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遲來的悼念

遲來的悼念

　　——懷伍禾

　　從一位友人寄來的羊城晚報的副刊《花地》上，讀到了在《詩人伍禾十五周年祭》的標題下刊登著的紺弩前幾年寫的追念伍禾的三言詩，和賀蘇、周敏新寫的悼詩。我的心感到沉重。真是歲月如流，伍禾離開我們已經有十五年了。我早已應該寫下我的悼念，卻一直拖延著沒有動筆。這些年來，如果要寫哀悼的文字，那是不止兩篇、三篇的。我都沒有寫。不是對於戰友的忘情，而是我想逃避，不願讓自己又一次沉入哀痛的心情中。但我也並不能得到心的安寧，每一念及他們，就感到愧疚和不安。特別是對於伍禾，以我們的友誼，不應該默無一言，而且他是在那樣悲慘的情況下去世的，身後又是那樣地寂寞。友人將關於伍禾的悼詩寄來，當是好意。我卻從中感到了無言的責備：「難道你不應該寫點什麼嗎？」是的，我應該寫一點什麼，雖然，只能是簡短的……

　　抗戰以前，當我還是一個初中學生，剛剛開始在報紙的副刊上投稿的時候，已經知道伍禾的名字，他當時在武漢已經是一個頗有名氣的詩人了。我沒有機會結識他。抗戰期間，他在桂林為一家文藝刊物編詩。我在重慶。他寫信來約稿，這樣我們開始了通信。我們見面是在一九四四年的冬天。在國民黨軍隊的湘桂大撤退中，他和妻子聶碧蓮帶著一個不足一歲的嬰兒，在極其艱困、危險的情況下，到了重慶（他在《抗戰文藝》上發表過一篇文章記述逃難途中的情況），在一家從桂林遷來的出版社工作，名義上是經理。但那出版社的工作人員就只有他一個，除了編輯之外的一切事務：校對、跑印刷廠、發行……以至勤雜，他都必需擔當起來。

　　我當時住在重慶郊區，每當進城時，就去看他。出版社在一個小小的木板樓上，而那裡也就是他的家了。在堆滿書、紙型和雜物的空隙中，有一張床和一張破舊的三鬥桌。他熱情地接待我，但難得安靜地坐下來，往往是一面和我談天，一面處理著出版社的工作或是家務。他的工作繁重，做每一件事又都極其認真，因而就異常忙碌。而生活是清苦的，他沒有時間寫稿，靠一點微薄的工資負擔一個家。有幾個友人認為他得到的待遇不大公平而憤憤。我卻從來沒有聽到過他的怨言。他說：「一切為了事業……」他常常滿懷喜悅地將他們出的書給我看，讚揚著那些作品。我們交往密切起來是在武漢。

　　抗戰勝利後，一九四六年夏初，他脫離了那家出版社，回到了武漢。我不久也回到了武漢。他主編一家報紙的副刊《長江》。我則從葛琴手中接編大剛報的副刊《大江》。我們都住在武昌，經常見面，談天、談大局，也交換一些工作上的意見。有時，兩人一道過江到漢口發稿。

　　那幾年，正是解放戰爭時期，在國統區，進步的文藝運動已經被反動派扼制得近乎窒息狀態。在武漢，更是一片荒涼。而伍禾所在的那家報紙是國民黨的省報。他是在「虎穴」裡工作，處境就更為險惡。

　　然而，在他所編的副刊上刊登的作品，大都是反映了現實生活、表達了人民的情緒和願望的。當然，他常常受到警告，友人們有時也勸他不要「赤膊上陣」。有一次，他對我說：「是的，應該注意策略。但退讓只能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內。否則，編這個副刊還有什麼意義呢？冒一點風險，也是必要的。現在做什麼工作能不擔當一點風險呢？除非躺下來睡大覺。」他在一則編後記中寫道：當千軍萬馬奔騰在幾乎是一整個亞洲大陸的時候，當壯健的騎者在冒死犯難用生命創造歷史的時候，我們卻伏在一個靜如死水的斗室中，吮筆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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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壯健的讀者無需祝福，更何況「北風吹斷馬嘶聲」。我的親愛的友人，能發光麼？一點螢火，一支燭光，一把炬火，都好都好，請把這個瑰奇的時代照得通明！

　　他工作的那間小廂房，是名副其實的斗室，用他自己的話說：「像棺材那樣狹長，而且比棺材大不了多少的」斗室。他坐在紙窗前，埋頭在破舊的條桌上，他的心和「壯健的騎者」的心一同跳動。而且，他呼喚友人們做螢火，做燭光，做炬火，來照明這個瑰奇的時代。——我們應該想到，他是在那個黑暗的年代裡，在刀槍劍戟叢中，這樣來公開宣告自己的心情和希望的。

