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生涯回憶辦《南京人報》_張恨水

辦《南京人報》

　　我雖然討厭上海，我的生活，卻靠了在上海發表文字，要離開上海，而又不能離得到交通不便的地方去。於是我臨時選擇了個中止地點——南京。南京除了到上海很近，到故鄉也很近，而尤其可以住下的，是朋友很多。

　　我在南京住下兩三個月，除了寫稿子，只是和朋友談天。而我對於南京，又有個不好的印象。在很早以前，歐美人士就預算出來了，一九三六年，將是世界大戰年。當時德意日軍事力量的瘋狂發展，正吻合了這些預言。以南京首都所在，人才薈萃，對於這個說法，應該有所感覺。可是南京士大夫階級，很能保持「六朝金粉」的作風，看他們的憩嬉無事，不亞於上海，我又想走，但我向哪裏去呢？國內找不著桃花源，而我又需要生活，正徘徊躊躇著，老友張友鸞君鼓勵我在南京辦一張小型報。不過他比我還窮，錢是拿不出來的，只能出力。這時，我私人積蓄，還有四五千元。原來的打算，是想在南京近郊買點兒地，蓋幾間簡陋的房子，住在鄉下，錢是夠了的，就因為我對南京已不感覺興趣，這計劃沒有實現。這時據友鸞的計劃，在南京出一張小型報，一切印刷條件在內，開辦費只需三千多元，我盡可拿得出來。我原來還是有點兒考慮，經友鸞多方的敦促，我見獵心喜就答應了。

　　經過兩個月的籌備，我約共拿出了四千元，在中正路租下了兩幢小洋樓（後來擴充為三幢），先後買了四部平版機，在《立報》鑄了幾副鉛字，就開起張來，報名是《南京人報》。讀者在報上或尚可看到《南京人報》消息，就是那家報，不過勝利以後，我為了和陳銘德先生北上辦《新民報》北平版，我以最大的犧牲報答八年抗戰的友誼，把《南京人報》讓給友鸞去辦了。現在的《南京人報》與我無關，附帶一筆。

　　辦《南京人報》，猶如我寫《啼笑因緣》一樣，震撼了一部分人士。這報在不足一百萬人口的南京市，出版第一日，就銷到一萬五千份。我當然賣老命，張友鸞君和全部同人（我們那個報，叫夥計報，根本沒有老闆），沒有一個人不使出了吃乳的力氣。我那時的思想，雖還達不到「新聞從業負有其報的程度」，可是全社的人，多少分一點兒錢，我卻是白盡義務，依然靠賣稿為生。我並不是那樣見利不取的人，因為有個奢望，希望報業發達了再分紅，自己做誅心之論吧，乃是「欲取姑予」，不過「予」的數目很可笑罷了。除了印刷部是照其他報社一律待遇，總編輯才拿四十元一月的薪水，副社長支薪一百元，還編一個副刊，又寫一篇小說。普通編采人員，月支二十元。請問，我怎忍心要錢？但這點與同人共甘苦的精神，把《南京人報》辦得如火如荼，讓許多人紅眼。我並非賣瓜的說瓜甜，我這點經驗，覺得還值得介紹出來，可見窮辦報也未嘗辦不好。

　　我在《南京人報》，除了管理社務，自編一個副刊，叫《南華經》。自寫兩篇小說，一篇叫《鼓角聲中》，寫著受日本人威脅的北平。一部就是近乎武俠小說的《中原豪俠傳》。我寫這篇武俠小說，不諱言是生意經。但我對武俠小說的見解，已如前文，所以這篇《中原豪俠傳》，更寫得近乎事實。而是以辛亥革命前夕河南王天縱的故事做影子，並請劉亢先生每日插一幅圖。出乎意料，這篇小說比《鼓角聲中》還叫座，我倒是聊可自慰的。除了這些，我每日還自寫許多散文和一篇故事新聞，所以每日直到夜深三時才回家。我這種苦幹，博得許多朋友幫忙。例如遠在北平的張友漁兄，無條件地給我寫社論。一度盛世強兄在北平和我打長途電話，也是義務。而張萍廬兄編了一年的《戲劇》，只拿了一個多月稿費，令我至今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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