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反赤」運動之過去現在與未來|惲代英

思想界「反赤」運動之過去現在與未來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

　　這一年，中國思想界，真是如在狂風暴雨之中；人們不站在「赤化」一方面，便幾乎不得不站在「反赤」一方面，彼此相互的廝鬥著。

　　我們是不像那些紳士學者們，會相信世界上有所謂「獨立思想」這一個東西。我們相信思想都是客觀環境反映而成的。去年五卅運動最熱烈的時候，已經有上海工部局希圖靠《誠言》製造一點「反赤」的思想；但是那時「赤」的潮流正在高漲，所以他們的計謀完全失敗了。因為五卅時代「赤」的潮流高漲，產生了上海偉大的工人組織，廣州偉大的罷工運動，與中國各地小資產階級民族精神的蘇醒；因此，我們鞏固了廣州的國民政府，提高了共產黨、國民黨左派的政治地位，使他們在民眾中間增加了支配的力量。這使中國的資產階級、國民黨右派、研究系、國家主義者恐怖而且忌妒，他們於是給帝國主義一個捲土重來的機會，大家合吹合唱起來，將《誠言》式的「反赤」運動變成最時髦的東西。「反赤」運動的成功，造成了北方的恐怖時局；已經將要失敗的張作霖、吳佩孚，變成了帝國主義在中國所雇用的屠戶。國民革命軍接受了北方被壓迫民眾的要求，從廣州打到湖北、江西，農民、工人、學生都起來用他們自己的力量與國民革命軍合作，使一切反動敵人勢力都崩潰了下來。在這時，我們看見「反赤」的壁壘已經大大的動搖，他們已經受了民眾勢力及一般尚能與民眾合作的勢力的影響，「反赤」的宣傳品又漸漸回復到去年《誠言》的老地位去了。

　　這一年思想界的「反赤運動」，最初是緊接著去年下半年一天天加緊起來的。去年下半年在五卅以後，黃色（改良派）的戴季陶主義便得著了一部分憎惡「赤」的潮流者的同情；奉系與帝國主義勾結反動，壓倒了上海總工會，與天津、青島反抗日本資本家的工潮，「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醒獅派，亦特別氣旺了，這時候，甚至於並從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都反對章士釗的《甲寅》週刊，亦印行出來。反奉軍起，代表最黑暗勢力的奉系固然受了打擊，然而南方新興的直系勢力，本來與英國帝國主義是一個舊相好，所以始終不肯站在民眾的一方面；後來並且因為帝國主義的利益，漸次與奉系妥協，將反奉的戰事結束了，轉移成為「反赤」的戰爭，有「赤化」嫌疑的國民軍變成了他們共同的標的。在這些時候中間，國民黨右派有所謂「西山會議」之舉行，結果造成了北京、上海等地左右派的大破裂，反動空氣得著了膨脹的（機）會；在北京為了陳啟修一篇討論中俄關係的文字，引起了所謂「仇友赤白」的大爭論，為了「反赤」的原故，老將梁啟超將他極下流的面孔都拿了出來，同時在上海亦有章太炎在國民大學的流氓式的講演與相輝映。到了日本帝國主義出兵南滿打倒郭松齡的時候，全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種強盜的行為，「反赤」的人暗暗將「反對日本出兵」的口號，硬要生拉活扯的改為「反對日俄出兵」，並且摭拾了他們自己一派人所造的謠言，說鮑羅廷如何操縱挾制國民黨領袖，馮玉祥如何與蘇俄私結在蒙古修築鐵路的條約，以為他們反對蘇俄的最強有力的理由（？）。

