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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對蘇聯的態度


  自從英蘇軍事協定成立之後,世界反法西斯侵略陣線日形團結鞏固,蘇聯對於中國抗戰的援助固本其一貫的政策,繼續援華,英美對於中國抗戰的援助,也鑒於中國在遠東地位的重要,加強援華。我們在外交上的任務是要努力促進中國和各友邦的友善關係,密切合作,尤其是對於國土毗連,利害關係更為密切的蘇聯,應該加強邦交,加強合作,使東西反侵略的二大支柱由於邦交的加強,合作的加強,對於反法西斯陣線發生偉大的影響,對於中國民族的徹底解放,也發生更迅速的功效。

  但是很不幸的是對蘇聯的幸災樂禍的言論,造謠誣衊蘇聯的言論,挑撥離間中蘇邦交的言論,仍時常出現於官報或准官報。他們認為中國人必須和他們同樣保持著反蘇的態度,才符合於「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則。他們認為只有和他們同樣造謠誣衊蘇聯,挑撥離間中蘇邦交,才是「中國人」,否則便口口聲聲罵你不是「中國人」,說「你的蘇聯祖國」!他們企圖利用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緒來達到他們在實際上是反蘇的陰謀!

  在三民主義的國民黨所領導下的中國,竟存在著這種畸形的現象,使我們很沉痛地回想到國父中山先生對蘇聯始終一貫保持著最友好的態度,回想到這位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偉大導師,在他的畢生奮鬥中,所遺留給我們的最偉大指示之一的聯蘇政策,回想到他為什麼對蘇聯有著這樣的態度,為什麼對於我們有著這樣偉大的指示。

  一 明確堅定的認識

  中山先生對蘇聯的認識最明確、最敏捷、而且最堅定。當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以後,不久中山先生在上海便打電報去慶祝他們的成功。當時的俄國和現在邱吉爾及羅斯福主張援助的蘇聯,其處境的艱苦和所受的冤誣,實有天壤之別,那時反蘇的人比現在中國的党老爺還要多,造謠誣衊和破壞的聲勢還要大,但是中山先生在那個時候就對於蘇聯不但有了明確的認識,而且有了明確而堅定的認識,並沒有被造謠誣衊及破壞的陰謀動搖了毫末。他明白地指出:「有了俄國革命,世界人類便生出一個大希望。」(見《民族主義》第一講)。當一九二四年列寧逝世的時候,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在廣州舉行,中山先生即用大會名義去電哀悼,休會三日,並在廣州下令下旗三日志哀。

  中山先生是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偉大導師,他的同情蘇聯,他對蘇聯的最友好的態度,他的聯蘇政策,都是由於他深切的認識了蘇聯的立國本質是最同情於弱小民族解放運動的,是努力爭取徹底解放中的弱小民族的最可靠的朋友。他說:「俄國在歐戰的時候,發生革命,打破帝制,現在成了一個新國家,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和從前大不相同。」(見同上)從中國民族解放的觀點看出,他更進一步指出這「和從前大不相同之點」是:「自歐戰以後(指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人自己推翻帝國主義,把帝國主義國家變成新社會主義國家……不但沒有侵略各國的野心,並且抑強扶弱,主持公道。」(見同上)他在同一演講中,再三提及蘇聯「主張抑強扶弱,壓富濟貧,是專為世界上伸張公道打不平的。」「提倡被壓迫的民族去自決,為世界上被壓迫的人打不平。」

  中山先生對於這一點的認識非常明確而堅定。他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廿三日北上途中,在上海丸輪上答長畸新聞記者關於「廣州政府同俄國親善」的詢問,非常坦白而堅決地回答道:「中國革命的目的和俄國相同,俄國革命的目的也是和中國相同。中國和俄國革命都是一條路。所以中國和俄國,不只是親善,照革命的關係,實在是一家。」中山先生一方面指示我們「要恢復民族地位」,一方面也指示我們「要濟弱扶傾」,「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它」。中國的立國原則也是反侵略的,不要侵略他國的。這「都是一條路」的基礎。(中國的民生主義也是要避免資本主義的缺憾,這一點也重要,此處因特重民族的解放與社會主義蘇聯的聯繫,故對此點不詳論。)

