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記荻帆_學達書庫

記荻帆

　　荻帆在送給我的他的兩本詩選集（《布穀鳥和紫丁香》和《鄒荻帆抒情詩選》）的扉頁上，分別寫了兩句話：「這裡面有我們友誼的回顧。」「它將喚起你青春的回憶」。當我翻讀這兩本詩集時，的確感到了親切和溫暖，回想起許多往事。1940年，我在重慶南岸一所中學讀書。放暑假了，無家可歸，生活成了問題。老朋友朱文堯告訴我，田一文和鄒荻帆在復旦大學的一個小鎮上租了一間小屋，可以去找他們。田一文是我在武漢的老熟人。

　　鄒荻帆則不認識，但知道他是一位有名氣的詩人。當時我正在詩壇上起步不久，能夠結識他當然是很高興的。復旦大學在北碚。我身上的錢不夠買一張從重慶到北碚的輪船票，也出於一種浪漫的情緒，我決心沿著嘉陵江步行去。頂著烈日，太熱了就跳到江中游游水，當天走了六十裡，到了土砣鎮，已經疲累不堪。還剩下三十裡，我不能繼續走了。

　　我在搬遷到土砣的求精中學找到了一個過去的同學朱朝升（他現在是有名的電影剪輯師），他招待我吃了晚餐，留我在他宿舍裡擠住了一夜。第二天，天朦朦亮，他送我去搭木船，當天早晨到了北碚，在一間只有兩張窄床和一張破桌的小小的土屋裡，找到了田一文。還有一個穿著已經泛白的黑襯衫的青年正埋頭在破桌前寫什麼，我猜到那就是鄒荻帆。田一文為我們作了介紹。鄒荻帆走過來和我熱情地握手。當他得知我還空著肚子時，立刻邀我到一家小店去吃油條、豆漿，掏空了他身上所有的錢。

　　我們一見面就熟悉了起來，共同生活了一個多月。我就在他們的小土屋裡用木板搭地鋪。伙食則是在復旦大學的食堂裡頂著暑假離校的同學的名額混飯吃。當時我們是那樣窮困，而那又是怎樣令人難忘的快樂的日子啊。

　　一些愛好文學的復旦大學的學生常來找荻帆、一文談天，漸漸熟悉了起來。在那間小土屋裡的小油燈的暈黃的微光下，舉行過一次小型的詩歌朗誦會。十多個人將那間小房擠得滿滿的。荻帆用他那帶著濃重天門腔的普通話（他一生都沒有能改變他的鄉音），朗誦了艾青的《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與會者中間有幾位女同學，其中有一位使荻帆傾心，後來終於成了他終身的伴侶。我、荻帆和他的女友「小絲」常常在一起，在大石橋上，在通向北溫泉的一片桑樹林中，在嘉陵江邊，我們談詩、談生活、談自己的經歷、談理想……荻帆高興起來就在石階上大跳自編的黑人舞，我有時就高唱自編的「騎士歌」。我們就這樣度過了一些美麗的時光。

　　抗戰前，我在當時著名的刊物《文學》和《中流》上，就讀到過他的詩。那時他還不滿二十歲。由於知道他也是湖北人，所以另有一番感情。我特別喜歡他抗戰初期發表在《七月》創刊號上的一首小詩《江邊》，充溢在那裡面的對祖國深摯的感情使我感動。我認識他時，巴金先生已為他出版了三本詩集：《在天門》、《木廠》、《塵土集》，同時還有不少詩作在報刊上發表，是當時很活躍的青年詩人之一。《在天門》和《木廠》由於暴露了舊社會的黑暗，一出版就受到反動派的查禁。他家鄉的黑幫人物還揚言，他再返回天門就要打斷他的腿。

　　抗戰開始後不久，他就參加了以臧克家為首的第五戰區文化工作團，出入於烽火戰地。後來又轉到金山、王瑩領導的第二演劇隊。他演過《放下你的鞭子》中的青年，我簡直懷疑他的天門腔的普通話，觀眾怎麼能夠聽得懂。不過，他人概更多扮演的是日本鬼子和群眾甲乙之類，那倒是沒有什麼問題的。1940年，他輾轉來到了重慶，想奔赴延安，和我多次商量過這個問題，也找過一些關係，但由於種種原因，主要是由於當時的政治形勢，沒有能夠如願。為了找一個可以棲身的地方，他考進了復旦大學。