　　政局到今年春季，是一天天更悲觀的；因此「反赤」的思想亦便一天天發揚起來。因為中東路俄員不肯為張作霖運兵，張作霖逮捕了局長、站長，蘇俄忍讓了事，這一點居然被「反赤」大家拿來作宣傳「仇俄」的很好的論據。繼則以一個不負責任的「月拉」向《晨報》投稿所說喻森得神經病之經過，與所謂旅俄華僑代表王會卿、彭昭賢的報告，說蘇俄如何逮捕愛國華僑金石聲、桂丹華等十八人（桂之被捕，彭說在莫斯科，王說在海參崴，已經可謂妙極的了），在北京居然發起了一個反俄援僑大會。到了經過三月十八段祺瑞大屠殺以後，京滬「反赤」大家異口同聲的說，「群眾的領袖哪裡去了？」這一方面表示出他們很可惜這般領袖沒有被殺，一方面亦想借此切實離間群眾與領袖間的關係，他們癡心妄想以為這可以使一般革命青年，從「赤」的路上走到他們的「黑」的路上去。廣州三月二十的事變，喜殺了國民黨右派，他們居然打電報嘉獎蔣介石，議論紛紛的大家要襆被到廣東做官去；但是，他們的運氣亦不甚佳，遇著了一個還不願意離開民眾勢力的蔣介石，他們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縮回頭來說一聲「晦氣」。但是大概的說起來，這時候總算是「反赤」運動的鼎盛時代了！英國國家銀行寄來了六十萬鎊的「反赤」宣傳費（《字林西報》說的），旅華外人所組織的專以「抵制過激主義」的自由保障會，引起了中國許多反赤的團體與出版物；張作霖、張宗昌、孫傳芳、吳佩孚、魏邦平、陳炯明、章太炎、馮自由、林森、居正、曾琦、李璜等一干人，都站到「反赤」的一方面，不但共產黨或國民黨左派是他們不共戴天的仇人，便是那時候的馮玉祥、唐生智、賈德耀、虞洽卿等，凡稍有對帝國主義軍閥表示不馴服的人，都是他們這一干人所共同嫉恨的。在國民軍退出南口，而廣東政局又表現不安寧的時候，帝國主義者高興極了，「反赤」的軍閥亦高興極了，思想界的「反赤」運動亦便發達極了。便是自命為自由主義的人，亦只敢發表不滿意於「赤」的意見，不然便不敢發表意見。

　　在這種時候究竟還是因為民眾有一部分力量，國民黨領袖知道只有與民眾合作，可以保持而且發展他們的事業，所以無論在廣東的政局如何動搖不定，終於順應民眾的要求，北伐軍出來了。北方軍閥的勝利，不但並沒有能消滅了國民軍；他們內部的糾紛衝突，反加增了他們自己間的困難；而他們的黑暗的統治，使民眾又可以細細領略所謂「反赤」的意義。在這種情形之下，「反赤」已經漸漸不大好說了！從事實上證明，「赤」的表現處處總要比「反赤」的好些。湖南、湖北、江西的農民，都很熱誠的幫助「赤」軍，北伐的前敵將士，奮勇不顧身的殺得一般「反赤」的軍閥鬼哭神號，吳佩孚的關聖帝君保佑他平平安安地退到鄭州，孫傳芳亦從九江一個敗仗走到天津去。長江以南幾乎完全成了「赤」的天下了；而西北馮玉祥在屢敗之餘，亦正式宣佈了與帝國主義為敵，將他的國民軍「赤」到與廣東一樣的程度。這時候，帝國主義都恐慌起來了，「反赤」運動亦不覺黯然失色，便是《論蔣介石北伐不能成功之六大原因》的曾琦，雖然到現在不肯認錯，然而亦不過如吳佩孚到現在不肯承認打了一個敗仗一樣，只不過供給人家一點笑話材料罷了！

　　在最近有三件比較可喜的事情，是可以提出來談一談的。

　　第一，是胡適之思想的變化。胡適之自從出國經過蘇俄到歐洲去，有五封已經公開了的信給他的朋友，表明他多少是有些進步了。他確信蘇俄是在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指出許多學者們對於「赤」的問題武斷態度的不好，他並且譏笑徐志摩所提出用學理事實等等懷疑蘇俄試驗之不能成功或不經濟的不成理由。這是給那些像徐志摩等一般思想落後的人的當頭一棒。自然，胡適之是一個教授，他雖亦可以到「赤」的地方走走，他還要預備在「反赤」軍閥勢力範圍內生活而且享樂的；若不是「赤」的勢力已經達到可以保障他一切的安全，他的「獨立思想（？）」至多只能為「赤」說這多的公道話，而且還不能不加上「烏托邦」、「慕索裡尼的冒險精神」、「反赤化」等等字眼，以表示自己之並非赤化。但是我們看，前三封信在北京《晨報》發表的時候，徐志摩的按語千方百計要想抵消他這些意見在思想界的影響；後兩封信最近在《文學週報》上發表，西諦的按語卻表示比胡適之更進步，文學家亦受革命熱潮的鼓舞，漸次對於一般參加「赤」的運動的人們，表現出他們的同情與欽佩了。

