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的學習精神_鄒韜奮

政治上的學習精神

　　雖有人公開宣言「中國老早已經實行民主」，但是依最近國民參政會的決議，「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俾憲政得以早日實現」，不得不等到「抗戰終了之時」，可見中國對於民主，還有待於努力「實行」，因此「中國的民主是否會比別國有遜色？」（有人認為「有權要求一切人睜開眼睛來看」！）此時實無從「看」起，只得靜待未來事實的證明。在這種情況之下，依實行民主時期的先後而論，像英美那樣「老早已經」有了民選的民意機關及對民意機關負責的政府，我們似乎不得不承認它們是先進的民主國家罷。它們的實際經驗，有許多地方可供我們學習，也是極合理而又極尋常的事情，但是反民主者卻另有苦衷，聽到有人提及英美有些民主作風值得我們的效法，也深深感到憤懣，大喊「無須效法英美」！大喊「現在某些人盛道英美，主張效法英美，我們不能同意！」他們說：「中國差不多是一切自由人的天堂！」我們現在原來是處在「一切自由人的天堂」裡面，真應該千萬分的滿足，還要求甚麼實現民主政治，真是千不該萬不該！

　　但是我們仔細「睜開眼睛」看看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所參加的國民參政會主席團所提出的「促進民治辦法四項」，還有待於「加緊促進地方自治」，「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還需要「充實」「戰時民意機關之組織與職權」；還需要「應請政府……今後用人，務廣攬各方賢能，以力踐『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之遺訓」；還需要「應請政府」「特加注意」「人民諸種自由，當與以合法之充分保障」：好像這個「天堂」裡面還有不少缺憾，需要再求進步似的！倘若這個估計不錯的話，政治上的學習精神，還值得我們熱烈提倡一番。

　　一　世界政治史上的教訓

　　政治上應有學習的精神，才有進步的希望和可能，這不僅是我們的這個「天堂」應該這樣，如果稍稍注意歐美數百年來的政治進化史，便知道世界政治的進步，實靠著政治上努力學習的精神，吸收他國的優點，配合本國的需要，才能向著進步的大道上邁進。例如英國的政治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是英國一六八八年革命的理論領導者（按一六八八年革命為人權與君主的神權之爭，結果人權勝利，英國巴力門決定了它的強國的地位），他主張國家的主權應永遠握在人民的手裡，人民並不是永遠把他們的權力讓給統治者，他們自己仍握著主權的最後決定權，在任何時候，如果他們所建立的政府不能忠實於他們的付託，他們當然有撤換和廢除這個政府的權利，但是洛克的政治理論不僅影響英國，而且對於歐洲大陸也有很大的影響，這就是因為當時的歐洲大陸沒有拒絕學習英國政治革命中的經驗，和我們的「天堂」裡有些人的態度不同！

　　法國的政治哲學家孟德斯鳩（De Montesquieu 1689—1755）就根據他對於英國憲法的研究而建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的學說，在下一世紀的政治史裡有著很大的勢力。接著法國政治哲學家盧梭（Jeau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也從洛克採用了主權和政府應有分別的說法，認為最高的主權仍在全體人民，政府不過是一種引伸出來的威權，要服從握有主權者的人民的意志，不過他進而主張握有主權者的人民應主動地進行社會的工作，對於政府的工作不是僅有被動和靜默的態度：他主張全體人民不但在名義上是統治者，在事實上也是統治者，於是在他的學說裡，民主的意味更為濃厚。法國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人權和公民權的宣言」的觀念，實受到洛克，孟德斯鳩，和盧梭的重大影響，已為政治史上公認的事實。

　　不但歐洲大陸向英國的政治革命學習，美國的政治革命也向英國及歐洲大陸學習。美國的憲法就是根據孟德斯鴻的分權學說，洛克的國家的職務在保障自由和財產的主張，以及盧梭人民應有積極主權的說法。

　　以上只是略舉世界政治史上局部的事實，已足見政治上的學習精神，實為政治進步的重要因素。

　　二　中山先生遺教的昭示

　　其實政治上的學習精神，不必遠求之于歐美的政治進化史或革命史中，即一生為民主政治而努力奮鬥的中山先生，其遺教中也充滿著政治上的學習精神，足供我們參考。例如他在《五權憲法》講演中曾經這樣說過：「三民主義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和美國總統林肯所說的民有、民治、民享，是相通的。」可見他對於林肯所倡導的關於民主的基本原則，是不拒絕採用的。他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演詞中說他對於革命「已經得到了辦法」，這辦法是怎樣得到的呢？他有著這樣的說明：「……至於這些新方法的來源，是本總理把先進的革命國家和後進的革命國家，在革命未成功之前，已經成功之後，所得的種種革命方法，用來參考比較，細心斟酌，才定出來的。當中不完備的地方在所不免，所以還要開這個大會，請大家來研究研究。」可見他對於「先進的革命國家和後進的革命國家」，並不拒絕採用文化的優點，以充實中國的革命方法。

