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看(51)_張愛玲

五一

　　一個是上海小報作者的長篇連載，出單行本，我記性實在太糟，人名書題全忘了，只知道是個胖子，常被同文嘲罵「死大塊頭」——比包天笑晚一二十年，專寫上海中下層階級。這一篇寫一個舞女嫁給開五金店的流氓，私戀一個家累重的失業青年，作為表兄，介紹他做賬房，終於與流氓脫離預備嫁他，但是他生肺病死了。這樣平淡而結局意想不到地感動人。此外北方有一本寫北大一個洗衣女，與一個學生戀愛而嫌他窮。作者姓王。又有個大連的現代釵頭鳳故事，著著都近情理，而男主人翁洩氣得誰也造不出來，看來都是全部實錄。

　　社會小說在全盛時代，各地大小報每一個副刊登幾個連載，不出單行本的算在內，是一股洪流。是否因為過渡時代變動太劇烈，虛構的小說跟不上事實，大眾對周圍發生的事感到好奇？也難說，題材太沒有選擇性，不一定反映社會的變遷。小說化的筆記成為最方便自由的形式，人物改名換姓，下筆更少顧忌，不像西方動不動有人控訴誹謗。寫妓院太多，那是繼承晚清小說的另一條路線，而且也仍舊是大眾憧憬的所在，也許因為一般人太沒有戀愛的機會。有些作者兼任不止一家小報編輯，晚上八點鐘到報館，叫一碗什錦炒飯，早有電話催請吃花酒，一方面「手民索稿」，寫幾百字發下去——至少這是他們自己筆下樂道的理想生活。小說內容是作者的見聞或是熟人的事，「拉在籃裡便是菜」，來不及琢磨，倒比較存真，不像美國的內幕小說有那麼許多講究，由俗手加工炮製，調入罐頭的防腐劑、維他命、染色，反而原味全失。這彷佛是怪論——

　　在西方近人有這句話：「一切好的文藝都是傳記性的。」當然實事不過是原料，我是對創作苛求，而對原料非常愛好，並不是「尊重事實」，是偏嗜它特有的一種韻味，其實也就是人生味。而這種意境像植物一樣嬌嫩，移植得一個不對會死的。

　　西諺「真事比小說還要奇怪」——「真事」原文是「真實」，作名詞用，一般譯為「真理」，含有哲理或教義的意味，與原意相去太遠，還是腦筋簡單點譯為「真事」或「事實」比較對。馬克．吐溫說：「真實比小說還要奇怪，是因為小說只能用有限的幾種可能性。」這話似是而非。可能性不多，是因為我們對這件事的內情知道得不多。任何情況都有許多因素在內，最熟悉內情的也至多知道幾個因素，不熟悉的當然看法更簡單，所以替別人出主意最容易。各種因素又常有時候互為因果，都可能「有變」，因此千變萬化無法逆料。

　　無窮盡的因果網，一團亂絲，但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可以隱隱聽見許多弦外之音齊鳴，覺得裡面有深度闊度，覺得實在，我想這就是西諺所謂the ring of truth——「事實的金石聲」。庫恩認為有一種民間傳說大概有根據，因為聽上去「內臟感到對」（「internally right」）。是內心的一種震盪的回音，許多因素雖然不知道，可以依稀覺得它們的存在。

　　既然一聽就聽得出是事實，為什麼又說「真實比小說還要奇怪」，豈不自相矛盾？因為我們不知道的內情太多，決定性的因素幾乎永遠是我們不知道的，所以事情每每出人意料之外。即使是意中事，效果也往往意外。「不如意事常八九」，就連意外之喜，也不大有白日夢的感覺，總稍微有點不對勁，錯了半個音符，刺耳，粗糙，咽不下。這意外性加上真實感——也就是那錚然的「金石聲」——造成一種複雜的況味，很難分析而容易辨認。

　　從前愛看社會小說，與現在看紀錄體其實一樣，都是看點真人實事，不是文藝，口味簡直從來沒變過。現在也仍舊喜歡看比較可靠的歷史小說，裡面偶爾有點生活細節是歷史傳記裡沒有的，使人神往，觸摸到另一個時代的質地。例如西方直到十八九世紀，僕人都不敲門，在門上抓搔著，像貓狗要進來一樣。

　　普通人不比歷史人物有人左一本右一本書，從不同的角度寫他們，因而有立體的真實性。尤其中下層階級以下，不論過去現在，都是大家知道得最少的人，最容易概念化。即使出身同一階級，熟悉情形的，等到寫起來也可能在懷舊的霧中迷失。所以奧斯卡．劉易斯的幾本暢銷書更覺可貴。

　　劉易斯也是社會人種學家，首創「貧民文化」（culture of poverty）這名詞，認為世代的貧窮造成許多特殊的心理與習俗，如只同居不結婚，不積錢，愛買不必要的東西，如小擺設等。這下層文化不分國界，非洲有些部落社會除外。他先研究墨西哥，有一本名著「五個家庭」，然後專寫五家之一：「桑協斯的子女」（「The Children of Sanchez」），後者一度醞釀要拍電影，由安東尼昆、蘇菲亞．羅蘭飾父女，不幸告吹。較近又有一本題作「拉維達」（「La Vida」），是西班牙文「生活」，指皮肉生涯，就像江南人用「做生意」作代名詞。寫玻多黎各一個人家，母女都當過娼妓，除了有殘疾的三妹。作者起初選中這一家，並不知道這一層，發現後也不注重調查「生活」，重心全在他們自己的關係上。其間的「恩怨爾汝來去」也跟我們沒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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