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一年|惲代英

過去的一年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

　　過去的讓他過去罷！

　　不過我們要懂得過去，我們便能夠更懂得現在。

　　一九二六年是中國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劇烈衝突的一年。這個衝突到現在還沒有一個結局；不但說不上一個什麼結局，而且還只是一個最劇烈的最後的鬥爭的一個引幕。

　　一九二六年開始的前一天，正是直系軍閥吳佩孚從反奉戰線上背叛到與奉張妥協的日子，直系軍閥本來與奉系一樣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在反奉戰爭未了結的時候，直系將領已經做出許多反動的事情，如蕭耀南壓迫學潮與反基督教運動，方本仁破壞安源工人俱樂部與拘捕國民黨大會代表，孫傳芳壓迫市民大會與無故槍斃工人領袖劉華。到了今年，他們與奉系為了共同的利益居然反過臉來成了全國反赤運動的兩個領袖，與要求解放的民眾勢力為敵，一直到今天。這時候日本帝國主義因對奉有出兵滿洲打倒郭松齡的功勞，利用張作霖向蘇俄進攻，逮捕中東路站長、局長；英國帝國主義因吳佩孚再起，亦公開表示了派十萬大兵由天津與沙面上岸武力鎮壓中國的計劃。這些帝國主義者與他們的走狗最努力的，是要集合全部力量來消滅北方的國民軍，吳佩孚勾結了國民二軍之下的舊部靳雲鶚、田維勤、陳文釗等，反攻國民軍李紀才、劉鎮華、張治公的軍隊從陝西出河南來，吳佩孚直屬的軍隊寇英傑等亦進兵信陽一帶，奉系則佔據了山海關秦皇島，從四方面威脅國民軍。一般小嘍囉如國家主義派、研究系、章太炎、馬素、馮自由等都大大的活躍起來，六十萬鎊由英國國家銀行匯交滙豐銀行的宣傳費，製造出來了很多反赤的空氣與反赤的團體，五卅以後彌漫的反帝國主義的民族精神，幾乎被他們破壞了。不幸國民第二軍因為內部分子複雜與他們的不注意民眾利益，以致一方發生倒戈，而一方又發生紅槍會的幫同襲擊，使河南輕輕的送入直系手中；而國民第一軍又舉止遊移，時時發生想與絕對不能妥協的反動勢力希圖妥協的思想，初則有馮玉祥之下野去國，繼則有在北京與段政府之敷衍，始終不肯完全站在民眾的一方面，甚至於在危急之際還要演出三月十八在北京的大慘殺與四月十日的釋放曹錕，電請吳佩孚北上處理政務等可恥的行為，其結果終於被逼退出北京到南口以外去。在這次反國民軍的戰爭中間，英國資助了吳佩孚一萬五千支槍去進攻河南，日本派兵艦翼護奉軍由大沽上岸，「反赤」實際是帝國主義的要求，他們總算有相當的成功，他們的嘍囉們亦都鼓噪得更高興了。

　　在三月以前，北方情形雖是一天天壞下去，廣東方面卻絲毫不受他的影響。西山會議派與一般在廣州與他們通聲氣的人，雖然極力圖搖撼廣州國民黨左派的政權，他們顯而易見的卑劣手段便是離間國民黨領袖汪精衛與蔣介石的關係，然而始終沒有成功。一月間召集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充分表現左傾的革命的精神，在革命歷史上博得了與國民黨第一次全國大會一樣有價值的地位，左派政治的實施亦逐漸博得了各階級的同情。可惜自三月以後，全國的反赤潮流終究影響到廣州來了，一點小小的錯誤遂演出三月二十日的事來，接著是汪精衛的病假，給右派一個活動的機會，到五月間遂鬧得滿城風雨，於是國民黨不得不有一個整理黨務的會議。雖然在這以後有吳鐵城被捕與伍朝樞出走的事情，右派的氣焰受了一個打擊，然而因為國民黨領袖每橫著要求有一個離開C．P．的「左派」（？）的想頭，使一般在上海、北京與西山會議有關係的「真正孫文主義的信徒」聯翩戾止，國民黨中央黨部居然有時亦承認「反共產」是可以容恕的事情，遂一改緊接著第二次全國大會時代的舊觀。

　　國民軍失敗以後，帝國主義者為避免奉系直系因攫取北京政權而發生衝突，極力主張張作霖掃平「北赤」，吳佩孚掃平「南赤」的分頭發展的計劃，奉系已經盤踞了北京，強使軍用票，屠殺新聞記者邵飄萍、林白水等，直系已經逼走了方本仁，並且以實力幫助趙恒惕攻擊接近國民政府的唐生智，以為進攻廣東的第一步。幸而這時候大英帝國主義被三百余萬工人的總同盟罷工所打擊，不能集中精力來應付中國的問題，奉系直系之間又發生護法護憲之爭，使北京政局常在動搖之中；而吳佩孚、孫傳芳間又有許多暗潮，吳既欲助齊燮元奪孫的江蘇地盤，孫又有聯合靳、田與國民軍自成一派（新直系）的活動，且有進攻山東之陰謀。因此，張宗昌攻擊南口的軍隊不得不撤回山東以防孫，而吳佩孚在此時由漢口北上，免靳雲鶚之職，自任攻南口的總司令，頗得奉系的同情，比較鞏固了直系在北京的政治地位。吳佩孚的北上，並不能完全解決奉直間的衝突，尤其是他久攻南口無功，使奉系漸呈藐視，有欲盤踞北京而不可得之勢，而另一方面因為他的北上，鬆懈了對付「南赤」的工作，唐生智反攻已經得著了長沙，國民政府為防禦反赤而北伐的大軍亦陸續出發，一直到北伐軍到了嶽州以北，吳佩孚才不得不將南口戰事交給奉系而蹌踉的趕到南方來，然而已經來不及了！