　　東北籍的詩人姚奔原就在復旦大學念書，冀汸、綠原、馮白魯後來也先後進了這所學校。我則在這所大學當過幾個月的小職員，被迫離開後，又在北碚一家小劇團裡當過一陣子演員。這群年輕人都是流亡的學生，主要的收入就是靠一點微薄的稿費，但窮困絲毫沒有損害他們歡樂的心情。他們經常相聚在一起說說笑笑，打打鬧鬧。他們也常嚴肅地談論時局，熱烈地討論詩。他們對詩的追求是在對理想的追求的光照下面。他們渴望有一片自己的園地，這樣就靠募捐的方式籌集到了很少數一點經費，創辦了《詩墾地》叢刊。後來，靳以先生又在他編的《文群》副刊上為《詩墾地》定期出專頁。

　　《詩墾地》當然是以荻帆為核心的，因為他的年紀較長，而且在詩壇上是已有一定影響的。但每一期以致每一篇稿件，都通過了大家七嘴八舌的、有時是面紅耳赤的爭論，荻帆並不濫用他作為主編的權威，而是以他親切、公正的態度和他的美學眼光來說服眾人的。他也非常注意發現和團結更多的作者。這就使《詩墾地》不止是一個同人性質的刊物，而且擴大了隊伍。《詩墾地》的創刊是在皖南事變後不久，進步文藝受到極大的摧殘，由於它的政治傾向，也由於它具有一定的藝術風格上的特色，所以受到了讀者的歡迎。可惜只出了六期，就被迫停刊了。

　　1943年的春天，我在重慶已無法立足，不得不遠走貴州，在一個荒涼的小城中生活了一段時期。臨行前，幾個熟識的朋友都有詩送我，在《詩墾地》上出了一個專輯。荻帆寫的是《給C·T》。在最後一段，他寫道：……

　　這邊
　　將有旌旗舉起
　　將有時代的聲音澎湃
　　你將捲土重來

　　後來我的確又「卷土重去」了重慶，我與荻帆又長談過幾次。當時，他已不復有幾年前的那種單純的歡樂的心情，嚴峻的現實使他更加成熟了起來，他說我們都應該踏踏實實地生活，認真做一點事。不久，他就去了成都。一直到抗戰勝利後，我們先後回到武漢，這才又有了經常見面的機會。當時荃麟和他的夫人葛琴，肩負著黨的使命，在武漢開闢工作。荻帆常邀我去看望他們，1946年的10月19日晚上，在荻帆工作單位的地下室裡，秘密地進行了一個魯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會。到會的人數不多，大都是可信任的文藝青年，而會議的氣氛嚴肅，荃麟和荻帆都講了話。在武漢，以荻帆為核心，又先後創辦了《北辰詩叢》第一輯《沙漠的喧嘩》和《荊棘文叢》第一輯《大江日夜流》。團結了不少本地的進步作者，並在荒涼的武漢文藝界吹起了一陣清新的風，這兩個叢刊都只出了一期，就被反動派查禁了。

　　1948的春天，荻帆被迫離開武漢，到了香港。從他來信中，知道他一直在為生計奔波。後來在一家飛機修理工廠做工，生活才比較安定，然而工作是夠繁重的。但他一直沒有放下他的筆。我收到他寄來的一本自費印的詩集《惡夢備忘錄》，都是時事諷刺詩。同時我也在報刊上讀到了不少他抨擊反動派黑暗的統治，歌頌新的時代、新的人民的詩。

　　我和他再次見面，已是在解放後的北京了。他在外事部門，工作異常繁忙。他說，現在應該認真寫一點東西了。但我也感到了他在寫作中的某種苦悶的心情。他覺得應該唱出這個時代的壯麗的歌。

　　1953年，在全國第三次文代會上，我們幾個老朋友又得以聚會了。那與當年我們在北碚時相聚的情況當然有所不同。這是我們所嚮往的新的中國。我們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工作崗位。而且，我們已都不復年輕了。但是，沒有想到，在兩年以後，我們都在一陣突起的巨大的波濤中沉沒，彼此都失去了聯繫。只有荻帆，在經過了一年多單獨隔離反省後，僥倖地得以恢復了工作的權利。我注意收輯閱讀他的作品，但無法寫信給他，不瞭解他的具體的情況。

