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近狀與國民革命運動|趙世炎

政治近狀與國民革命運動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軍閥勢力之瓦解

　　正當軍閥武力酣鬥的時候，從軍閥的內部，發生了內訌，自行瓦解起來。這一次奉系軍閥的內部，因郭松齡倒戈反抗張作霖，很淺易的引出了政治狀況的變化。我們首先應當認識的，便是這種時局變化尚不穩定；換言之，即是：反奉的戰爭尚未能達到目的，得到完全的勝利。由郭松齡之反戈，及國民第二軍進兵保定兩件軍事上的現象，所能引出的政治變化，只是：（一）奉系軍閥勢力已弱，從此易於消滅；（二）為奉系軍閥扶持的段祺瑞政府，其人物已鳥獸散，易於推倒；（三）數月來民眾為爭自由，為爭民眾政權的奮鬥，現在得了一個良好的時機。

　　但是軍閥勢力瓦解之原因，並非如一般不以民眾運動為出發點的新聞記者與評論家所解釋。許多的新聞記者說：張作霖為模範之軍閥，張作霖之失敗為軍閥之大教訓。說這樣話的人，既錯于相信軍閥肯以張作霖之失敗為教訓，又錯于不瞭解張作霖之失敗，乃民眾運動所促成，而民眾正應當繼續奮鬥，以完成消滅奉系軍閥及一切軍閥之勝利；這種教訓應當為民眾所有，並非為軍閥所得。郭松齡之倒戈並非一件單純的軍閥內訌的事實，其中包含有許多社會的，亦即民眾勢力的原因與意義。

　　在軍閥自身的利益衝突與行為矛盾，本是一件必然的事。尤以在強大的軍閥之內部，這種衝突與矛盾埋伏最多，爆發最易。但是促起這些埋伏的火線至於爆發的，是社會的原因，是民眾運動的社會勢力。尤以軍閥用武力相搏之時，民眾運動的勢力，更易加以影響。郭松齡反戈所發的通電與其種種自白，便是郭松齡向社會民眾陳訴他們軍閥內部衝突矛盾之所在。郭松齡絕不至於是有所覺悟，有所謂良心之表現，因主張和平而反戈。凡是由郭松齡電報函件中之所謂反對戰爭攻擊張作霖楊宇霆，其骨子裡全是怎樣利益衝突之自白。奉天軍閥是全國的不安和仇恨之中心，全國人民仇恨奉天軍閥的心理，促成反奉勝利之社會的局面。這種局面亦能影響及于軍閥。目前郭松齡以此影響而造成新的奉系軍閥勢力。國民軍，尤其是第一軍，得到這種影響之便利，故能不血一刃不費一彈，而獲對於於反奉戰爭之勝利。

　　軍閥勢力之瓦解是一個必然律。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工作之一——反軍閥的運動，明白地表示著一步一步的有了結果，將至於最後的勝利。

　　三角政局猶在目前

　　三角式的政局，猶暫時存在於民眾之目前。但是此時的三角局式，不同於昔。舊時三角關係的三角勢力——國民軍，直系，奉系——相互的每個勢力都有兩個仇敵。現在的三角關係，則是：國民軍、直系與新奉系，在消滅張作霖的軍事上，暫時不成為仇敵，而在政治上，仍互為仇敵；同時，新奉系與直系，在政治上又較為接近。軍閥自身之變化，是以其利益為轉移的。無論怎樣複雜的內容，但在革命的民眾面前只有一個問題：不利於民眾運動，不合於民眾之要求者，皆民眾之仇，中國的民族之仇！

　　這種三角式的武力所操縱的政局，已迫成為解決北京政權問題之中心。因為左右政權的勢力，尚操之于軍閥的武力之手，故組織尚未完備的北京革命民眾，在十一月二十八九兩日，欲立刻推倒段政府，要求人民政府實現之企圖，沒有得到結果。那兩日的國民大會與示威運動，若只認為是北京的工人學生與市民之一時的政治運動之表現，算是一種錯誤；北京的民眾在當時所提的政治要求，實是全國被壓迫人民之要求。政治問題的中心，本已聚集到北京政權的問題來了。把軍閥官僚的政府，易為人民的政府，這是過分的要求麼？這不是全國人民之一致的要求麼？不過從客觀的情勢，及從結果上看來：一因革命時機之不成熟（即三角形武力之尚操縱政局）；二因民眾組織尚不完備（工人組織較整齊但乏訓練，又遭右派收買流氓與工賊之搗亂；學生組織既欠嚴密，又遭右派之分裂；市民則更無組織，只臨時參加）；三因國民黨右派對於群眾行動之背叛且告密（其詳見後），故結局只成為民眾革命運動一次的雛形，而未能表示出革命時期中民眾運動的積極責任。但是北京民眾代表全國民眾奪取政權的試探，已在國民革命運動中，表示極大的進步的變化了。

