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1900—1990）著名紅學家。曾任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一級研究員。
俞平伯，名銘衡，字平伯，以字行。浙江德清人。曾祖俞樾是清末著名學者。6歲入家塾讀書。1915年入蘇州平江中學求讀。同年考入北京大學文科國文門。受1917年陳獨秀、胡適發難「文學革命」的影響，1918年開始發表新詩，並加入「新潮」社。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積極投身於運動。同年於北京大學畢業。自1920年起，先後任教於杭州第一師範學校、上海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女子文理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中國大學。1945年加入九三學社。全國解放後在北京大學任教，曾為校務委員會委員。1953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前身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為研究員。
俞平伯是「五四」以來集「作家」與「學者」于一身的著名人物之一。作為一位作家，他的詩歌與散文卓有成就；作為一位學者，他博學宏通，著作等身。
俞平伯的古典文學研究活動，和他的創作活動一樣，都是在當時時代潮流影響下開始的。他自1921年開始研究《紅樓夢》，就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些領導人物為了提倡白話文學，為了反對傳統的文學偏見，把小說、戲曲提到文學正宗地位並加以推薦和頌揚有關；他于1923年在上海大學講授《詩經》，從而開始作《詩經》的研究，也同當時批評傳統經學偶像的文化風氣有關。
「五四」新文化運動把批判矛頭指向「孔家店」，也就必然要清算同傳統文學觀點密切相關的前代儒家對《詩經》的研究，尤其要批評對傳統文學觀點影響極大的《毛詩序》。因此，20年代初期出現的《詩經》研究「熱」，正是「五四」文化批判精神的延續。俞平伯在《讀〈詩〉劄記》中對字義訓詁與引申持嚴格的態度。他還把當時釋《詩》中出現的訓詁、考辨上的偏執與武斷同當時「疑古運動」的特點聯繫起來考察。俞平伯認為疑古運動作為「一種新的反動」，「又很容易矯枉過正」，所以他認為應當力戒片面和極端。從俞平伯的《詩經》研究文章，我們既可發現它們具有「五四」文化批判精神，又可見到一種科學的治學態度，這兩者都是十分可貴的，因為它們既與當時專以國故為純金的守舊觀點劃清了界限，也與只視國粹為敗絮的虛無觀點劃清了界限。
俞平伯早年在大學開設「詞課」，1924年就開始發表論說詩詞的文章，30年代出版《讀詞偶得》，40年代出版《清真詞釋》，到50年代末期選注唐宋詞。在詞學研究，尤其在詞學的「批評之學」方面，卓有功績。詞學發端于宋，清代大盛。俞平伯對前代詞學著作有吸收、有借鑒，他與前代詞學家的最大不同是始終堅持詞的本體批評。王國維寫於清末的人間詞話》正是清代詞學中的「批評之學」的代表作。而俞平伯則是繼王國維之後，在詞學批評上有著重要建樹的詞學家。
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上的成果很多，舉凡考證、校訂和批評，都有涉及，他的論著使他無愧於蜚聲中外的「紅學」家。從《紅樓夢》研究的歷史來看，他在20年代刊佈的《紅樓夢辨》尤是十分重要的著作。
「五四」以來的學人大抵把胡適、俞平伯視為新紅學的代表人物。由於新紅學的特點是考證，因而它的研究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紅樓夢》作者和版本的考證。當然也涉及《紅樓夢》思想內容的評論，但那不是主要的。如果說，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主要集中在作者（包括作者的身世、家世等）的考證問題上，那末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則是主要集中在文本本身的考證上。即使胡適那篇文章也涉及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非一人所作問題，但與俞平伯的論說角度不同，當時劉大傑在致俞平伯的信中就認為：「胡適之先生是從外面書上的考證，先生是從內容的研究，證明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決不是一個人做的」。俞平伯在《紅樓夢辨》中舉出大量內證並結合外證，考定後四十回確非曹雪芹原作，從而構成信說。書中還舉出前八十回的內證來考索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後的內容，同時根據戚蓼生序本中的批語，考索另一個續本的內容，後來隨著脂硯齋重評本的發現，證明俞平伯所考非是另一個續本而是曹雪芹原本的內容，因此實際上也就是鉤沉工作。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後來所說的《紅樓夢》探佚學的基礎。《紅樓夢辨》又是《紅樓夢》版本學的開端著作之一。1954年俞平伯在受到政治上的不公正待遇之後，繼續堅持《紅樓夢》的研究，完成了《紅樓夢》流傳史上第一部參匯幾種早期脂評本的校本——《〈紅樓夢〉八十回校本》。他又對《紅樓夢》版本發表了許多精當的見解。他還對《紅樓夢》的文學、藝術成就，作了很多有獨到見解的論說。
作為新紅學的奠基人之一的俞平伯，與胡適有一個重大不同，那就是他不像胡適那樣，把文學研究中的考證方法絕對化。胡適在考證曹雪芹的身世和家世後，得出了一個「自敘傳」說。俞平伯在《紅樓夢辨》中也曾有過「自敘傳」的說法，但在《紅樓夢辨》出版後的第3年，即1925年，俞平伯發表《〈紅樓夢辨〉的修正》一文，修正了「自敘傳說」。
當時胡適把他在小說研究中應用考證方法，不僅說之為「科學的方法」，「歷史的方法」，而且幾乎翊之為惟一正確的方法。俞平伯則不然，他說：「歷史的或科學的研究方法，即使精當極了，但所研究的對象既非歷史或科學，則豈非有點驢唇不對馬嘴的毛病。」這番話的意思就是指出文學研究中可以應用考證方法，但文學作品既然不是歷史著作或科學論文，考證的方法的施用也就有限了。如果誇大其詞，走向極端，純以「考據癖」來讀《紅樓夢》這部「不可磨滅的傑構」，那麼，很可能同「猜謎法」一樣，使人「覺得可憐而可笑」。為此，他還希望胡適不要完全依賴「呆的方法和證據」，要用文學批評的眼光來看《紅樓夢》，也只有這樣，才能「淨掃」索隱派。這裡所表現的俞平伯對文學本體論批評觀念的堅持，同他在詩詞研究中堅持文學本體論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