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案解決與段祺瑞政府|趙世炎

滬案解決與段祺瑞政府

　　（一九二五年十月七日）

　　段祺瑞敢於封閉上海總工會，敢於壓迫各地的民眾運動，自然也敢於違背民族利益解決滬案。自從奉系軍閥在各地幫助帝國主義者屠殺民眾，自從段祺瑞下令鎮壓愛國運動，喪權賣國損害民族利益的滬案解決辦法，早已由段政府與其外交部預備好了。現在列強所提的對滬案之意見，段政府的外交部之答覆態度是欣然承諾，「可表贊同」。列強所提意見既然可以表示贊同，所謂滬案重查的駁複。當然不過是一種官樣文章，段政府現在欲求得帝國主義者之歡心，並求己身政府地位之鞏固，無論什麼事都可以作，對於滬案之解決，當然是可以為所欲為了。

　　舉國力爭的滬案，現在看看快要被段政府賣去，用以換得他的政府地位之長久。段政府經營這一樁買賣，與他經營的金佛郎案一樣：在金佛郎案解決之前，段祺瑞用方法買得各方面鉗口不言；在現在滬案快要解決以前，段政府與奉系軍閥先壓迫了各種的民眾運動。段政府的機智巧妙，置全國人民於掌握之上，任意玩弄。目下滬案之解決看看成熟了，列強對滬案重查悍然舉行，外交部對未重查前之列強照會已欣然承諾，贊同一切辦法。國內輿論在此時只知道悲呼外交的失敗，還沒有看出滬案實已解決，民族利益已受損害，還沒有看出這種解決是段政府的計劃，還沒有看出英日帝國主義勝利的可怖，更沒有看出美國帝國主義「華盛頓會議政策」之復活。

　　為什麼現在滬案之失敗，帝國主義對中國之勝利，又算為「華盛頓會議政策」之復活呢？自五卅運動發生後，帝國主義者對付中國的方法有兩種方式：一是武力干涉，一是華盛頓會議的政策。使用前一種方式的，自然是英國。現在英國帝國主義的武力干涉政策，也並未有完全拋棄，尚積極的採用於對付廣東革命政府。主張華盛頓會議政策的，自然是美國帝國主義者自己，關稅會議與司法調查，都明明表現華盛頓會議政策之復活。滬案的重查是美國帝國主義對英日帝國主義之協調行為，美國委員為重查的委員長，為此種協調行為之領袖。關稅會議是日本所反對的，因為日本與中國經濟關係最為密切，出入口稅受影響最大，尤以棉紗產業最受打擊，本不是日人所願意的。所以日本帝國主義者對關稅自主問題特別注意，派出侵略中國之老將日置益為關稅會議代表，日本的資產階級與舉國的報紙，紛紛起而討論日本帝國主義對於關稅會議應持之態度。在現在的國際形勢中，特別是在歐美帝國主義對東方的策略中，英國是受美國所牽制，在共同的利害上，英國不能不贊同美國的政策。同時，在太平洋上利害的關係上，日本又不能不牽連英國以制美國。美國帝國主義利用英日帝國主義在中國受打擊的時機，慨然而出，以關稅會議為號召，英國起而首先贊成，日本亦不得不以贊成的態度，急起應付。這便是「華盛頓會議政策」復活的前因與後果。

　　段祺瑞政府現在的地位，自然適宜於「華盛頓會議」的帝國主義政策之下生存。借關稅會議以鞏固政府地位乃至取得未來的大總統資格，這自然是段祺瑞惟一的可走之路。重查滬案以至毫無損失的解決滬案，這自然是帝國主義者與段政府已有的契約。中國的民眾決不要幻想段祺瑞最初對於滬案之激昂表示，就忘卻現政府仍是帝國主義的工具。段祺瑞能以錢接濟上海罷工工人，亦能授意軍閥邢士廉封閉上海總工會。所以損害民族利益之滬案解決辦法，在已將民眾運動壓迫平靜之時，段氏可以悍然執行。滬案之解決與段氏政府之存在相連，沒有依照帝國主義提議之滬案解決辦法，便沒有可以繼續存在的段氏政府。帝國主義與軍閥政府之關連如此，沒有革命的民眾政權之勝利與取得，自然說不上外交之勝利與不勝利。現在的輿論只是外交失敗了，其實中國還有外交可言麼？對於這樣現狀還不能認識麼？代表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的心理，實未免太不革命，太懦弱啊！

　　中國的無產階級及大多數的革命群眾，實不承認滬案之失敗，尤不承認民族革命運動潮流之低落。中國的工人階級現在只發現階級之分化，資產階級對帝國主義之投降，與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群眾之潰散。但是這種分化與投降或潰散，並不足以絲毫動搖中國的民族運動。中國民族仍然是革命的。帝國主義、軍閥與資產階級之違反民族利益的一切行為，只是促成大多數民眾革命的條件。解決滬案與向中國民眾進攻，是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必然策略。但是滬案解決現狀之悲憤可恨，正是中國民族運動怒潮不致低落的客觀條件。中國革命的興起由帝國主義者與軍閥自己促成，段祺瑞政府的倒塌亦由段祺瑞政府自身的行為所驅使。

　　（原載《政治生活》第54期，署名：士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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