　　北伐軍從嶽州以北，經過了幾次的血戰，打到武昌的城下，並且渡江追敵一直到武勝關為止。在這時候以前，孫傳芳因為與吳佩孚利害之不同，而且亦不自信他有力量實際支配五省的軍隊，所以不顧亦不敢積極對北伐軍取戰鬥的態度。等到吳佩孚已經是「山窮水盡」了，英國帝國主義只有盡力幫助孫傳芳使再與北伐軍背城借一，而孫傳芳亦希圖取吳佩孚直系首領而代之，這引起北伐軍在江西的戰爭。北方南口被奉軍攻下了，國民軍右傾領袖因為不願意居赤化之名，在軍事上亦表現搖動，遂使奉系在北方得著勝利，稍補救南方反赤失敗的缺憾。國民軍此次失敗，受內奸的毒算，損失實力不少，尤幸閻錫山不願使奉系追過歸綏路山西北境，將一部分無給養的國民軍收容起來，容許他們有時候肅清甘肅全境，為今日馮玉祥歸國重整旗鼓向陝西發展的地步。江西經過屢次戰爭，亦被北伐軍獲得了最後的勝利，最近福建亦被北伐軍完全佔領。吳佩孚與孫傳芳的勢力都幾乎覆滅了，四川、貴州、浙江均先後明白表示歸向國民政府，馮玉祥與國民黨發生了親密的關係，于右任做了國民二三軍的總司令，解了自國民二軍失敗以後即被圍的西安城的圍，最近已經有兵到河南西境了。在這幾月的劇烈戰爭之間，帝國主義者未嘗不千方百計的希圖壓迫或和緩中國的民族運動，「自由保障會」的「反赤」宣傳，英兵艦在廣州梧州、汕頭、武漢的軍事行為與對萬縣民眾的轟擊，亞細亞民族大會、關稅會議、法權會議，此外尚有一般小走狗張君勱、蔣百里、丁文江、曾琦等之奔走呼號，然而不能絲毫挽救「反赤」運動之末運。現在只剩著一種力量，便是奉系的勢力可以為「反赤」的最後的壁壘，他們已經有了安國軍的組織；然而他們內部既有奉軍（張學良、楊宇霆等）與魯軍（張宗昌、褚玉璞等）的衝突，對外又很不易應付掙扎不肯屈降的直系殘餘勢力，所以亦還不能有什麼大的活動。他們現在所能做的，只不過出兵京綏路追擊在山西以北的國民軍，以防其有又出南口的危險或利用各種問題逼吳佩孚、孫傳芳終於不能不將河南、江蘇騰讓出來，現在還談不上他們有什麼力量來對付國民政府。

　　總括這一年前後的時局，我們不能不說中國革命勢力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這種的進步，一方面固然是由帝國主義與軍閥內部之破裂所供獻我們的機會，然而一方面不能不說是中國近年民眾革命化的成績。在廣東比較自由的地方，製造了許多為革命視死如歸的軍人，在湘、鄂、贛、閩北伐軍經行的地方，革命的黨部與隨軍政治工作人員，亦能夠喚起民眾與革命軍隊合作的精神；在北方反動勢力之下，軍閥倒行逆施的行為，使民眾認識只有「反赤」運動是他們真正的敵人，尤其是在上海五卅紀念日神聖的租界中的大示威遊行，從六月到九月前後二十余萬人參加的罷工風潮，上海總工會三次被封的奮鬥，與浙江獨立失敗以後上海的市民暴動，充分的表現出革命的精神，推動了上海的紳士及商業資產階級，使他們對於政治爭鬥，亦發生了一點投機的興趣，形成了最近的自治運動。這一年中，革命同志的犧牲是很大的。北方的白色恐怖，北伐戰鬥中間的赤血白骨，與被屠殺的粵港罷工糾察隊及萬縣民眾，一部血的歷史造成今天的世界。然而未來的艱難還是很多的。不要說對於安國軍的第二次北伐，即現在北伐軍中間一部分將領對於革命觀念的動搖，亦要使我們擔憂。尤其是在今天民眾的覺悟與組織，都還不夠做今天由武力與政治手腕奪取過來的革命的地盤的切實基礎，我們若不加倍的努力，恐怕將來不能經受反動的一擊。我們很希望革命的前途不要很快的便遇見一個很大的從本身發生出來的危險。

　　但是「希望」是沒有益的。只有革命同志的努力，只有被壓迫民眾的覺悟與他們的組織的發展，可以保證革命勢力的進步與基礎的穩固。我們是時代的橋樑，讓我們用我們的精力與熱血，繼續著我們一般為革命而犧牲的同志的工作，我們要將全中國人乃至全人類渡到「赤」的光明裡面去。

　　載《中國青年》第一四八期

　　署名：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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