):這個事實卻無礙於上面的經濟的分析。這個事實只是說,在一方面,法西斯蒂的宣傳(包括反猶太的宣傳)掩蔽了較小資本家的主要敵人;在另一方面,法西斯蒂的宣傳所以能做到這件事,因為勞工階級運動還未團結起來,於是不能以很明白的途徑進攻主要敵人,使較小資本家和中等階級都被吸收進來,成為勞工階級的同盟。

  但是在事實上,不管有著接二連三的反猶太的宣傳,德國(和意大利)的金融資本群要維持較小資本家和中等階級的忠誠,一天天更加困難起來了;經濟的事實打破了一切的掩飾。於是再一次,雖則是在一個迫切的遲晚的階段,在法西斯國家裡,勞工階級和較小資本家及中等階級的同盟,為著打敗主要敵人,已經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了。

  除非在所遇著的問題裡,勞工階級的利益和其他部分的利益相符合,那便不能有任何真正的同盟。這裡的問題並不是工人或他們的同盟者放棄他們的特別利益,或欺騙他們的同盟者關於他們真正的目的。這是法西斯的態度的特色。階級同盟的真諦卻是:在暫時的階段內,在特別的情況之下,同盟者的利益是相同的。這同樣的情形,曾經使西班牙的工人、農民、中等階級、較小的資本家,和民族主義的部分,結成同盟,共同起來反抗大地主、銀行家、和外國的侵略者。

  關於「中等階級」,常有人弄不清楚。通常用到這個名詞,所含的意義只是指著某種模糊的社會地位。但是卡爾理論卻把中等階級看作一個經濟的群體,——這個階級,一方面不是由於雇用工人來產生剩餘價值以得到利潤,一方面也不替雇主們產生剩餘價值。它包括獨立的人民,為著他們自己的生活而工作。代表型的農民,為自己耕種所有的田地,就屬￿這個「中等」的群體。在英國自己工作的農民也屬￿這一類。他在事實上有沒有雇用了一二個人,是無關重要的;這裡的要點是他自己工作,而且必須工作,因為他不能靠他所能雇用的少數人的勞動而生活。在城鎮裡的小店主,或工業勞動的很小的雇主,也有這同樣的情形。他們既不是資本家,也不是無產者;他們是屬￿「中等」的群體。雖然這一群在一絕端是漸漸地混入資產階級,在另一絕端漸漸地混入勞工階級,可是這一群的利益卻顯然不同于獨佔資本家的利益,這卻是完全清楚的。

  在頗大的限度內,這些「中等」部分所有的經濟的利益是和勞工階級的利益相同的。在貧困區域的小店主很快地要感覺到這一點。當社會服務被減少的時候,專業的工作者也不能昌盛,甚至要失去工作。當獨佔資本主義盡力傳播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階段到來的時候,這些「中等」部分的理智的和政治的觀點,都受到嚴重的震撼,於是更容易使他們瞭解:他們的利益不接近于獨佔資本家的利益,卻比較地更很接近于工人們的利益。

  成為人民陣線的基礎就是這個真正的利益相同,這一點在反抗主要敵人的鬥爭過程中,一天天更為明顯起來了。

  要使這些「中等」部分成為社會主義社會之自覺的擁護者,成為普遍的現象,必須在經濟制度被改變的時候,必須在勞工階級的同盟者開始以不同的途徑謀生的時候,這是很明顯的。但是有一點也是同樣明顯的,感覺到這全部的過程,——簡言之,就是都要變成卡爾主義者。這對於他們所屬的部分之改變,是很關重要的。

  卡爾主義者對於議會制的民主和勞工階級專政的處理,也不是根據關於政府的抽象原則,卻是根據階級鬥爭的發展所達到的階段。

  我們在前面曾經提及,卡爾曾鄭重指出勞工階級有爭取議會制的民主以反抗專制的必要,有經常擴大民主權利的必要。但是議會制的民主,如同一切其他的制度一樣,也不是永久不變的;就歷史上說,幾乎在各國,它的生長,就是適應新興資產階級反抗封建專制的需要。在某些階段,它也幫助著勞工階級向前進;但並非在一切階段都能如此。例如俄國的卡爾主義者,一般地都參加過成立杜瑪(俄國的議會)的要求,但是後來在一九〇五年的秋季,沙皇宣佈要召集第一次杜瑪,他們卻組織起來抵制它。為什麼呢?因為在那個時候革命的巨潮已在增高了。如在那個時候還要接受杜瑪,還要組織選舉運動,還要轉集注意於議會的鬥爭,那便要使全國的群眾鬥爭受到頓挫,便要使沙皇容易壓制革命運動。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議會,是要阻礙勞工階級的前進,而不是幫助它的前進。

