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恨傾城小團圓(54)_清秋子

五四

　　1951年，上海市文化局戲劇編導學習班招生，蘇青前去報名，但沒有被錄取，後由夏衍出面才被批准。

　　學習班畢業後，她被分到由尹桂芳任團長的芳華越劇團工作，為配合「三反」、「五反」運動寫了幾部劇本，都未獲成功。

　　後來，她又改編了郭沫若的《屈原》，於1954年5月首演，反響甚好。該劇在參加華東戲曲會演時，佳評如潮，演職員獲獎的甚多，可她這個編劇，卻因為「歷史問題」未能獲獎。後來，由她編劇的《寶玉與黛玉》在京、滬連演三百多場，創下了劇團演出的最高紀錄。這是她在解放後最輝煌的一個時期。

　　其後，厄運突然降臨。她在改編歷史劇《司馬遷》時，曾寫信向復旦大學教授賈植芳討教。不料，在1955年胡風事件中，賈植芳被打為胡風分子，公安機關在賈家抄家時，發現了蘇青的信，蘇青就此被打成胡風分子，被關進上海提籃橋監獄也有人認為，蘇青被捕是受潘漢年、楊帆案牽連。

　　1957年蘇青被「寬大釋放」，回到劇團無事可做，只能去看劇場大門。1959年芳華劇團遷去福建，蘇青不願跟去，遂被安排在黃浦區文化局下屬的紅旗錫劇團當編劇，兼做配角唱戲，同時還要負責字幕，工作相當辛苦。其時，她也配合形勢寫過《雷鋒》、《王傑》等劇目，但毫無影響。

　　1966年文革爆發，蘇青被抄家批鬥，同時被錫劇團辭退，生活無著。後來，總算被黃浦區文化館收留，1975年退休，每月領退休工資43.19元。

　　蘇青晚年極為淒涼。她原住在市區瑞金路，環境簡陋，要與鄰居共用廚房、衛生間，且經常受鄰居欺負。無奈之下，便與郊區一戶人家調換了住房，以求安寧。

　　在漫長的歲月中，她與已離婚的小女兒李崇美和小外孫三代人，住在一間10平方米的房子裡，相依為命。

　　晚年的蘇青身患多種疾病，基本斷絕了與外界的往來，唯與王伊蔚老大姐抗戰前《女生》雜誌主編。有所過從。她在致老友的最後一封信中說：

　　成天臥床，什麼也吃不下，改請中醫，出診上門每次收費一元，不能報銷，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麼人也不通知。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花落人亡兩不知」的時期也不遠了。

　　人到此時，方知生之艱難。若回想起當年對冰心的無情挖苦與調侃，怕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吧？

　　1982年12月7日，蘇青去世。終年69歲。病危時，她很想再看一看《結婚十年》，但家中沒有這本書。

　　蘇青死後兩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了《關於馮和儀案的複查決定》，稱：「經複查，馮和儀的歷史屬一般政治歷史問題，解放後且已向政府作過交代。據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將馮逮捕是錯誤的，現予以糾正，並恢復名譽。」

　　上世紀80年代末期，隨著張愛玲的被「發現」，蘇青也被挖掘出來，《結婚十年》等舊作大量印行。可惜這轟轟烈烈的熱鬧，她是看不到了。

　　——無須多說。以蘇青的命運作參照，張愛玲遵照母親的勸告去了香港，是沒有錯的。

　　在當時，張愛玲並沒有燃眉的危機，且已有夏衍這樣強硬的庇護者，出走，只是出於一種遠見。

　　「惘惘的威脅」，是張愛玲內心深處永遠的結。

　　——她解不開。也許是一生也解不開。

　　所以，只有告別上海。

　　【20、和胡適一道凝望赫貞江】

　　張愛玲這一別，是徹底告別了中國文化的土壤，要在異國的大地紮下她精神的根了。

　　如此的風險，她怎麼就敢去嘗試？她內心究竟有何等深重的創傷，才迫使她如此決絕？

　　難道是她把倔強的母親當成了榜樣？

　　——命運已壞到不能再壞，再來一次破壞性的大挪移，也許就會好起來？

　　那艘傳奇式的「克利夫蘭總統號」，是應該寫進中國現代史的。在那激蕩變幻的歲月裡，它不知把多少中國名人運往了美國；同樣，也不知把多少中國名人運回了祖國。

　　船是在舊金山入境的，審核張愛玲身份文件的海關人員，是一個矮小的日裔青年。張愛玲的身高，本是英制的五尺六寸半，結果他寫成了六尺六寸半。

　　愛玲感到好笑，這真是一個「弗洛伊德式的錯」。她想原因是——「我瘦，看著特別高」，而那日本人生得太矮，自卑的情結導致了筆誤。

　　如果換算成公制，張愛玲也就是一米六八多一點，而日裔小夥子給她寫成了將近一米九九！

　　這真是錯得令人恐怖！張愛玲直到晚年還記得這趣事。

　　這支小小的插曲，難道是個兆頭嗎？——美國看不清楚她，她也看不清楚美國。

　　入境之後，張愛玲在舊金山稍事停留，就乘火車直奔紐約。在那裡，有一個人在等著她——是炎櫻！

　　炎櫻此時已移居美國，在紐約做房地產生意。她性格開朗，適應力強，到哪裡都不愁有碗飯吃。

　　紐約，這是資本主義文明的集大成所在，摩天大樓如林而立，摩登氣息迫人而來。「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這咒語式的詩句，不知寫出了多少人的悲歡。

　　在紐約，拂面不冷是香風。

　　但張愛玲似乎對這香風無動於衷，她歡喜的，就是能見到炎櫻了。一開始，愛玲就住在炎櫻的家裡，她們還是手挽手地去逛街、吃東西，一如當年在香港、在上海。

　　她還想見一個人，那就是胡適。

　　1949年4月，胡適脫離政壇，從上海也是乘「克利夫蘭總統號」到了美國，開始了他寞落的閒居生涯，閉門謝客，一心考證《水經注》。第二年，夫人江冬秀也來到紐約。

　　50年代初的那些時日，臺灣海峽兩岸都容不得他。他所主張的杜威式的自由主義，在臺灣不受蔣氏父子的待見；在大陸，他的思想體系更是被批得體無完膚。

　　這位早年的「五四」新文化領軍人物、抗戰時期的駐美大使，現在只能蟄居在紐約東城81街的一幢小公寓中。

　　胡適晚年沒有多少錢，日子過得清苦，以至請不起傭人，自己學會了做家務。他常對晚輩友人感歎：「年輕時要注意多留點積蓄。」

　　雖然他榮膺了幾十個美國大學授予的博士學位，又是在哥倫比亞大學讀過書的，但在美國謀職也很困難；直到1950年5月，胡适才在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謀得一個管理員職務，兩年後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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