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鬼·妖·人》序_曾卓

《仙·鬼·妖·人》序

　　俞汝捷先生的《仙·鬼·妖·人——志怪傳奇新論》是一本具有獨特學術價值的著作。

　　志怪傳奇無疑是中國文學史的組成部分。只因我國傳統的文學觀念是將經世致用的功利性放在首位，這兩種文體雖擁有眾多的讀者，卻從未進入正統文學殿堂，沒有得到學界應有的重視。直到本世紀二十年代，以魯迅先生所著《中國小說史略》和所編《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以及汪辟疆先生校錄的《唐人小說》為標誌，探討的空氣始日益展開。一般的研究者包括一些有影響的文學史著作在論及志怪、傳奇時，大都強調的是作品對當時社會生活的反映，並據此評價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從文體角度來研究其審美特徵的，汝捷這一著作還是開創。

　　從文體上看，從志怪、傳奇直到《聊齋志異》，自有一條日臻成熟的發展軌跡。志怪作為初創期小說最重要的文體樣式，雖然有一定的藝術價值和社會學的認識意義，但還顯得粗陋。

　　傳奇則如魯迅所說，是我們的祖先「有意為小說」的開端。它曾與律詩並稱為「一代之奇」；即用現代的「小說」概念去衡量，也已大致相符。志怪和傳奇各有其興盛時期，而後又相繼走向衰微。清初出現的《聊齋志異》乃將兩種文體的優長熔為一爐，創造了文言小說的又一個高峰。用著者的話說：「《聊齋志異》正如一道燦爛的回光，照亮了志怪傳奇暮色蒼茫的原野。」

　　在這一著作中，著者明晰有序地理出了一條文體演進的脈絡，說明了其興衰嬗遞的過程與原因。譬如，對志怪被傳奇所取代這一現象，他就結合唐代的政治經濟背景、唐人的精神需求和審美心理，分析了志怪對主體的種種不適應：人們在政治相對穩定、經濟相對繁榮的局面下，追求今生現世的幸福，不再像志怪那樣，把希望寄託于仙境、來世，寄託於因果報應。

　　人們要求小說具有更豐富的內容、更曲折的情節，不再滿足於志怪的「粗陳梗概」（魯迅語），只是作為簡單雷同的宗教例證。

　　人們對詩美的要求空前高漲，而志怪則缺乏詩情……所以，傳奇這一生機勃勃的新文體也就自然地「以對現實生活的擁抱、對藝術形式的講究和對詩情畫意的追求」，取代了自魏晉以來志怪在小說領域的主流地位。當然，傳奇也吸取了志怪中于它有用的主題、題材、技巧手段。如著名的《枕中記》、《南柯太守傳》、《櫻桃青衣》，便都明顯地取材於志怪作品《焦湖廟祝》，只是各自作了極大的再創造，形成了三部傑出的傳奇小說。

　　以上只是聊舉一例。本書對文體嬗變的各個環節都有所闡釋，諸如志怪如何彌補神話的不足，又如何實現正統外的繁興，傳奇如何受到古文、詩歌的滋潤，其作者的審美自覺如何在競爭的空氣中得到培養，後來又如何受到詞的衝擊，受到來自話本的強烈挑戰，如何試圖複振，等等問題，著者都作出了周密而清晰的回答。

　　著者指出：「文體的生命決定于它對創造主體和接受主體的適應力。」我們大致可以看出這一立論所包含的主要意思：一、一種文體的審美特質系由創造主體的思想意識、審美情趣

　　所決定；二、創造主體和接受主體之間是相互影響的；三、主體的思想意識和審美情趣並非憑空產生，不僅與時代背景、社會思潮息息相關，而且受到一時的社會風尚和其它文藝體裁的影響；四、文體的嬗遞不是簡單的拋棄，新舊之間總有某種繼承、發展的關係。著者正是立論在這樣的基點上，探討文體的演變過程的。

　　在引導讀者沿著文體的軌跡跋涉的同時，著者又讓我們在志怪、傳奇的作者們的精神世界遨遊。這是本書更主要的部分。

　　他分析了志怪、傳奇、《聊齋志異》文體形式的不同和內容重點的差異，但是他說：

　　作為獨立發展的體系，從志怪到傳奇再到《聊齋志異》，又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的、一以貫之的審美特徵。最突出的，就是不以寫實、再現為唯一目標或主要目標；作品顯示的不是或不僅是真實的社會生活，而是或更是作者真實的內心生活，是主體人格、情操、信仰的表現，是一個幻想和寄託的國度。