　　而同時，他也注意在文學創作上抵制那些不良的傾向。當時氾濫成災的黃色文化當然是為他所厭惡的，而他也不滿意於那些主觀公式主義的作品，那些顧影自憐的感傷主義的作品，那些淺薄的樂觀主義的空洞的叫喊……而對於真正從生活中來的，反映了現實生活的真實的作品，雖然在技巧上比較差，他卻樂於推薦給讀者。他堅持的是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以來的現實主義傳統。

　　伍禾不止一次地對我談到雪峰同志的一句話：做任何工作，即使看來是小小的工作，都應該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的精神，伍禾正是以這樣的精神來做副刊編輯工作的。他認真閱讀來稿，發現了一篇較好的作品就異常高興，他用毛筆一絲不苟地和分散在各地的作者們寫信。他聯繫了一些知名的作家，如聶紺弩、駱賓基、鄒荻帆等，而更多的是年輕的作者，如田野、蘇汜、何鐘辛、葛珍……他對他們進行了具體的幫助，為他們的成長付出了心血。

　　在當時當地，《長江》受到許多傾向進步、要求進步的讀者的關注和愛護也正是必然的。伍禾正是從讀者中，從「聲氣相投」的作者中汲取了力量，從對自己工作意義的認識，從對人民、對時代的責任感中汲取力量的。他在艱危的處境中，在清貧的生活中，勤勞地而且是樂觀地工作著。誠然，《長江》上面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大作，即使從當時整個鬥爭的形勢看，《長江》所起的作用和影響也是有限的。然而，它曾經團結了一批作者，它曾經照亮了黑暗的一角，它曾經溫暖和鼓舞了許多讀者的心……武漢終於解放了，全國終於解放了。我們在不同的崗位上，各自忙於自己的工作，能夠暢談的機會不多。偶爾見面，感到他心情健旺，身體也比過去好了。而且，在生活上也開始擺脫了貧困。

　　沒有想到，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我們都被捲入了一陣突然而來的旋風中。我們完全被隔絕了。兩年後，我才知道原來和他在一起工作的鄭思已離開了人間，那麼，伍禾的命運呢？他的妻子和三個孩子呢？我無從打聽。

　　一九五七年的秋天，我們偶然相遇了，那是在一家醫院的門診部裡。分手兩年，卻恍如隔世。有多少話要傾吐，卻只是簡單地交換了一點彼此的情況。他告訴我，他現在一家出版社當普通的編輯，即將下鄉去勞動。那以後不久，我卻偶然聽說，在鄉下，他又戴上了「右派」的帽子，那時「反右」的高潮早已過去，他是「補劃」的。

　　我們再見面已經是一九六二年了。他已從鄉下調回武漢，工作關係轉到了省圖書館。他原就有肺病，一九五五年受審查期間，房間當西曬，又不通風，他就只有睡在潑過水的水泥地上，這樣度過了酷暑，卻因而得了風濕性心臟病。在鄉下勞動，使病加重了。現在不能上班，就在家裡整理關於魯迅的資料。他還是那樣認真負責，一絲不苟地工作著。

　　他的問題並未解決，所以來看他的朋友很少。我的處境當然不會比他好，只能偶爾到他家去坐坐。雖然我們在態度上還是親切的，但卻又可以感到某種無形的距離，我們不能也不願深談，只是一般地聊聊天，從中得到一點溫暖。這也是「相濡以沫」吧。他當時開始研究圍棋。當我們相對無言時，他就要我和他對弈。我完全是外行，而且對此道並無興趣，但為了不讓他掃興，有時就陪他下一盤。同時我感到了他內心的深深的寂寞……

　　後來，就是那動盪混亂的時期。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我去看過他一次，他已病得很嚴重了，不能出門走動。我簡單地談了談自己的情況和一些見聞。他流露出對現狀的某種困惑和迷茫，後來激動起來了，說：「看來，我要戴著『帽子』去見馬克思了。哈哈！……」我打斷了他的話，提議來下一盤棋。他同意了。但一反常例，下棋時心不在焉，一下子談到解放前的某些遭遇，一下子談到對某個友人的不滿。後來，他突然說：「你看需不需要我再為你寫一點材料？那對你或者有點好處的……」他的話使我感到意外，而且，老實說，我不相信材料可以決定或改變我的命運，因為，我以為問題的關鍵並不在這裡。

　　所以我含含糊糊地答覆了他，而且立即轉變了話題。兩三年後，我在「牛棚」中，從一個審訊我的「小將」口中得知了他的死訊。又過了幾年，我才從一位友人那裡得知他死的詳情：他不但心臟病嚴重，而且由於受到各種摧殘，死前已經精神失常了……

　　在一九八〇年，他的問題得到了平反。我參加了他的骨灰安放儀式。在哀樂聲中，在他的遺像前，過去交往的種種情景都浮上了心頭。我從他的親切的目光中感到了他的欣慰：他曾經以他的生命的熱發出他的光，就算那只是「一點螢火，一支燭光」吧，但已融合在時代的光華中。此外何所求呢？我也從他親切的目光中，感到了他對我——一個老朋友的期望：為了珍惜倖存的生命，要讓它更旺地燃燒……

　　1983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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