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王大化在重慶復旦中學

王大化在重慶復旦中學

　　在上海的友人陳必智來信，說王大化同志的公子最近找到他，想瞭解王大化當年在重慶復旦中學任教時的情況。必智那時也是復旦中學的學生，但和王大化私人接觸不是很多。所以，他希望我寫一點什麼。

　　在我讀到的紀念大化的文章中，沒有人談到過他在復旦中學的那一段經歷。可能因為他在那裡的時間比較短，僅只有四五個月，外面知道的人不多。我當時是該校高中一年級的學生，與他相當接近。為了使人們瞭解這位「人民藝術家」生平中的這一段生活，也為了我們的情誼，我當然是應該寫一點的。

　　只是過去了近五十年，一些記憶已比較模糊了。

　　但是，他當年的形象還清晰地閃現在我的眼前：高高的個子，瘦削、微黑、顯得剛勁的臉，兩眼很有神。初到校時，他留著長長的頭髮，不久後卻剪成了平頭。穿著一件黑白格子的土布襯衫——他當然還穿過別的樣式的衣服，但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這一件，因為當時我也仿做過一件。

　　他是1939年3月到重慶復旦中學來擔任音樂教員的。他第一次上課就使同學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前一任音樂教員姓楊，年紀不大，音樂素養可能不錯，只是教學方法有些呆板，教的又大都是三十年代早期的歌曲。他的嗓子不行，只能教，不能唱。同學們對他缺乏應有的尊敬，對音樂課不太感興趣，課堂秩序總不太好。而大化一上講臺就將學生們「鎮」住了。

　　那是由於在我們眼中他是一個有名氣的人，是當時在重慶相當活躍的木刻家（我們還不知道他是劇專畢業的，主要從事話劇活動），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過作品。得知他要來校的消息時，傾向進步的同學曾高興地奔走相告。現在他微笑著站在我們面前，有著瀟灑的風度和在別的教員中少見的那種青春的生氣——他原也大不了我們幾歲，只是二十出頭一點。他教學的態度很富於激情。而他又有一副很嘹亮的嗓子。他教的是抗戰歌曲。這一切就使他對學生們產生了吸引力。音樂課堂從此有一種熱烈的氣氛，激蕩著雄壯、熱情的歌聲。

　　他的寢室就在男生宿舍的下面，一間不到十平方的小房。家具只有一張木板床，一個三屜桌，一把靠椅，所以還是顯得有些空蕩。那裡成為一些男同學們愛去的地方。有幾個同學，其中包括我，是校內一個歌詠隊的主要成員，而主要的，我們是懷著對一個進步文藝工作者的敬慕心情，到他房中去的次數就更多一些，他對我們很親切，很熱情。我曾將我發表的一些習作向他求教。

　　不久，我們的關係就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那時，復旦中學已建立了地下黨支部。支部書記是廖臨川，宣傳委員是我。上級派來領導我們支部的一位同志告訴我們，不久將由另一位同志來接替對支部的領導工作。有一個晚上，大化約廖臨川和我到他房中談話，他說出了接頭的暗號，我們才驚喜地知道，新來的領導同志就是他，立即撲上去緊緊地握住他的手。他說上級考慮到他在學校任教，與我們接近比較方便，所以才將領導任務轉交給了他。他要我們彙報了支部工作和支部成員的情況，學校裡的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情況，然後我們商談如何進一步開展工作。

　　重慶復旦中學是一所私立中學，它不像一般「國立」中學在政治上卡得那麼緊。但校內情況也還不是那樣簡單。學校中有三青團的組織，還有幾個軍統特務學生（其中有一個叫但家瑞，後來在復旦大學曾經毆打洪深教授。順便說一下，由於他有一次向學校當局打我的「小報告」，我曾讓別的同學走開，關起教室門，揍了他一頓。這是轟動了學校的大事。可見我當時政治上的幼稚。這是我後來被學校勒令退學的一個原因）。

　　訓育主任張某是校內三青團的負責人，可能與中統有關係。不過，當時國共關係還不像後來那樣緊張。同學們大都是從外地流亡到重慶的，抗戰熱情很高。大化同志指示我們，可以通過群眾組織團結更多的同學。我們決定擴大原已建立的「復活歌詠隊」，在此基礎上成立「復活社」，再創建話劇團、口琴隊，還成立了籃球、足球、排球隊，並定期出版牆報，成為一個相當龐大的群眾團體。另外還組織了秘密的讀書會。通過這些活動，支部先後吸收了七、八個新黨員，進一步擴大了我們黨的政治影響，活躍了校內（有時我們還到校外）的抗日宣傳工作。大化親自擔任了歌詠隊的指揮。