　　1962年的夏天，意外地，他出現在我面前。原來，他是陪外賓來武漢，打聽到我的住所，抽空來看我的，並約我一道到了兩處公開的場合。在我當時的處境下，他這樣做是容易惹是非的，他不會不明白這一點。他一如既往那樣親切地對待我，只簡單地問了問我這幾年的生活狀況，要我乘機多讀一點書，也不要放下筆。他回北京後，又寄來了他剛出版的長篇小說《大風歌》。幾年以後，就是那一場攪亂了全國的「大革命」。我在「牛棚」中，幾次有人來向我調查他的材料。從外調者的嚴厲的態度和偶而吐露出的幾句話中，我知道荻帆的日子也不好過……

　　陽光終於又照到祖國大地，1979年9月，我到北京去。這是我二十多年後第一次又到北京。在荻帆家中，幾個老朋友又得以聚在一起了。荻帆拿出了即將發表在《詩刊》上的我的幾首詩的清樣，那是他不久前來信要我寄他的。我拿著那一份清樣，有著比幾十年前第一次發表作品時更激動的心情，那是我在艱難的歲月中唱給自己聽的歌，決沒有想到會有發表的可能的。而且，當時我的問題還沒有處理，現在卻將以一個「人」的身份出現在讀者面前。

　　那以後不久，荻帆在一封來信中告訴我，他剛發表的一首長詩中，有我的影子。我將那首詩找來看了，那寫的是另一個形象，但我深感到他的友情。後來我又讀到他的三首《致詩友》的詩，是分別寫給冀汸、綠原和我的。給我的那一首的題目是《拒絕》，那後兩段是：

　　想江邊不復是那樣月色，思念之樹常青——
　　你還是那少年的影子？
　　我知道波浪已卷上你的頭額，浪花已濺上你的髮絲。
　　但是波浪並沒有吞沒你，勝利者的笑是把悲哀拒絕於門檻外，江水有情，明月有意，為我們歌難忘的真理之曲！

　　這裡有懷念，也有期望。這幾年來，每次見面時，荻帆總是勸我少搞一些雜務，多寫一點東西，他總是以親切的，有時是輕描淡寫的語氣談的，唯恐傷害了我。我不僅感覺到故人的殷殷之情，也感到那含蓄的責備的份量。他本人的表現就是對我的最有力的批評。他一直擔任著具體的工作（前年一場大病後才離休），寫作都是業餘進行的，他每天四時就起床寫作。這十年來，大江南北，戈壁大海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和歌聲。他隨身總是帶著一本厚厚的記事本，聽到的、看到的和想到的，隨時都記下來。這十年，也就是他進入老年以後，是他發表作品最多的時期。

　　兩年多以前，我得到他患心臟病的消息。這使我很難過。幾封從北京的來信都說他的情況不佳。1984年12月，我去北京開作協四次代表會。與會的許多朋友都想去看他，但唯恐有礙他的健康，被辭謝了。只有幾個老朋友在1985年的元旦到他家又一次聚會。我們約好不在他面前談他的病，只稍坐一會就出來。但獲幟不讓我們走。他已過了危險期，只是還很虛弱，臉瘦削，說話的聲音極其低微。我們要他到隔壁房去休息，他堅持要坐在那裡聽我們談話，並提出要和我們一道照相，說是：「再……再留一個紀念吧……」。

　　但奇跡的是，他幾個月後就恢復了健康，到武漢參加了「黃鶴樓筆會」。日程安排得很緊，他還是黎明即起，埋頭疾書，創作了許多作品，而且，他不聽勸阻，不讓人攙扶，去攀爬峭壁陡坡。那以後，他又多次在外奔跑。由於已經離休，他的寫作時間更充裕了。除了寫詩以外，他有一長篇小說已經完成了初稿。而今年，他已年屆七十了。

　　荻帆是我青年時代的友人，是我的兄長，在詩歌道路上，有好長一段時期是他攜著我的手幫助我前進的。當我回顧這幾十年來的生活時，都會想到他，感覺到他友情的溫暖。我沒有敢展開我的記述，那將會太長了。但我還必須提到一點，就是他為人的樸質和真誠，他在大城市裡生活了很久，又多次出國訪問，但他的身上始終有著鄉土的氣息。不僅對老朋友，就是對一般的熟人，對年輕者，他都熱情誠懇地相待。凡是接近過他的人，都可以證明這一點。

　　1987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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