　　第二，是張君勱態度的改變。武漢被革命軍攻下以後，為孫傳芳奔走的研究系張君勱，忽然到武漢去考察了三天，回上海後發表了《武漢見聞》，並且廣為印售。《武漢見聞》中所述，表示他對於黨軍之「傾倒」，他甚至於說：「吾人空有救國之志，隱忍偷安不能攘臂而興，乃令吾政敵之國民黨獨為其難，吾人於其今日之勝利，惟有同聲歡呼……」，雖然他在後面表示了若干不滿意國民黨以党治國的主張，然而這樣的態度，總算是研究系對國民黨自從辛亥革命以後少有的了。張君勱的這種宣傳，對於「反赤」的同志又是一種倒戈的行為，更使民眾容易瞭解「赤」與「反赤」的真相。為什麼張君勱要這樣做呢？在我看來，這並不只是一個虛偽的禮貌，亦不是要借此表示他們的意見與地位。這完全是研究系看見「赤」的勢力一天天太大了，所以要想「赤」的方面給他們一個機會，使能在「反赤」失敗以後還可以投到「赤」的主人下面來。研究系向來是以貢獻意見請求人家給與機會為他獲得政權條件的。他們現在已經感覺「北洋正統」的「反赤」諸帥漸漸到了窮途末路，所以修《武漢見聞》做一個歸順國民黨（當然他們又決不肯接受國民黨的主義，所以一定要希望國民黨特別寬容他們）的降表。研究系十餘年的昏夢都打醒了，這亦可見「反赤」思想界真要式微極了。

　　第三，是國家主義青年覺悟的表示。據《醒獅週報》自己說，現在中國各地「風起雲湧」的國家主義團體總算共有二十七個，另外「未及調查者尚不知凡幾」，這已經「調查」的二十七個團體中間，只有少年中國自強會說明了「會員已超過七十餘人」，其餘人數大概都有點不便於說出來。據「國家主義的叛徒」宋繼武君說，他們所發起的所謂「風起雲湧之國家主義團體」起舞社（便是上述的第七個團體），會員自成立時開一個會後，早已煙消雲散，連那個木戳子今都不知去向，舉此以例其餘，他們的人數亦不難想像得之了。可是更不幸的，那「越過七十餘人」的少年中國自強會偏偏又自行解散了！他們覺悟了「中國在國際方面，已經不由自主的轉入了世界革命的漩渦，在國內方面，已經到了反革命派和革命派開始決戰的時候。」他們感覺了帝國主義「不無為帝國主義前身的先例」，而且不易為下層被壓迫民眾所接受，「對於他們失了號召的能力」，所以他們「認為這是革命前途的障礙」。從國家主義覺悟過來的彭十嚴君說，他以前完全是「誤於自己的成見，誤於片面的宣傳，誤於不深切去研究。」他與其他脫離國家主義關係的人一樣，對於聯俄、聯合共產黨兩方面，都表現其認識的清楚。「反赤」的宣傳已經漸次不能蔽惑青年了。

　　以上三件事，很可以看出思想界變化的傾向。自然我們更用不著說洪水派與一大部分文學週報派，文學家的革命化，現代評論及獨立青年派國家主義者的同情革命的傾向，處處都是表示「赤」的勝利。「反赤」運動在今天已經是走到很不幸的路上來了。