　　每個星期都定期進行活動。在校內演出過幾次。他還為我們排演了一個話劇：冼群的《反正》，並飾演了其中一個偽軍角色。另一位年輕老師季耿也參加了演出——我們過去也在校內演過話劇，但這是第一次師生同台演出，所以在校內產生了轟動。而且，過去的話劇大都是由我擔任導演，我實在沒有什麼經驗。而這次則經過了大化的嚴格的正規排練，演出得到了很大的成功。而在排演過程中，我們也學習到了很多東西，使以後的演出質量有很大的提高。

　　在我的記憶中，大化沒有直接參加過我們的支部會。主要是通過廖臨川，有時也找到我，傳達一些上級的指示，分析政治形勢，並談談如何開展支部工作。他的態度當然比平時嚴肅，但也還很親切。

　　由於我們不僅是師生，還是同志關係，在接觸過程中產生了友誼，我們的談話就很自如，天南海北，社會見聞，文學藝術，什麼都談。現在我能夠記起的，有這樣幾件事。他談到在復旦中學之前，在成都演員業餘劇團的一些工作情況。他說他主要是擔任舞美設計並兼舞臺裝置工作，條件很簡陋，人手也很少，有一次他裝置舞臺時從高梯上摔下來跌傷了腿，仍坐在椅上指揮工人們工作。他談到抗戰前他哥哥在山東從事地下工作的情況，他說他就是在哥哥的影響下參加革命的。其中很有一些驚險的故事，可惜已記不清了。但他當時繪聲繪色熱情地講說的姿態我還記得；自己當時激動、神往的心情我也還記得。

　　還有一件事更值得我紀念，有一個晚上，在他的小房裡，在燭光下面（學校是有電燈的，但常停電），他向我介紹了天藍的長詩《隊長騎馬去了》，那是剛發表在延安出版的《文藝戰線》上的。他極為讚賞這首詩，說感情真實，深沉而悲壯。他站起來懷著激情用他那渾厚的嗓音大聲朗誦著。最後那句：「你想單騎渡黃河，黃河有不測的風波，你奈黃河何？！」他幾乎是含淚傾吐出的。他說，如果能配上電影畫面來朗誦這首詩，那效果一定很好。這是我第一次知道天藍的名字，以後就很注意他的詩作，並受到過他的影響。

　　重慶的政治形勢漸漸劣轉。我們的活動原就受到學校的注意。大化突然被學校辭退。幾個月後，廖臨川和我都被學校勒令退學。但在大化指導下的「復活社」卻一直在地下黨支部的領導下，在困難的處境中堅持了下來，一直到重慶解放。

　　在大化離校前的一個晚上，我們幾個比較熟識的同學聚集在他房裡。大家感到氣憤，又為他的離去感到依戀和惆悵。他的情緒卻還是很好，微笑著淡淡地說了一句：「我知道在這裡呆不久的，我也沒有打算久呆。」問他將到哪裡去呢？他還是微笑著說，到我想去的地方去。他將兩箱他的木刻的底版托負給一位四川籍的同學劉之俊保管（劉之俊是「復活社」的負責人之一。後來，這兩箱木刻底版由大化的親密女友賈如珍取了去）。

　　他走後就沒有消息，約一個月後，有一個黃昏，我在學校附近的化龍橋街上碰到了他。他告訴我說就住在紅岩村八路軍辦事處，不久將到「那邊」去，只匆匆說了幾句話就和我握別了。後來我得知他已成行，就寫了一首送給他的詩：《寄D．X——一個木刻工作者》，發表在靳以先生編的《文群》副刊上，詩相當長，靳以作了一些刪節。幾年前，友人為我查找了舊報，抄寄了來。

　　我曾考慮收入集中，卻終於沒有。因為那是寫得太粗糙太幼稚了。但從中還是可以反映出我和同學們對他的感情。這裡我就摘引幾句：「幾片木頭，幾把刀，披一身風沙，你來了……你教我們唱歌，教我們演戲，教我們認識人間的真理……我們愛你，敬你，在我們眼裡，你是一顆亮星……你走了，我們的心也生了翅膀，飛到遙遠遙遠的你生活和戰鬥的地方……我們記住了你留給我們的話：『不要珍惜過去的珍珠的日子，珍珠的夢，吹開新生花朵的，你們是春天的風』。」

　　最後那一段所寫的他留給我們的話，我想未必他真是這樣說的，只是，他的確熱忱地表示過對我們的期望。我看見過兩份內部材料，都說他是1940年春到延安的。但我這首詩的末尾注明了是寫於1939年12月12日。那麼，他離開重慶的日期應該是在這以前。

　　後來，我們知道了他在延安主演《兄妹開荒》的盛況，深以他曾經是我們的領導人、我們的老師、也是我們的朋友為榮。我相信我們還會見到的。但在解放戰爭時期，卻得知他在東北翻車遇難的消息，使我深感悲痛。

　　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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