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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


  年初 國民軍趕走奉系軍閥李景林後進駐天津。代表北方區委,常駐天津,領導天津的党與工運工作。

  1月1日 出席天津各界在南開召開的國民大會,歡迎國民軍與出獄工人學生代表,反對日本進兵南滿。會後進行了示威運動。

  1月6日 在《政治生活》第63期發表文章,祝賀北京總工會正式成立,天津總工會重新恢復。他說,工人們「終於將自己團結起來,做自身利益的奮鬥,為國民革命努力的工作」。「我們謹以十二分的敬意,貢獻慶祝的熱忱!」

  1月21日 在天津地委舉行的紀念列寧逝世兩周年活動分子大會上,作《列寧的生平與列寧主義》的報告。

  1月25日 參加在天津召開的党的活動分子大會並作報告,蘇聯領事參加。

  同日 創辦以天津總工會《工人小報》社名義出版的日報《工人小報》,在《本報出版祝賀工友》的發刊詞中寫道:「祝賀工友們快快團結,大家都起來團結,組織工會,各廠有各廠的工會,各地有各地的總工會,一齊團結在中華全國總工會旗幟之下。」本刊的任務是「擁護工人的利益,擁護工人的團結」。

  1月 因兼職太多,宣傳和職工運動工作繁重,區委決定調劉伯莊接任中共北京地委書記,使其有更多的精力指導北方地區的工農革命運動。

  3月12日 日本帝國主義直接派出軍艦援助奉系軍閥,製造了大沽口炮轟國民軍事件。

  3月16日 日本帝國主義藉口國民軍破壞了《辛醜條約》,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無理要求國民軍迅速撤離大沽口,停止反日行動,並糾集《辛醜條約》各簽字國公使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揚言將以武力解決。消息傳開後,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怒。

  3月17日 趕回北京向區委和李大釗彙報情況。正好趕上北方區委開會研究這天北京發生的血案。當天下午各團體代表分別向國務院和外交部請願,要求政府駁回八國最後通牒、驅逐日本駐華大使出中國,遭到軍警毒打,五六人受傷。區委決定連夜分頭發動群眾參加次日在天安門召開的國民大會。

  3月18日 清晨,參加中共北方區委召開的緊急會議,討論國民大會和遊行示威的準備工作,和陳喬年、蕭子璋、劉伯莊等在會上分別報告群眾發動情況以及群眾隊伍的組織、大會的佈置、擬訂的口號和標語、遊行行進路線等具體問題。

  同日 和李大釗、陳喬年等一起到天安門參加國民會議,反對八國最後通牒。北京市140多個團體共5000多人參加大會。會後群眾高呼口號,前往鐵獅子胡同,向執政府請願。趙世炎和李大釗、陳喬年等一起參加示威遊行。在執政府門前,軍閥衛隊突然向群眾開槍,打死47人,傷150餘人,造成三一八慘案。人群走散後,趙世炎又回到現場作了些善後工作才回區委。

  同日 出席李大釗主持召開的區委擴大會議,在會上詳細敘述了傷亡情況和善後處理工作。李大釗提出保護黨團組織和進一步發動群眾與軍閥鬥爭的辦法。決定由趙世炎找顧孟餘商議,用國立8校職員聯合會名義發電抗議。

  同日 晚,在北京大學第一院主持召開党、團支部書記聯席會,傳達中共北方區委的決定。

  3月19日 回到國民軍撤退後奉系軍閥重新佔領、形勢惡化的天津,不顧個人安危指導群眾運動,安排已暴露的同志撤離。安排王文正等幾名工人幹部到蘇聯駐津領事館做保衛工作,以便於聯絡。趙世炎化名依壁也夫,在京津唐地區堅持地下鬥爭。

  3月末 到唐山檢查工作。對唐山地委的同志說:唐山這個地方有煤礦工人、有鐵路工人、還有紗廠工人,工人運動很重要,一定要堅持鬥爭,要經常到工人中去,和他們保持密切的聯繫,現在是白色恐怖,要注意隱蔽組織,保存力量。

  4月10日 在天津寫《天津民眾的不幸和教訓》的通信,16日在《政治生活》第73、74期合刊上發表。文章指出:「國民軍在政治上是處處失敗的,其原因不僅由於國民軍不懂得政治,且因民眾有政治主張而國民軍不能服從履行。」天津民眾的不幸也就在於日本帝國主義在直隸「占最高統治權」。

