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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書辨偽的工作尚未成功，接著又出現了一批一批的偽今文。有的由於自己已經成名，或者是為要有更多量的作品罷，便用低價收買未名作者的稿子，裝上自己的名字，再高價的賣出。有的由於自己接近編輯先生，把朋友的沒有出路的稿子，增刪一次，便算為自己的創作。
「文剪」「文抄」的諡法，在現在看來，究竟還有點冤枉的。章實齋說：「文士務去陳言，而史筆點竄塗改，全貴陶鑄群言，不可私矜一家機巧也。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於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體述而不造。史文而出於己，是為言之無征；無征，且不信於後也。」這是文與史的分別，也是述與作的分別。無論什麼，贗品是不在此列的。
作偽一事，也許就是中國人的創作罷，遠些可看姚際恒的《古今偽書考》，近些顧頡剛曾有輯錄《辨偽叢刊》的企圖。
不過古時的偽書和現在的贗品，卻也有個分別。古時的偽書，都以自己的作品算是前人的作品，為的是想「托古重言」。現在則都以同時別人的作品派為自己的作品。這固然是古今的一大變革，給「人心不古」論者以強有力的佐證，同時也可看到今人作偽的技術，實在不及古人的巧妙，而是每況愈下了。因為古人援引前人，已死去的前人，死人是不會講話的；而今人則抹殺同時的今人，今人沒有古心，他是會提起訴訟的。可見要想作偽，也得取法乎古。首先就要涵養一顆古心。
不過古人的作偽雖巧妙，但因古人在當時畢竟也是個生人，所以書中往往吐露生氣，而被後人發覺出來，指摘為偽，這在作偽者是意料不到的。
另一方面，既然不能根本廢名，則辨偽的工作，還是要的，而且，辨偽究意是一件不經濟的事，與其麻煩於後，不如及早做一番今文辨偽的工作。
原載《人間世》1934年5月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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