  二 誠摯悲壯的遺言

  中山先生明確而堅定地認識了蘇聯立國本質是和弱小民族解放運動有著重大的關係,所以他從中華民族徹底解放的立場,積極主張聯蘇的政策。他臨終時給蘇聯的那封誠摯悲壯讀了令人感動下淚的遺書,對於這一點有著深刻的表現。他劈頭就說:「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刻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他一方面說:「此自由共和國大聯合(按指蘇聯),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的難民將藉此保衛其自由,從此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他在另一方面說:「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通力合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未竟之業……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絆。為達到此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取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爭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這封不朽的偉大遺書,充滿著高度熱情和誠摯熱望的至文,字字血淚,語語精誠,是每一個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所應永遠記取,不能忘懷的。中山先生在這封遺書裡誠然對蘇聯表示了深摯的同情,誠然積極主張親蘇聯蘇,但是中山先生對蘇聯的這種態度,不但不是非「中國人」的態度,而且是最愛中國最為偉大的「中國人」的態度。人們無論如何喪心病狂,對於這樣的態度,可以大罵「你的祖國蘇聯」嗎?但是某些自居中山先生「信徒」的反蘇論客們只須心血來潮,高興反一下蘇,國父遺教在他們是無所謂的。在今日世界反法西斯侵略陣線正在團結起來保衛民主的時候,像中山先生所稱頌的「自由共和國大聯合」的蘇聯,反蘇的党老爺卻把它和納粹德國等量齊觀,在黨報的社論欄公開宣告於天下,說「納粹黨的德國和共產黨的蘇聯」都同樣地「根本上不配談這個問題(指民主)」!(見八月二日香港《國民日報》社論)

  三 友邦的熱烈反應

  但是蘇聯在事實上並不辜負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偉大導師中山先生的期望。蘇聯一方面盡其一切可能保衛社會主義的國家,一方面始終堅守援助為獨立而奮鬥的被侵略國家的原則。「幫助那些被侵略者所侵略,及為他們自己祖國的獨立而奮鬥的國家」,被公開列為蘇聯外交四大原則之一(其他三大原則都是集中於保衛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根據這個原則,日本屢次以訂立不侵犯條約引誘蘇聯,以停止援華為條件,都被蘇聯堅拒,即後來由日本自願向蘇聯低頭所訂立日蘇中立協定,也是由日本收回要求蘇聯停止援華的條件而後才接受的。這種對於中國抗戰的一貫的同情和援助,由蘇聯立國的本質看來,是很自然的。莫洛托夫於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第三次大會報告,就曾經公開宣言:「我們對於中國的態度,是無須我來說明的。史太林同志關於援助已成為侵略的犧牲品和為著自己國家的獨立而鬥爭的民族的聲明,你們大家都很知道的。這完全適合於中國和它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在實際上,我們堅決實行這種政策。」莫洛托夫又在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第七次全會上報告:「至於說到我們與那為自己的生存而鬥爭的偉大民族中國的關係,那末,這些關係,是保存著由《中蘇互不侵犯協定》中所產生的善鄰友誼的性質。」蘇聯在事實上對於中國抗戰的援助,直至今日,還是比任何友邦為多;就是在最近,美蘇援華的供給品也還在源源而來(見路透社七月四日重慶電訊)。在友邦對於中國抗戰抱著這樣的高度熱情和巨大援助之下,對於「偉大民族中國」表示熱烈的崇高的敬意之下,你居然可以看到党老爺在黨報上把蘇聯的反法西斯自衛戰爭比做「烏鴉與鷺鶿的大決戰」(見七月三日香港《國民日報》),有人起來糾正他,他便大罵別人是「烏鴉的子孫」!反蘇的党老爺們對於同情援助中國最熱烈的友邦,處處表示侮蔑的態度,卻自命是出於「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立場,開口閉口罵同情蘇聯的人不是「中國人」,罵同情蘇聯的人是以蘇聯為祖國!其實根據上述的最愛國最偉大的「中國人」中山先生關於蘇聯的指示,他們在實際上都是中山先生的罪人!都是中國的罪人!

  我們對於任何對中國抗戰、對中華民族解放戰爭表示同情和援助的友邦(包括英美蘇乃至印度等等),我們都衷心感謝。我們對於蘇聯的深厚的同情,也是由於蘇聯對我國的深厚的同情。這正是真正的中國人所應有的態度。明白了這一點,反蘇的党老爺們要利用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及愛國情緒來做他們實際上反蘇的煙幕,便不能再發生其欺騙的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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