  4月中旬 作為中共北方區委的代表赴廣州參加第三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

  4月25日 寫出《白色恐怖的北方反動政局》一文,揭露奉直兩系軍閥與日英帝國主義勾結,在北方造成了反動的恐怖政治。但是,目前由帝國主義與軍閥自己建立的白色恐怖的局面,乃是真正的革命的催生符,民眾應不畏強暴,有計劃、有組織地繼續國民革命的浩大工作。文章於5月8日在《嚮導》週報第152期發表。

  5月1日至12日 在廣州出席第三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參加對各種提案的審查。會議期間,認真閱讀文件,瞭解代表意見。

  5月13日 寫出《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之經過及其結果》的報道文章,在30日出版的《嚮導》週報第155期發表。認為這次大會是「集合全國工人階級之領袖與戰士的大會議」。這次大會是「中國自有勞動運動以來」,在工人階級本身的歷史裡,「要算最重要最有意義了」。

  5月末 由廣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彙報勞動大會情況。他說:這次會議開得很好,中國的產業工人空前團結。會議揭穿了工賊的分裂陰謀,提高了工人的覺悟,壯大了革命隊伍。中共中央為加強對浙江地區黨組織和上海等地工人運動的領導,任命他為中共江浙區委組織部長兼上海總工會黨團書記;其後又任軍委書記。

  5月30日 和汪壽華指揮六萬余人在南京路上舉行五卅周年遊行示威。

  6月2日 出席中共江浙區委全體委員會議,會議決定趙世炎負責區委組織工作。區委書記羅亦農說:「黨派世炎同志到上海來,是為了加強江浙地區的工作。」

  6月3日 在《嚮導》週報第156期發表《「五卅」紀念運動之教訓與上海民眾之責任》一文。認為民眾方面的教訓,主要是「團結尚未一致,運動尚不廣大」,「未能完全估計敵人的勢力,在事前稍有畏縮的狀態」,「組織尚不廣大,宣傳工作尚不深入群眾」等。但是,今年的五卅紀念運動畢竟是一個表示上海民眾力量的運動,表示經過戰鬥的上海民眾,「仍有積極的革命的要求」。

  6月18日 中共上海區委全體委員會議宣佈,區委新任命正式委員為:羅亦農、汪壽華、趙世炎、莊文恭、尹寬、張佐臣、顧順章、郭伯和、賀昌九人,候補委員五人。

  6月19日 撰寫《上海最近的罷工潮》一文,分析上海工人在五卅周年後發動經濟大罷工的真實原因,「是目前混亂的中國時局,使工人感受生活的困苦,而一般資本家又向工人反攻所造成的」,有力地揭露了帝國主義和資本家剝削壓迫工人的罪惡。同時指出:工人的利益,「只有工人自己的工會和工人自己的政黨來擁護。工人的政黨就是帝國主義者、軍閥、資本家等所反對嚴拿的『赤化』黨——即共產黨」。該文在23日的《嚮導》週報第159期發表。

  6月26日 上海總工會被軍閥當局以「煽動罷工」的罪名封閉。各產業、各區工會紛紛發表啟事:堅決擁護上海總工會,仍接受上海總工會領導。

  6月27日 撰寫《再論上海的罷工潮》一文,揭露軍閥當局封閉上海總工會,用威力壓迫工人的所作所為,申明「上海總工會光榮的歷史,堅固的基礎」,「任何強暴的帝國主義者與兇惡的軍閥」都不能動搖。上海工人的罷工並不因總工會被封閉而停止。文章在6月30日的《嚮導》週報第160期發表。

  7月2日 出席中共上海區委全體會議。會議決定出版《教育雜誌》,作為區委的機關報,負責編輯。

  7月7日 在《嚮導》週報第161期發表《三論上海的罷工潮》,對淞滬警察廳封閉上海總工會的事件作了詳細的評述,指出:工人心目中的總工會是封閉不了的。

  7月13日 出席中共上海區委主席團會議並指出,「總工會機關未正式整理,沒有好的組織,基層人員太少」,「改組後要行點德謨克拉西」。

  7月21日 在《嚮導》週報第164期發表《四論上海的罷工潮》,說明工人罷工重要原因有三個:一是工人工資太少,米價高漲,物價亦貴,工人生活太苦,不能支持;二是工廠待遇太不好,中外各廠時有打罵工人,濫罰工人,甚至打死工人之事;三是工人沒有絲毫的政治自由,工人的集會結社和言論受到干涉,甚至逮捕監禁。