　　他晚年對於俄國的革命黨的組織及其奮鬥的精神，尤深敬佩，認為大有效法的價值。他說：「大家都知道俄國革命在中國之後，而成功卻在中國之前，其奇功偉績，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其所以能至此的緣故，實全由其首領列寧先生個人之奮鬥及條理與組織之完善。故其為人，由革命觀察點看起來，是一個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個革命中之聖人，是一個革命中最好的模範。……我覺得於中國的革命黨有很大的教訓。什麼教訓呢？就是大家應把黨基鞏固起來，成為一有組織的有力量的機關。」他又說：「從前在日本，雖想改組（按指改組國民黨），未能成功，就是因為沒有辦法。現在有俄國的方法，以為模範（注意『模範』二字），雖不能完全仿效其辦法也應仿效其精神，才能學得其成功。」我們從這裡很顯然地可以看到中山先生的政治上的學習精神；他看到「俄國的方法」足為「模範」，便不拒絕「仿效」。（以上引語均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演詞）

　　誠然，中山先生不主張「完全仿效」，所謂「完全仿效」，就是呆板地完全搬到中國來。這當然是不可以而且也是不可能的。所謂「仿效」，當然是指吸取他國經驗中可以適用於中國需要的某些優點，誰都不會主張把外國的制度完完全全照樣搬到中國來。即如中山先生在上文所說的應該「仿效」俄國革命黨的，也只是指它的組織和奮鬥的精神，而中國國民革命所要切實執行的卻是中國的三民主義，而不是俄國的共產主義。又例如俄國的社會革命是采無產階級專政制度，所以行的是一黨政治；中國的國民革命——抗戰建國的偉業，卻應該由全國各階層共同合作努力，而不是由任何一個階級所能包辦，所以在事實上不應一黨專政，而應由全國抗日各黨派在民主方式下共同努力。但是這種種基本上的差異，並不妨礙中山先生所主張的我們可以「仿效」俄國的某些適用於中國的優點。

　　中山先生雖然說過「我們從前以為學到了像歐美，便算止境，那便是不對」，他雖然表示過歐美的政治也有它的缺點，但這不是說我們對於歐美的民主政治中可以適用於中國的某些優點也一概抹煞，拒絕「仿效」，所以他說：「我們現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學歐美的舊東西，要把歐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們政治進步究竟是到了甚麼程度，我們要學他們的最新發明，才可以駕乎各國之上。」（見《民權主義》第六講）既說「要學他們（按指歐美）的最新發明」（按此處指歐美政治），可見依中山先生遺教的昭示，我們指出英美民主國家的某些優點，為中國所應該效法，不但是中國所需要，而且是完全合理的。我們「天堂」裡有些「酒肉和尚」聽了竟大發雷霆，疾呼「不能同意」，這是與中山先生遺教的精神絕對衝突，我們為著中國政治的進步，為著中國政治的光明前途，只得鄭重聲明：「不能同意」！

　　三　但卻不要學錯了

　　就世界政治進化史或革命史的教訓說，就中山先生所留給我們的寶貴遺教說，我們對於政治上的學習精神，都應該有正確的認識，都應該努力實踐，已如上述，但是有一點卻須特別注意的，那就是這裡所說的學習，是指學習「先進的革命國家和後進的革命國家」在民主政治方面值得我們仿效的優點，卻不要學錯了，學到法西斯獨裁國家的種種萬惡的作風！同是學習，對於前者，學習的精神愈充分，國家民族與人民大眾愈受其福；對於後者，學習的精神愈充分，國家民族與人民大眾反而要遭受到莫大的災殃：這真是所謂差以毫釐，謬以千里，心所謂危，不敢不告，邦人君子，其共鑒之！

　　例如我們有極端可以寶貴的三民主義，有極端可以寶貴的中華民國，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切實執行三民主義，來充實這個「民國」，大可不必醉心于什麼「王道帝國」！蔣委員長也曾經鄭重指出：「我們要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這是我們建國運動的總目標。」我們覺得這是完全正確的，但同時我們卻「睜開眼睛」看到黨報上大提倡其「王道帝國」！（見十一月十日《國民日報》）把全國愛國同胞所珍視的中華民國的「民」字，輕輕換上一個「帝」字，再加上日本「帝國」主義者常在我們的淪陷區裡提倡的「王道」形容詞，已經夠令人寒心了，而且又說得那樣嚴重：「我們要建立的帝國，一定是一個王道帝國。……中華民族如果不能建立帝國，就必趨於微弱，恥辱，與滅亡之途！」嗚呼！見「民主」而驚心，聞「帝國」而狂喜，是誠何心哉！但是無論說得怎樣嚴重嚇人，凡屬中華民國的國民，卻不免要異口同聲地歎道：學錯了！學錯了！

　　又例如我們應該學習民主國家對於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的合法保障，而千萬不可學習法西斯獨裁國家摧殘人民民主權利的罪惡。像在法西斯小夥伴的「帝國」裡有所謂「思想犯」，連「耳語」都在嚴禁之列，那是萬萬學習不得的！

　　我們要熱烈提倡政治上的學習精神，但卻不要學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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