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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窟小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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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尾龍頭,一回頭竟已經歷了五個龍年。副刊的主編要我在戊辰的龍頭上,回顧一下自己的寫作生命。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在這樣的意義下,我不曉得自己是否已到半途。同時,對於一位真正的創作者說來,回顧乃是為了前瞻,正如汽車的反光鏡,不但用來倒車,也可用來幫助前進。 詩、散文、批評、翻譯,是我寫作生命的四度空間。我非狡兔,卻營四窟。關於這四樣東西,我對朋友曾有不同的戲言。我曾說自己以樂為詩,以詩為文,以文為批評,以創作為翻譯。又曾說自己,寫詩,是為了自娛;寫散文,是為了娛人;寫批評,尤其是寫序,是為了娛友;翻譯,是為了娛妻,因為翻譯的工作平穩,收入可靠。更對家人說過:這四樣東西的版權將來正好分給四個女兒,也就是說,珊珊得詩,幼珊得文,佩珊得批評,季珊得翻譯。幸好我「只有」四個女兒,否則我還得開發小說或戲劇呢。 我寫詩四十年,迄今雖已出版過十四本詩集,卻認為,詩,仍然是最神秘也是最難追求的纓思,不會因為你曾經有幸一親芳澤,便每次有把握到手。要在有限的篇幅裡開闢無限的天地,要用文字的符號捕捉經驗的實感,要記下最私己的日記卻同時能敲響民族的共鳴,要把自己的風格像簽名一樣簽在時代的額頭上,一位詩人必須把他全部的生命投入詩藝。天才不足情,因為多少青年的才子都過不了中年這一關,才氣的鋒刃在現實上砍缺了口。靈感,往往成了懶人的藉口。高傲的繆思,苦追都不見得能到手,何況還等她翩然來訪,粲然垂顧呢?今日,多少詩人都自稱是在寫自由詩,最是誤己誤人。積極的自由,得先克服、超越許多限制;消極的自由只是混亂而已。「從心所欲,不逾矩」才是積極的自由。所謂「矩」,正是分寸與法度。至於消極的自由,根本就沒有「矩」,不識「矩」,也就無所謂是否「逾矩」。 即以目前人人自稱的自由詩而言,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因為至少還得分行,以示有別於散文。然則分行就是一種「矩」了。可是多少作者恐怕從不鍛煉自己,所以也就隨便分行,隨便回行,果真是「隨心所欲」,卻不斷在「逾矩」。我與詩,是從二十年代的格律詩入手,自我鍛煉的「矩」,乃是古典的近體與英詩的quatrain 等體。這些當然都是限制,正如水之於泳,氣之於飛,也都是限制,但自由也從其中得來。水,是阻力也是浮力,為溺為泳,只看你如何運用而已。回顧我四十年寫詩的發展,是先接受格律的鍛煉,然後跳出格律,跳出古人的格律而成就自己的格律。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正是自由而不混亂之意,也正是我在詩藝上努力的方向。 來高雄兩年半,只寫了四十四首詩,其中寫墾丁景物的十九首小品,我只算它一整首。今年年底,我大概會收集這一時期的作品,出一本最新的詩集。目前我希望能多寫下列這幾種詩:第一是長篇的敘事詩;第二是分段而整齊的格律詩,尤其是深入淺出可以譜歌的那種;第三是組詩,例如以金木水火土的五行來分寫一個大主題。 來高雄後所寫的抒情散文也已有十三篇,今年可以繼《記憶像鐵軌一樣長》之後,再出一本散文集了。這些散文裡,遊記占了十篇,國外與國內各半,顯示我在這種文體上近作的趨勢。二十年前我寫散文,論風格則飛揚跋扈,意氣自雄;論技巧則觸鬚奮張,筆勢縱橫,富於實驗的精神。那時我自信又自豪,幻覺風雷就在掌中,自有一股沛然的動力扶我前進,不可止息。目前那動力已緩了下來,長而緊張快而回旋的句法轉趨於自然與從容,主觀強烈的自傳性也漸漸淡下來,轉向客觀的敘事。 我覺得,今日的散文家大致上各有所長,或偏於感性,或偏於知性,或經營淡味,或鋪張濃情,除三兩例外,卻少見眾體兼擅的全才。有些名家守住五四早期的格局,還在斤斤計較所謂散文的純粹性,恐怕是不知開拓與變通吧。創作之道,我嚮往于兼容並包的彈性,認為非如此不足以超越僵化與窄化。動不動就說這是詩的寫法,那又是小說的筆路,不純了啊!若是堅持如此的潔癖,那《古文觀止》裡的項羽本紀贊、歸去來辭、秋聲賦等文章,豈不要刪去一半? 我有不少可寫的散文,只因當時忙碌,事過境遷,竟而錯過未寫。在香港十一年的生活,尤其是交友交遊的盛況,還有不少情景未及描寫。更早的記憶,例如台大的學生時代,甚至四川的抗戰歲月,中學生活,在老而遠視、歷久而彌新的追念之中,似乎都在責怪我無情的筆端,為何不記下來。 我寫批評文章,不喜歡太「學術化」。批評文章多用術語,以示幫規森嚴,多引外文,以示融貫中酉,文末詳附注解,以示語必有據,無字無來頭:這些其實都是「學者的化妝術」,斟酌少用未始不可,做過了頭便令人生厭,若是刊在學術期刊上倒也罷了,偏偏登在報上,就失策了。我認為即使是知性的批評文章,也應該寫成一篇清暢可讀的散文,不能淪為餖餖飣飣斑斑駁駁的雜燴。 我理想中的批評文章,是學問之上要求見識,見識之上更求文采。至於立論說理,我以為與其好大貪多,不如因小見大,以淺見深。近來我的批評文字,每以為人作序出之,回國兩年多,曾因李永年、保真。鐘玲、陳幸蕙四位作家出書而寫序言。我寫序言,一定把原書認真細讀,用紅筆在校對稿上勾勾剔剔,眉批腳注,不一而足,然後就主題、風格、文體、語言等項理出作者的幾個特色,加以析論。我寫序言,避免應酬之語,空泛之論,務必就書論書,不但得失並舉,而且以小證大,就近指遠,常將個例歸納入于原理。在繁忙的時代,常恨無暇遍讀、細讀朋友的贈書,所以為人作序,可以視為指定作業,在我,是當功課來做的。 《土耳其現代詩選》以後,我已有三年不曾譯書。此道之甘苦,我在長論短文裡面早已述及,不再多贅。作家也許會江郎才盡,譯者卻只有愈老愈老練。翻譯,至少是老來可做的工作。但是照目前看來,要有空暇譯個痛快,恐怕得期之退休以後了。到那時我可以做一個退隱的譯者,把艾爾·格瑞科、羅特列克、竇納等畫家的傳記一一譯出。王爾德的《理想丈夫》、繆爾(Edwin Muir)的《自傳》,也是我久已想譯的作品。 一九八八年三月四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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