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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是一堆頑石?(3)


  四十年的文壇和政局,塵土落定,憤怒的牛津少年,一回頭已成歷史——出征時那批少年誓必反抗法西斯追隨馬克思,到半途旗摧馬蹶壯士齊回頭,遙揮手,別了那眩目而不驗的神。The God That Failed!奧登去花旗下,作客在山姆叔叔家,佛洛伊德,祈克果,一路拜回去回到耶穌。戴路易斯繼梅士菲爾做桂冠詩人,死了已四年。麥克尼斯做了古典文學教授,進了英國廣播公司,作聲已十三載。牛津四傑只剩下煢煢這一人,老矣,白髮皚皚的詩翁坐在他右側,喉音蒼老遲滯中仍透出了剛毅。四十年來,一手揮筆,一手麥克風,從加入共產黨到訣別馬列,文壇政壇耗盡了此生。而繆思呢,是被他冷落了,二十年來已少見他新句。詩句,已落在臭登下,傳誦眾口又不及貝吉曼,史班德最後的地址該不是西敏寺。詩人之隅,當然也不是梁思的天秤,銖兩悉稱能鑒定詩骨的重輕,裡面住的詩魂,有一些,不如史班德遠甚。詩人死後,有一塊白石安慰荒土,也就算不寂寞了,有一座大教堂崢嶸而高,廣蔽歷代的詩魂把栩栩的石像縈繞,當然更美好,但一位詩人最大的安慰,是他的詩句傳誦於後世,活在發燙的唇上快速的血裡,所謂不朽,不必像大理石那樣冰涼。

  可是那天下午,南翼那高挺的石柱下坐著,四周的雕像那麼寧靜地守著,他回到寺深僧肅的中世紀悠悠,緩緩地他仰起臉來仰起來,那樣光燦華美的一周又一扇玻璃長窗更上面,猗猗盛武是倒心形的薔薇巨窗天使成群比翼在窗口飛翔。耿耿詩魂安息在這樣的祝福裡,是可羨的。十九世紀初年,華茲華斯的血肉之身還沒有僵成冥坐的石像,丁尼生,白朗寧猶在孩提的時代,這座哥德式的龐大建築已經是很老很老了——煙薰石黑,七色斑斑黑線勾勒的厚窗蔽暗了白晝。

  涉海來拜的伊爾文所見的西敏寺,是「死神的帝國:死神冠冕儼然,坐鎮他宏偉而陰森的宮殿,笑做人世光榮的遺跡,把塵土和遺忘滿布在君王的碑上」。今日的西敏寺,比伊爾文憑弔時更老了一百多歲,卻已大加刮磨清掃:雕門鏤扉,銅像石碑,色彩凡有剝落,都細加髹繪,玻璃花窗新鑲千扇,燭如複瓣的大吊燈,一蕊蕊一簇族從高不可仰的屋頂拱脊上一落七八丈當頭懸下來,隱隱似空中有飄渺的聖樂,啊這永生的殿堂。

  對詩人自己說來,詩,只是生前的浮名,徒增擾攘,何足療饑,死後即使有不朽的遠景如蜃樓,墓中的白骸也笑不出聲來。正如他,在一個半島的秋夜所吟:

  倘那人老去還不忘寫詩
  燈就陪他低誦又沉吟

  身後事付亂革與繁星 但對於一個民族,這卻是千秋的盛業,詩柱一折,文啟岌岌乎必將傾。無論如何,西敏寺能辟出這一隅來招詩魂,供後人仰慕低回,挹不老桂枝之清芳,總是多情可愛的傳統。而他,迢迢自東方來,心香一縷,來愛德華古英王的教堂,頂禮的不是帝后的陵寢與僵像,世胄的旌旗,將相的功勳,是那些漱齒猶香觸舌猶燙的詩句和句中吟嘯歌哭的詩魂。悵望異國,蕭條異代,傷心此時。

  深闃隔世的西敏古寺啊。寺門九重石壁外面是現代。衛星和巨無霸,Honda和Minolta的現代。車塞於途,人囚於市,魚死于江海的現代。所有的古跡都陷落,蹂躪於美國的旅行團去後又來日本的遊客。天羅地網,難逃口號與廣告的噪音。月球可登火星可探而有面牆不可攀有條小河不可渡的現代。但此刻,他感到無比的寧靜。一切亂象與噪音,紛繁無定,在詩人之隅的永寂裡,都已沉澱,留給他的,是一個透明的信念,堅信一首詩的沉默比所有的擴音器加起來更清晰,比機槍的口才野炮的雄辯更持久。堅信文字的冰庫能冷藏最燙的激情最新鮮的想像。時間,你帶得走歌者帶不走歌。