  7月23日 出席中共上海區委全體會議,發言指出,上海工運工作「太偏於紗廠,以後要注意市政工人」。

  7月26日 在中共上海區委活動分子大會上,作《組織問題與支部工作》的長篇報告,詳細論述了組織工作在党的建設和活動中的重要性,提出「一切工作歸支部」。強調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的進程中,必須「站在一切革命群眾的領導地位」,因為它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亦即領導中國工人與貧農及一切受壓迫民眾革命的最高參謀部。

  7月 出席中共中央擴大會議。

  8月15日 在《嚮導》週報第167期發表《五論上海的罷工潮》,針對資本家對工人罷工所採取的反攻手段,指出:「假使資本家一致運用這一策略,只怕反是促成本月(八月)份更多更大罷工的條件」,「上海的罷工運動,亦將由經濟性的變為政治性的了」。

  8月17日 上午9時,和羅亦農、莊文恭、汪壽華、賀昌、尹寬等出席中共上海區委主席團會議,討論市民運動和上海工潮問題。在會上發言:對和平運動過去宣傳做得不合體,以後我們不妨進一層主張。在工潮中,要趕快打走狗,上海內外棉九廠工潮的解決仍要各廠援助,甚至罷工。

  8月20日 出席中共上海區委主席團會議,決定通過組織特別委員會領導日商內外棉紗廠罷工。委員會由趙世炎、羅亦農、汪壽華、李立三、項英等五人組成。

  8月24日 上午9時,和羅亦農、汪壽華、尹寬等召開中共上海區委主席團會議,討論對孫傳芳的態度、小沙渡問題和秘密工作問題。提出對孫傳芳的態度,不妨由各社會團體起來說話。

  8月26日 在《嚮導》週報第169期發表《六論上海的罷工潮》,指出:在帝國主義和資本家的壓迫下,上海有組織的工人決不屈服。

  8月 和夏之栩在上海結婚。同時將此事寫信告訴姐姐趙世蘭,並說到自己的戀愛觀:「一個共產黨員結婚,應以同志為對象,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志願,不能因為父母之命而勉強結合,這樣雙方都會痛苦。」

  9月3日 和羅亦農、賀昌等出席中共上海區委主席團會議,討論軍政形勢、各種鬥爭及黨的策略、路線。提出因罷工委員會被封,現在群眾非常消沉,對工會很失望,「要經過一次流血暴動使資本家害怕」,「仍進行各界調停方法」。

  9月7日 晚上21時,和陳獨秀、羅亦農、汪壽華、項英討論軍政形勢、碼頭工人及日廠工潮問題。提出:「這次紗廠罷工,就是沒有黨的工作,發生許多弊病,這二天把黨的工作整頓,就有效力。我覺無論在任何緊要時期,非著重黨的工作不可。」

  9月17日 出席中共上海區委全體會議,在發言時根據罷工鬥爭的情況,提議「把各方面罷工趕緊結束,來多做些黨內工作,頭腦要冷靜一些。」

  9月20日 中共上海區委成立市民委員會,羅亦農主要負責,成員有江壽華、賀昌、趙世炎。

  同日 在中共上海區委召開的各部委書記和各工會負責人日紗廠工潮批評會上,作了《日紗廠罷工的經過和教訓》的總結報告,針對罷工失敗的原因提出:今後工作一定要整頓黨與工會的組織;要尊重党的指導權。

  9月23日 上午11時,和羅亦農、汪壽華出席中共上海區委臨時主席團會議,討論農民運動及党的整個工作。提出:「上海工作,可畫一總的圖畫,完全要以黨為中心,上總也如此,尤其是C.Y.,使黨的力量大起來。」

  9月25日 在《嚮導》週報第172期發表《七論上海的罷工潮》,宣佈:從6月到8月,上海工人罷工者,前後達20萬人。

  9月底至1927年3月 以主要精力參與組織領導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經常到工人中訓練武裝糾察隊。

  10月5日 在《教育雜誌》第1期發表《最近政治狀況與工作》,分析北伐以來的政治形勢,強調必須集中党對職工運動的指導權。

  10月12日 和羅亦農、汪壽華、莊文恭等參加中共上海區委臨時主席團會議,討論夏超的動態和上海暴動的醞釀,提出:「要設法壯虞(洽卿)之膽,告以民眾願為後盾。此外我們自己確要好好預備一下。」可讓步改組後援會;宣傳醒獅派的罪惡,不必硬去拉他們出來。