　　北京的民眾與全國的民眾，應當乘此政權爭鬥之時，努力於自己的團結，以爭自由的實際工作與軍閥爭鬥，給各派武力以是否容納民眾要求之試探。民眾自己的團結與一致在此時機是比任何事件還重要些的。民眾必須時時保持對於爭取人民政權要求人民政府的聯合戰線之一致，才能得到自身的解放，革命的成功，及對於軍閥之戰勝——從軍閥戰爭的局面裡，得出民眾的勝利。

　　政權屬誰——軍閥？抑民眾？

　　從「五卅」以來的國民運動，並不只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同時亦是反軍閥的運動，綜言之，即爭民眾政權運動。所以「五卅」慘案之結局，我們曾屢次說過，不會是與任何國宣戰的問題，亦不會是什麼外交之勝利，而是需要一場內亂來解決，讓帝國主義在中國所扶助的勢力自己崩壞，最後得民眾政權之勝利，亦即戰勝帝國主義與軍閥之勝利。

　　但是戰爭的局面已到了現在，北京的民眾已起而代表全國民眾意志，做爭取政權的試探；全國的民眾，亦積極起而作政治的及為人民自由的爭鬥。此後的政權將屬誰呢？——仍屬軍閥官僚麼？抑屬民眾？

　　或者在這兩者——一種是舊的，反民眾利益的；一種是新的，革命的——之外，還有第三種形式？抑或即是軍閥分配的同時又有民眾勢力摻雜的——混合的政府？

　　但是民眾之立刻的奮鬥，是為民眾的政權而奮鬥。

　　在段祺瑞政府尚喘息於北京城內時，政權之所歸，有三種的傾向的可能：第一，維持段政府抑或以內閣的形式變相的等於維持段政府——這種傾向在許多的政客工作之中，雖有實現的可能，但因實現這個計劃之主謀者必為國民軍首領馮玉祥。而結果即將使民眾判他對於馮玉祥的政治認識，及對於國民軍的決然態度。簡言之，這種政權形式將為民眾所堅決反對，因為這仍然是繼續軍閥官僚政權，繼續段政府政權，與民眾革命之目的背道而馳。第二，所謂恢復法統與護憲，乃至再把政權當作戲法變，與耍木偶（黎元洪）一般的娛樂之企圖，也一時的表現出這種主張有軍閥政客為之擁護。這種傾向是軍閥欲再蹂躪人民，操演循環政治之私願，更絕對的為人民所反對，決然拒絕，不容使之實現。因此，這第二種傾向雖有表現，成為政權戰鬥中之一面，但缺乏實現的可能。第三種乃是民眾的政權。民眾的政權雖亦有種種的形式；或有左右之別，或為混合的但為目前的目的——從軍閥官僚政府變為國民政府，從軍閥官僚專政變為民主政治，是最基礎的一致的要求。人民的自由得有保障，帝國主義之侵略能有抵抗——在這些基礎的要求上，沒有兩樣。

　　這第三種政權是民眾自己的——自己需要實現的！

　　從長期的運動之結果，民眾已正式走入政權爭鬥之緊急工作中。

　　民眾之目前的立刻的爭鬥，是為政權而爭鬥。如若民眾政權之得實現，即國民革命之完成；如不實現，即尚須繼續為國民革命之奮鬥；如有變相的假偽人民政府之冒替的產生，則民眾仍須繼續其爭自由求解放的運動，揭破一切虛假者面目，同時，在這樣高漲的革命潮流與人民政治覺悟之進步中，任何虛假巧妙的面目均易於為之揭破。