　　著者認為這一小說體系與重寫意、重抒情、重表現的傳統詩畫的審美意境頗為相通。在上引他那段話中，雖然對志怪、傳奇的寫實功能、再現機制留有餘地；分析具體作品時他也或多或少地談到志怪、傳奇對社會生活的真實呈示；但他主要的立足點和著力點則在強調作品所表現、所流露的主體的內心生活。從這一新的視角的切入，就為志怪、傳奇的研究拓寬了領域，並與再現說互為補充。

　　志怪、傳奇、《聊齋志異》的作者通過作品所表達的幻想和寄託，也只能是一個時代社會思潮的投影，受到歷史的限制，也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汝捷通過對具體作品的感受和分析，窺視作者的意識、下意識或潛意識，探察其內心世界，同時也注意到了由此折射出的時代人文心理。從他的闡述中，我們看到了古代人渴望幸福的種種表現：或嚮往長生不老，或仰視神仙境界，或夢想世外桃園，或歌頌堅貞的愛情，或讚揚俠義的壯舉……我們也領會了他們對所認定的善的熱愛，對所認定的惡的憎恨。幻想任意翱翔，起飛點還是現實的基地。寄託難免虛誕，反映的卻是壓抑的人性。人們正是通過幻想和寄託使感情得以宣洩，精神得到安慰。

　　著者給《聊齋志異》以極高的評價，認為「宋明以來，白話通俗小說的蓬勃發展使一切志怪傳奇均無法與之抗衡，《聊齋志異》乃以偉大的成就與《儒林外史》、《紅樓夢》鼎足而三，毫無遜色地站在了清初小說的領袖位置上。」但他對那偉大的成就的評述，也不是重複人們常說的作品如何反映、揭露官場的黑暗、科舉的弊端、婚姻制度的不合理；而是透過故事表面的恢詭荒誕，結合蒲松齡的身世，剖視作家的內心。他強調《聊齋志異》是「孤憤」之書，其中相當多的作品是對作者自身價值的肯定，有時甚至是悲劇性的肯定；有的作品特別是愛情題材的作品則是一種自我慰藉。當然，蒲氏的內心生活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特定時代、特定階層的烙印。他的悲哀，他的不平，他的自負，他的夢想，實際上也是那個時代許多如他一般潦倒落拓的書生的共同心理。

　　正是從重表現的審美觀出發，著者還就西方現代派小說與中國志怪傳奇小說的相近、相趨之處作了六點比較和闡述，即主體的頑強表現、主題的哲理意蘊、色彩的怪誕離奇、接受的間離效果、夢境的明喻暗示、文風的簡潔樸實。這裡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課題，當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和興趣。不過，這恐怕也是一個需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這本書中的立論基礎，是對中國藝術精神和文論的把握。

　　著者具有多方面的藝術素養，富有審美能力；又有嚴謹的治學態度，認真閱讀了大量材料。他接受了不少前人研究的成果，又有獨立思考的精神。由於是從一個新的視角來切入志怪、傳奇的研討，因而就有許多新穎獨到的見解。其中不少是睿智的，但或許有的論點也會引起異議。在開創性的研討中，這是難免的，勇於說出一得之見總比墨守成規要好。

　　還值得一提的是，這是一本學術著作，但文風卻如此親切。論述大問題時舉重若輕，明晰清暢；探討具體作品時又舉輕若重，擘肌析理。筆墨則是一派清新灑脫，有如好的散文，讀來毫無枯澀之感。

　　汝捷先前從事小說美學和風格學的研究。他在《青年文學》雜誌上開闢的「小說之美」專欄（後結集為《小說二十四美》一書，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和臺灣淑馨出版社分別出版簡、繁體字本），以其新穎獨特而受到文藝界廣泛的重視和讀者的歡迎。近幾年來，他又從事小說史文體範疇的研究，這本「新論」

　　是其成果之一。我讀後寫了如上一點感想，權作序。

　　1991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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