  10月15日 和羅亦農、汪壽華、賀昌、郭伯和、余澤鴻、陳比難、鄭複他出席中共上海區委全體會議,作組織工作報告。指出:「我覺黨外在民眾方面,在數星期前因北伐軍勝利,工人都很興奮,現在孫(傳芳)實際失敗,我們要有好的宣傳,給市民、工人以孫敗後的準確目標。在內部,在黨的下級機關,都要上級黨部給他們以孫失敗後的辦法」。

  10月17日 中午,和羅亦農、王若飛、尹寬、莊文恭、江壽華參加中共上海區委臨時主席團會議。會議決定武裝起義總指揮為羅亦農,設工人自衛團指揮處。

  10月18日 和羅亦農等出席中共上海區委特別活動分子會議,在會上闡述行動大綱並提出上海的工作方針:擴大工人運動,發展黨員和國民黨左派。提出:市民起來奪取政權,政權給保安委員會,工人可不參加,完全讓他們組織商人政府。

  10月19日 上午10時,和賀昌、尹寬、莊文恭出席中共上海區委主席團會議,在會上報告罷工暴動的準備問題。指出:上海第一次武裝起義發動的時間,要看夏超進兵情況而定;此運動不能樂觀,要特別注意秘密工作;我們內部秘密總指揮為李震瀛,中共上海區委秘密接洽為羅亦農、趙世炎和汪壽華;「失敗後的預備和勝利後的舉動都待討論」。

  10月24日 上海工人數百人在党的領導下,為推翻軍閥統治舉行武裝起義。但因夏超潰敗,這次武裝起義於24日晨遭到軍閥孫傳芳鎮壓。起義失敗,起義領導人等十余人被殺害。

  同日 下午16時,和羅亦農、賀昌、江壽華、王若飛、彭述之、尹寬、李震瀛出席中共上海區委臨時主席團會議,在會上分析了起義失敗的原因,指出「這次行動不免幼稚」。並說:「我們必做第二個暴動,究為何時,從今天起天天觀察。」

  10月25日 在《教育雜誌》第2期發表《江浙之變化與其前途》一文,系統分析了這次暴動的原因和積極意義,指出這次暴動是「初步嘗試」。

  11月6日 上午9時,和莊文恭、江壽華、羅亦農、李震瀛、賀昌、王若飛等出席中共上海區委主席團全體會議,討論九江攻下後上海暴動問題。會議決議,組織方面由羅亦農多負責軍事,趙世炎「負黨的責任」,李震瀛負責工會,汪壽華多管外交。每天接洽處在中共上海區委。

  同日 下午16時,中共上海區委各部委黨團書記召開特別會議,討論政治宣傳、武裝問題及總同盟罷工的佈置問題。會上提出:這次軍事完全是黨的系統,各部委要負完全責任。

  同日 晚23時,和陳獨秀、羅亦農、尹寬、賀昌、汪壽華、王若飛、彭述之、鄭超麟、李震瀛出席中共上海區委主席團特別會議,討論對上海運動目前的策略、區委內部組織分工等問題。

  11月12日 和羅亦農在中共上海區委召開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報告東南軍政形勢、上海自治運動及暴動問題,趙世炎報告的中心是:「認定暴動是經常工作」。

  11月16日 上午9時,和莊文恭、汪壽華、羅亦農、李震瀛、賀昌、王若飛等出席中共上海區委主席團全體會議。會上決定區委正式組織軍事委員會,主任趙世炎,委員鐘汝梅。

  11月30日 和羅亦農、汪壽華、賀昌、李震瀛出席中共上海區委主席團會議,提出工會工作,現在是哪方面努力點,就成績好一點,「以後上總對於各方面的關係,各產總有產總與上總接洽,各區域由代表會與部委職工委員會發生關係,一方面直接與上總發生關係。」

  12月6日 和羅亦農、汪壽華、賀昌、唐鑒、林鈞、劉榮簡等出席中共上海區委特別市民公會黨團會議,討論黨團組織、對市民公會的策略及市民公會組織大綱。

  12月7日 出席中共上海區委全體會議,作組織工作報告,指出:「黨的工作上第一個困難,最感人力之缺乏。」建議党的組織應逐步擴大。

  12月17日 出席中共上海區委全體會議,作長篇發言,分析當時的政治形勢,指出:必須警惕國民黨的叛變,否則「就預備受國民黨的壓迫」。對資產階級「一方面要聯合戰線,一方面思想上的鬥爭不能放棄」。還指出,「江、浙問題最重要的為農民運動」。

  12月28日 出席中共上海區委主席團會議,在會上發言:「蔣介石要浙江,目的在擴大勢力」,宣傳時不要使群眾對他太「有依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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