　　政治的實際工作

　　革命的民眾既然不願意再要段祺瑞政府或任何內閣，更痛惡黎元洪重作木偶以恢復所謂法統，便須有自己的實際政治工作。在目前三角的武力形式之下，民眾第一件政治工作，便是要逼迫這些武力，以爭言論結社出版及一切的自由，對於各派武力由試探而決定爭鬥或結合之策略。在民眾的自身，必須更加團結，有集中的組織，鮮明的聚集在革命旗幟之下，時時標示自己政治的主張，提出具體的政治要求。

　　從長期的革命運動之結果已表現在壯烈的中國民族運動歷史上：在國際一方面，帝國主義者已震懾於中國民眾之威，屢次變更其欺騙策略，表示手忙腳亂；同時，各國被壓迫的階級與各弱小民族，已直接表示對我國民眾運動之同情；在國內一方面，軍閥武力之崩潰，已成為顯然的事實，民眾運動能影響武力，使反動的武力至於瓦解，使較進步的武力向於民眾（「五卅」以來民眾運動結果之一，即是使一部分的武力，因反帝國主義而傾向於民眾），這是自辛亥革命以來所僅有的今日的局面。歷史緊靠著革命的進程，中國革命運動之怒潮裡，飄蕩著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垂死之殘命。

　　在目前的最切近的工作中，民眾猶不當忘卻，奉系軍閥之勢力尚未完全撲滅。集中一切政治的與軍事的力量，以先撲滅奉系軍閥，是有絕對必要的。民眾撲滅奉系軍閥之必要，在於：（一）奉系軍閥的自身，是國內最黑暗的最兇暴的勢力；（二）撲滅奉系軍閥，即為撲滅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的勢力及其在全國的勢力之伸長。因此，我們對於新的奉系軍閥的態度，不在於其為反張作霖即判定其政治作用，而在於考察這個新的奉系勢力是否仍為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所役使，驅逐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於東三省及全國之外，是目前反帝國主義切實工作之一。自從郭松齡反戈後，日本帝國主義者已公佈其不必維持張作霖個人之計劃了。這便是說，日本帝國主義最會看風使舵，急急於欲換新工具；同時，亦無異于公開向郭松齡表示可以維持扶助之意。日本的外務省，又公然宣稱所謂對於滿洲事件，暫時無容處置！中國的滿洲疆域之事件，日本帝國主義者可以自由談論所謂處置與不處置，這明明表現日本不肯捨棄東三省權利之意，露骨的顯出日本帝國主義的面目。但是革命的中國民眾要求日本帝國主義立刻收回其對滿洲之野心——「中國屬中國人」！

　　第二件切實的目前政治工作，便是民眾應當逼迫國民軍表現其政治性質，公佈其政治目標。國民軍始終不表示其明確的政治目標或表示太奸滑均是最難令民眾滿意的一件事。同時對於民眾爭自由的接觸又時加阻礙，更足令民眾惑疑。在國民軍自身，應當懂得一個軍隊便是一個政治的團體。革命的武力與軍閥武力之異點在此；國民軍首領現在不能表示其政治意見，便是算不得革命的武力之證。本來自始至今，我們並不曾錯認國民軍已是革命的武力，然而民眾運動所給與國民軍之影響，國民軍應知接受。反奉的戰爭是全國民眾所號召的，但結果在反奉戰爭中，亦不見國民軍之積極作用；奉天軍閥之倒臺，卻是幾個月來民眾自己苦戰奮鬥所造成全國反奉戰鬥，以至其內部瓦解之結果。國民軍的領袖若不覺悟於這些事實，而仍蹈襲取巧謀智之軍閥舊轍，則民眾將易於揭破這些虛偽，而對於國民軍失望。國民軍目前之出路，不與人民結合，便會反對人民，絕無中立之餘地。

　　複次，國民軍自身若沒有統一的聯合的行動，不僅表示這不是贊助國民革命的軍隊，亦且表現絕大的危險，易為敵派軍閥所乘，亦易為民眾所棄。革命民眾與國民軍之聯合戰線，本來即在反奉的戰鬥上；反奉戰爭後國民軍是否真能捍衛革命，贊助人民之自由，實行與人民之聯合，在革命的民眾一方面，正是謹慎看守著的。

　　中國的國民革命將以這許多工作完成後，才能判斷國民革命之勝利。在目前的政治目標上具體的幾件需要便是：國民的政府，人民的一切自由，真正的國民會議，立刻的關稅自主，不平等條約的廢除。