　　但「反赤」運動並不曾完全消滅，這是顯然的。張作霖還正在努力於他們的最後的反赤壁壘，建設北方軍事政治的中心力量；吳佩孚、孫傳芳亦還在極力紮掙，希冀能夠保持住他們的最後的命運。在另一方面亦是一樣的情形。永遠不睜開眼睛看看世界的醒獅派，還正在那裡用各種方法敗壞國民政府的信用，離間破壞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反赤大同盟、國民黨的西山會議派，雖已經不像從前那樣起勁，然有時還是要彈一彈舊調子，表示世界上還有他們這般東西。他們的地位現在同帝國主義一樣可憐，但是他們只有永遠這樣頑強的做上去，本來他們的知識思想，根本就不能適合於這個世界。在滑稽的意義上，我實在要說，曾琦與吳佩孚是有同等可以佩服的價值（讓我著實恭維他幾句，好讓他拿去轉載在《醒獅週報》上裝門面），他最有與眾不同的「眼光」，他永遠在他自己的想像中間是一個像孫中山一樣的首領，雖然在人家看來，不過是江亢虎、康白情之流；我有一點相信，他要像滿清末年的保皇黨一樣，一直送我們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而且在那一天以後，他還會是一個像康有為一般的不三不四的「國寶」。是的，這種人是值得我們尊重的。在封建社會還未完全消滅淨盡的遺址上面，產生出吳佩孚、曾琦這樣一類絕對不隨時代進步的人，自然是我們的山川靈氣所鐘；不過侵略我們的外國人更高興他們，因為他們不但是遠東的古董，而且對於帝國主義所懇切需要的「反赤」運動，還都是最努力能夠始終「忠貞如一」的人。

　　然則「反赤」運動便這樣一天天走向他們的墳墓中間去了麼？這句話太說早了！中國民眾一天不得著完全徹底的解放，「反赤」運動總還是會有他們的主顧。我們亦預備著，縱然國民革命有了相當的成功，若是被中國資產階級得著了領導權，「反赤」這個口號，還是可以成為屠殺無產階級戰士的理由的。不過這還是比較遠的事情。我們只要努力保持國民黨左派所承認的無產階級領導革命的局面，保持國民革命運動的左傾，擁護國民黨左派使防止一切右傾的傾向，我們還無需為太遠的事情擔憂。我們最不能不注意的，倒還是眼前的事情。我們知道，雖然在所謂「赤」的營壘中間，兩三年普泛的革命宣傳，造成了熱烈的革命空氣，党的權威，聯俄聯共的原則，擁護農工利益的政策，差不多已經成功了，毫無疑議的，便是極反動的人亦不能不相當承認的事情；但是，在幾千年封建社會所培養出來的個人的英雄主義的思想，與那些專為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道理與成見，決不會因此兩三年的宣傳便根本掃除乾淨。尤其是有權力的人，在人家讒諂包圍之中，他們腦筋中殘留的這種觀念，亦許被人家因以為利的煽動，以致在有意無意中做出為「反赤派」拊掌稱快的事來。此外，再加以在北伐軍發展中間，為軍事政治的便利，不能不容納的許多比較富於投機性的政客武人，他們的色彩本來離「赤」還遠得很，誰亦知道如何引進或處置他們是「赤」的前途的惟一重大問題。帝國主義現在還感覺有這一個希望，西山會議派與醒獅派現在亦感覺有這一個希望。

　　只有「赤」的是好的。只看這一回「赤」的北伐軍差不多受中外一致的稱頌，尤其是「赤」的軍隊中政治工作，更為所有一切的人（當然醒獅派與反赤大同盟的人在外）所傾倒，便知道我們要求要有一個「赤」的世界，比那些要求要一個「黃」的「黑」的世界是一萬倍的有理由。但是，誰能給我們一個「赤」的世界呢？不是專靠僅僅站在幫助我們地位的第三國際與蘇俄，不是專靠僅僅站在領導我們地位的革命領袖，我們一定要民眾起來，用自己的覺悟與組織的力量，與革命運動中一切搖動右傾的傾向奮鬥，貫徹「赤」的主張。只有民眾起來，才能鞏固「赤」的勝利，使「反赤派」永遠沒有揚眉吐氣的日子。親愛的青年，我們要為這努力！

　　倘若「反赤派」的先生們要問我，你說了這麼多的「赤」啊「赤」啊！究竟你所謂「赤」是指的什麼呢？是指無產階級專政麼？是指國民革命成功麼？這我可難於答覆你們。我只有回頭問你們一句，你們的「反赤」，反的是什麼「赤」呢？媽媽虎虎的罷！橫豎你們那個工業革命以前的腦筋，永遠是鬧不清爽的。

　　載《中國青年》第一四八期

　　署名：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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