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裡九點鐘後的德國外長_人物述評

夜裡九點鐘後的德國外長

　　不動聲色而措危殆祖國于磐石之安的外交家，出身寒苦而能努力奮鬥上進，政務殷繁而能就暇隙研究學問，這就是現任德國外交部長史特萊斯曼（Gustav Stresemann）。

　　德國著名的「鐵血宰相」俾斯麥（一八一五生一八九八沒）憑藉高壓手腕，使德意志聯邦達到統一的境域，在德國歷史上雖有他的相當的位置，但他三十年間壓迫人民的自由思想，摧殘可貴的民治精神，以致平民中出類拔萃的英才難於生長，慣於受治而不慣于自治，不能不算是他的遺毒。在一九一四年歐戰開始以前，德國要津有百分之九十都被貴族子弟所佔據，以致平民殊少參加顧問的機會。一九一八年歐戰閉幕之後，德國以戰敗弱國，危如累卵，國內則人心惶惶，國外則強鄰威迫，經濟之紊亂更一言難盡，一張電車票竟值150,000,000,000馬克（德國幣名，尋常每馬克約值中國半元左右）。其價值幾等於零。外交方面，則以德國外交向來強硬，各國都取報復態度。以帝國時代摧殘民治精神與優秀平民之遺毒，遇此極難應付的空前大變，其艱難程度可以概見。在此帝國已經土崩瓦解，新邦正在艱難締造的危險時期中，由極少數天才出奇制勝以護國家的，史氏便是其中一位極重要的健將。

　　史氏的父親是一個很尋常的商人，是做啤酒生意的，所以他從小就家況貧苦，他的學費都是靠他自己作工賺來的。他靠自己的力量奮鬥，在來比錫（Leipzig）和柏林大學研究經濟學。他富於歷史的觀念和組織的能力，而出校任事後之學欲尤強，對於經濟問題及政治問題，研究不遺餘力。他的聲譽數年來震動歐洲，但是他在政治舞臺上由小小的市政官吏而做議員，做黨魁，中間經過二十六年的學習與閱歷的時期，他在議院中五年的生活，即是他熟諳國事及發展口才的機會，其所蓄養者深且久，決不是於數年短時期裡憑空跳出來的。據雪蒲倫（Joseph Shaplen）說，他細心觀察史氏多年，見他每遇困難，即用樂觀的態度和振作的精神來收克服的功效。這樣看來，幹大事的人非有充分的修養工夫不可。

　　我對於史氏，有一事尤其要介紹與諸君的，是他居然能於政務繁忙之余，自修學問，於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國著名詩人、戲劇家、哲學家）的學術著作尤有精深的研究，成為世界上研究「歌德」的權威者（此名詞在西文為Authority，其意即某種學術上眾所敬仰承教的泰斗）。

　　他家裡的書房簡直可以稱為「歌德博物院」，凡關於歌德的墨蹟，書籍，著作，遺物等，琳琅滿目，美不勝收。關於這位德國大詩人的思想和生平的事蹟，他無所不窺，有許多為他處所搜討不到的材料。遇有藝術團體及學術團體於晚間請他演講關於歌德的題目，他津津樂道，如數家珍，興趣異常濃厚，詼諧尤引人入勝，使聽者也異常感覺興味，毫無倦容。有人問他那裡有餘暇預備這種演稿，他說：「這種演稿是在夜裡寫的。除星期日的晚間外，我每晚在九點鐘以前，此身還是屬國事的。在夜裡九點鐘後，我回家坐在靜寂的書房裡，便把國事丟在腦後，享受我讀書及研究的愉快生活。有時我也設法去看有關文藝的戲劇，或去聽音樂會。我深信忙於國家公務的人不但也要接觸他本身當時的文化，且要接觸其他時代的文化，庶幾更能有高超的識見，瞭解未來的問題。」

　　徐慶譽先生曾主張為政與求知要並行不悖，他說：「我個人始終覺得國家官吏所負的責任非常重大……應有充分的學識才具經驗和人格……不但學識是從讀書來的，即才具經驗和人格三者，都要從讀書中磨練出來……我常問我的朋友為什麼不抽空看看書，談談學問，他們總是回答說：『心裡實在想看書求些新知識，無奈機關裡公事太忙，白天要辦公，晚上回到家裡有時要見客，或出外應酬，簡直絕對沒有時候看書。』這話一方面是事實，一方面卻又是騙人的。有許多人白天坐在辦公室，並沒有多少事幹。有的閒談，有的整天望望天花板，這是我親眼看到的情形。職位很高的人，今天開會，明天開會，天天開會，當然是分外的忙；不過也不應該以事忙為不求知的惟一口實。曾文正在軍書旁午，甚至四面受敵的時候，依然能抽閒讀書。總理在廣州時，身為元首，總攬萬機，還不夠忙嗎？然而他依然能於百忙中讀書講學。『三民主義』『建國方略』等書，都是於百忙中著成的，參考西籍數百種……可見凡有真心做學問工夫的，不論在何種環境之下，都能劃出一部分的時間來研究學問……」我覺得這段意思豈但為政的人要聽聽，從事各種職業的人都要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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