  在另一方面,在革命運動已被打敗,選舉和議會的機構能使勞工階級的宣傳得到合法機會的時候,俄國的卡爾主義者卻又參加了後來的幾次杜瑪,——很有效地運用它來為工人準備下一次的進攻。

  後來在一九一七年三月,沙皇遜位了,臨時政府由議會中的資本家的代表組成了,俄國的卡爾主義者並不擁護議會,卻要求「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在這個階段,議會的機構又只是要阻礙勞工階級的更向前進了;這更向前的進步,只有工人自己的組織才能辦到的。到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之後,蘇維埃真正得到一切政權的時候,勞工階級通過了蘇維埃,對平民執行民主;對地主、大資本家、和他們的擁護者,執行獨裁。

  卡爾主義者在每一個階段,對於議會制的民主,也作同樣的處理:在特殊的時候,在特殊的國家裡,議會能幫助勞工階級前進(也就是幫助人類前進)呢;還是要阻礙它的前進?例如在德國,在凱撒於一九一八年遜位之後,這個問題必然被提出來。卡爾主義給了這樣的答案:這個時候在勞工階級是正在邁進著,以前的統治階級是正在退卻中,在歷史上遇著這樣的時候,只有蘇維埃能夠把鬥爭向前推進;在這個時候如果恢復德國議會,就是等於資產階級統治的恢復和勞工階級的失敗。很不幸的是當時德國的勞工階級主要地不是受卡爾主義者的影響,卻是受了社會民主黨的影響,而社會民主黨曾經在歐戰中擁護過凱撤的政府。他們把所提出的議會制的民主視為神聖的原則,視為在一切時候和一切情況之下都可以實用的原則。他們果然把它實用了;但是以後德國所受的苦難,卻是勞工階級——不僅在德國,因為德國勞工階級領導者的錯誤觀念,不得不償付的懲罰。

  在上次世界大戰以後,有一個時期各國的統治階級都疲弱了,勞工階級運動在組織和活動方面漸漸較前強大起來;在這樣的全部分時期裡,卡爾主義者鄭重指出議會所盡反動的作用,議會被統治階級用來阻礙社會的前進,核准反對工人的鎮壓的策略。這並不是因為卡爾主義者反對民主,卻是因為他們求得更充分的民主,——他們要由於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蘇維埃,即勞工階級的統治,由此得到「民主戰的勝利」,他們指出,在這個階段的議會,在實際上是反動的資產階級的專政。

  但是由於法西斯主義的進攻,——這時金融資本群開始轉向於公開的專政,——對於議會制民主的保衛,其意義就是替勞工階級保持著一條出路:保衛它的組織和它所已爭得的權利。因此,卡爾主義者也擁護議會制的民主,而且在反抗法西斯主義的必要存在的時候,將要繼續擁護它;雖則有一個時候也許要到來,在這樣的時候,議會制的民主又成為勞工階級前進的障礙,於是勞工階級將轉到蘇維埃方面去,通過蘇維埃以取得社會主義。

  卡爾主義者對於戰爭問題的態度,也有著同樣的特性;也是沒有在一切時候都可以應用於一切戰爭的抽象的一般的原則。所要注意的唯一的要點是:這個戰爭能幫助還是要阻礙勞工階級的前進呢?如就戰爭本身來說,那就是:這個戰爭是否要招致更多的戰爭,或是能幫助消除那個產生戰爭的制度?勞工階級及其同盟者推翻現有統治階級的戰爭,能夠幫助消除那個產生戰爭的制度,這是顯然的;這種戰爭是正義的,而且是必須的,因為這統治階級用著武力來維持它的政權。還有一件事也是同樣顯然的,那就是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戰爭也是能幫助推進勞工階級的前進,削弱統治階級;因此,卡爾主義者也把這樣的戰爭視為正義的,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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