  西敏寺乃消滅萬篇釋盡眾嫌的大堂,千載宿怨在其中埋葬,史家麥科利如此說。此地長眠的千百鬼魂,碑石相接,生前為敵為友,死後相伴相鄰,一任慈藹的遺忘覆蓋著,渾沌沌而不分。英國的母體一視同仁,將他們全領了回去,冥冥中似乎在說:「唉,都是我孩子,一起都回來吧,願一切都被饒恕。」米爾頓革命失敗,死猶盲眼之罪人。佈雷克歿時,忙碌的倫敦太忙碌,渾然不知。

  拜倫和雪萊,被拒於家島的門外,悠悠遊魂無主,流落在南歐的江湖。有名的野鬼陰魂總難散,最後是母土心軟,一一招回了西敏寺去。到黃昏,所有的鴉都必須歸塔。詩人的南翼對公侯的北堂,月桂擎天,同樣是為棟為梁,西敏寺兼容的傳統是可貴的。他想起自己的家渺渺在東方,昆侖高,黃河長,一百條泰晤士的波濤也注不滿長江,他想起自己的家裡激辯正高昂,仇恨,是人人上街佩戴的假面,所有的擴音器蟬噪同一個單腔單調,桂葉都編成掃帚,標語貼滿屈原的額頭。

  出得寺來,倫敦的街上已近黃昏,八百萬人的紅塵把他捲進去,匯入浮光掠影的街景。這便是肩相摩鷺相接古老又時新的倫敦,西敏寺中的那些鬼魂,用血肉之身愛過,咒過,鬧過的名城。這樣的街上曾走過孫中山、丘吉爾、馬克思,當倫敦較小較矮,滿地是水塘,更走過女王的車輦和紅氅披肩的少年。

  四百年後,執節戴冕的是另一個伊麗莎白在白金漢宮,但誰是錦心繡口另一個威廉?在一排猶青的楓樹下他回過頭去。那灰朴樸的西敏寺,和更為魁偉的國會,夕照裡,峻拔的鐘樓,高高低低的尖塔纖頂,正托著天色泅藍和雲影輕輕。他向前走去,沿著一排排黑漆的鐵柵長欄,然後是斑馬線和過街的綠燈,紅圈藍杠的地下車標誌下,七色鮮麗的報攤水果攤,紀念品商店的櫥窗裡,一列列紅衣黑褲的衛兵,玻璃上映出的卻是兩個警伯的側像,高盔發發而束頸。他沿著風車堤緩緩向南走,逆著泰晤士河的東流,看不厭堤上的榆樹,樹外的近橋和遠橋,過橋的雙層紅巴士,游河的白艇。

  ——水仙水神已散盡,
  泰晤士河啊你悠悠地流,我歌猶未休。

  從豪健的喬叟到聰明的奧登,一江東流水奶過多少代詩人?而他的母奶呢,奶他的汨羅江水飲他的淡水河呢?那年是中國大地震西歐大旱的一年,整個英倫在喘氣,惴惴於二百五十年未見的苦旱。聖傑姆斯公園和海德公園的草地,枯黃一片,恰如艾略特所預言,長靠背椅上總有三兩個老人,在亢旱的月份桔生待雨。而就在同時一場大颱風,把小小的香港笞成旋轉的陀螺,暴雨急湍,沖斷了九廣鐵路。

  那晚是他在倫敦最後的一晚,那天是八月最後的一天。一架波音七〇七在蓋特威克機場等他,不同的風雲在不同的領空,東方迢迢,是他的起點和終點。他是西征倦遊的海客,一顆心惦著三處的家:一處是新窩,寄在多風的半島,一處是舊巢,偎在多雨的島城,多雨而多情,而真正的一處那無所不載的後上,倒顯得生疏了,縱鄉心是鐵砧也經不起三十載的捶打捶打,怕早已忘了他吧,雖然他不能忘記。

  當晚在旅館的檯燈下,他這樣結束自己的日記:「這世界,來時她送我兩件禮物,一件是肉身,一件是語文。走時,這兩件都要還她,一件,已被我用壞,連她自己也認不出來,另一件我愈用愈好,還她時比領來時更活更新。縱我做她的孩子有千般不是,最後我或許會被寬恕,欣然被認做她的孩子。」

  一九七六年十月追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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