　　工農階級的地位與要求

　　帝國主義者為維持奉張未敗以前的勢力，為破壞反奉的聯合戰線，為恫嚇並要挾中國之軍閥與官僚起見，曾屢次提出共產政府的口號，以為北方反奉戰爭後將有共產政府出現，如他們說慣了的廣州國民革命政府是共產政府一樣——一樣的無賴！在這次北京民眾革命運動中，群眾欲取直接行動向段祺瑞，令之辭職，預先婉告鹿鐘麟不必以軍隊保護執政府本已得其許可，但突然有右派領袖鄒魯林森之「告密」，親謁鹿氏，謂共產黨將組織共產政府，結果鹿鐘麟以重兵保護了段祺瑞，其兵士並曾以槍柄大刀阻攔群眾，引起群眾對國民軍之惡感，又致執政府衛隊乘間得以杠棒石子與群眾鬥毆，卒之深夜無結果而散。群眾革命的一次直接行動，因右派的告密以至於破壞，而破壞的訴詞，不是別的，又是共產政府！帝國主義者與國民黨右派對付民眾之策略是一致的啊！

　　當帝國主義者與右派及一般無識的新聞報紙，在各地宣傳廣州政府乃共產政府，以及北京將組織共產政府之時，中國（各國亦然）的工人群眾在工廠裡，農人群眾在村莊裡，都不禁呵呵大笑！因為，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的工農階級現在並未要求工農政府；工農政府的時期還沒有到；現在並不要求立刻施行無產階級獨裁制，建立為共產主義經濟制度而奮鬥之政權；沒有，並沒有，時機還沒到。中國的工農階級現在正依據科學的共產主義——即列寧主義所指示者而奮鬥，舉行民族革命運動，求擺脫帝國主義與軍閥的侵略與壓迫；為國民革命之先驅，以期完成民族之獨立與自由。數年來，尤其是五卅以來的國民革命運動，已完全證明工農階級之地位與其奮鬥成績。中國共產黨自來不曾號召立刻組織共產政府，但只說主張國民政府並願贊助國民革命政府。偏是共產政府的口號由帝國主義與右派共同聯署提出，豈是共產政府為帝國主義者與國民黨右派所要求的麼？抑或是中國的軍閥與資產階級等自己之要求呢！？這是一個笑話！

　　這件笑話證明的是：帝國主義者與國民黨右派合同破壞中國的國民運動，破壞中國的國民革命。

　　然而中國的工農階級，在國民革命中自有其特殊要求；占國民大多數的工農階級，自然有提出其應有的要求之權利。同時，這些要求也在革命群眾與革命階級要求的範圍之中。第一，絕對的言論結社、出版及一切的（罷工在內）自由，這是民主政治下人人所必需的，工農階級不能例外。其次，工人階級要求立刻頒佈勞動法，使工人的工會合法存在；規定八小時工作制；保護女工與童工；限制中外資本家對於工人之剝削與壓迫；限制危險勞動；講求工廠衛生。農民群眾要求同樣的許可結立團體，為法律所承認；廢除一切苛捐雜稅；嚴禁貪官污吏之勒索與地主及劣紳之敲詐；除國家課稅外，不得苛征雜稅，軍人更絕對不得徵收田地捐稅。工農群眾於政治經濟利益外，還欲得各種的便利，普及教育，求知識的進步。只有這些算是工農群眾之特殊要求，這些要求並不為奢。複次，國民會議的召集，不平等條約的廢除，同樣的也是工農階級的要求；並且工農階級在前線上，抵死的為這些目的與一般革命群眾合同奮鬥。

　　總結的說起來，工農階級在總體上也就是要求一個國民政府，要求革命民眾的政權。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不能在工農階級之外還有主張。因此我們並不曾聽見中國共產黨號召組織工農政府，或共產政府，而號召的是國民政府且提出這種具體切實的革命口號於最先。不過即使國民政府為中國資產階級與大商人（買辦階級）所不要求，甚至深惡痛絕不齒於口，而工農階級終於要求奮鬥到底。這正是數年來，尤其是「五卅」後，工農群眾聯合革命的知識界，學生群眾，小商人群眾，對帝國主義與軍閥所苦戰酣鬥的。這亦正是中國共產黨過去迄現在的政策之主旨。

　　（原載《政治生活》第59期，署名：士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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