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運動|惲代英

五卅運動

　　（一九二六年六月）

　　五卅運動，是中國一個很偉大的運動。這個運動發生的時候，我正在上海，所經過的情形，也知道的很詳細。現在五月三十快到了，我們必定有一回很盛大的紀念。所以特別和各位同志來談談。我所欲談的，可分四部分：一，五卅運動發生之原因；二，五卅運動之經過情形；三，五卅運動以後的結果；四，五卅運動所得的教訓。

　　一、五卅運動發生之原因

　　五卅運動的發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實在有幾種很複雜的原因，我們可分做表面的和根本的兩方面來說。

　　（一）表面的。關於表面的方面，有兩件事實：

　　第一件，日本紗廠的風潮。去年一月時，日本的內外棉紗廠大罷工，這個紗廠，是一個很大的資本家開的，在上海、青島、日本內部等處，都有他的工廠，共計十一個工廠，只屬一個公司。日本在中國，原來只開一個工廠，因為歐戰發生，歐洲棉紗，不能運到中國，一面中國工廠發財，一面日本內外棉紗廠由一個工廠發達到十一個工廠，在上海一隅，至今有八個之多。日本資本家利用中國工人的窮苦，在平時增加工作時間，減少工資，並且常常痛打辱駡，使一般工人感覺得壓迫太厲害，自然有許多不滿意。前年九月，我們的同志，又在內外棉紗廠附近做工人運動，於是使工人更加覺悟。日本資本家，曉得這般情形，就另外養許多男孩子和女孩子，叫做「養成工」。預備將來學習成功的時候，要想開除工人，可以「養成工」來補充。此時工人稍有組織，自然要反對，所以去年一月，工人與資本家衝突，曾大大的罷工一次。這次罷工，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因為當時的棉紗價值很高，生意又異常發達，資本家以為極不合算，就想方讓步，相當的答覆工人要求，承認工會組織，才解決罷工。自從內外棉紗廠罷工勝利後，許多工廠都相繼罷工，日本資本家，覺得這種情形，甚為不利，便用起手段來了。到去年四月時，日本資本家極力想法的破壞以前的條約，隨意開除工人，苛待工人，引起工人的憤怒。這時，如照做工人運動有經驗的同志的主張，盡可以不罷工，因為以前資本家的讓步，固然是工人能一致的堅持，尤其是棉紗價值高漲的原因，決非資本家所肯甘心願意，現在的棉紗既未漲價，於時期上當然不利。但一般工人以壓迫厲害之不安，又以為前次罷工勝利，可望同樣結果，都要罷工。日本資本家，指使一個人，用手槍打死工人領袖顧正紅，於是群情憤激，參與罷工的有四萬人，而且我們的同志，努力幫助，社會上的聲援，亦很熱烈，惟日本資本家態度強硬，把工廠關閉，表示堅決，延至一個月的時候，工人因生活關系，不能堅持下去，便想法讓步，找人調停，誰知日本資本家，更加兇橫，不但不允賠償罷工期內的工資，並不承認組織工會，而且運動中國官廳與各國領事施以壓迫手段，要工人屈服，所以顧正紅的柩，停在美領事的處所，美領事便不承認。許多工人領袖的同志，看見這種緊張情形，才決定開一個追悼顧正紅大會；這個大會，日本工廠的工人，全體參加，惟中國工廠的工人未到，合學生人數，將近六萬人，日本資本家雖運動了中國官廳派兵來壓迫，但至時會已開成；再運動英領事幫忙，不許持小旗子在租界上成群結隊的高呼大喊，總理北上至上海時，無數的群眾在法界集會歡迎，曾引起帝國主義的反抗，現在許多學生，要在租界上吵鬧，帝國主義，自然要求干涉，所以上海大學學生拿旗子在租界上，預備到小沙渡參與追悼會，被巡捕房捉了許多人，文治大學學生為工人募捐，也捕去了。這時，已是五月廿日前後，工人五六萬，無捐款救濟，生活很難維持，又不能暴動，雖希望得勝而不可能；學生被捕，亦無法營救；教職員雖知帝國主義之壓迫，而以學生常常鬧事，捕去也好，於是上海的空氣，非常沉寂，惟有中國紗廠，很願意幫助工人，這事並非有什麼愛國思想，不過希望日本紗廠罷工，中國紗廠的生意發達，可以賺錢，但又怕日本紗廠知道，不能用錢來實地援助，只是空口說白話的鼓勵而已，到了五月盡間，表同情于工人的學生，既無法營救，萬難維持生活的工人，簡直不能不因被壓迫而屈服了！

　　第二件事，工部局提案。上海的租界，一是公共租界，一是法租界。所有權利，均操在外人之手，中國人在租界上，就等於一個亡國奴。工部局是上海租界的行政機關，管理租界上一切的事務；納稅人會是上海租界的立法機關，工部局如有提案，須經該會通過。前工部局有三個提案，想要納稅人會通過。這三個提案是：

　　（1）印刷附律。外人因為中國民眾反帝國主義運動很熱烈，想要壓制各種宣傳，惟有限定一切印刷品，均須經過工部局的審查，才准付印並發行。所謂印刷品，就是報章、書籍、雜誌、傳單、廣告，等等，甚至油印的都在內，如果不經工部局的審定，便要罰款。這樣一來，鉗制中國人的言論自由，非常厲害，而且格外的麻煩了！

　　（2）增加碼頭捐。碼頭捐這個東西，是中國人納給外國人的捐款，現在工部局以為太少，應增加若干，以重商人負擔。

　　（3）交易所註冊。交易所無論外國人辦也好，中國人辦也好，本來都應納費到中國政府來註冊立案，現在外國交易所，不但不在中國政府註冊，反要中國交易所到外國工部局註冊。

　　這三個案子，于商人大不利，比方印刷附律，不獨我們的宣傳上有很大的妨礙，就是商務印書館出一部書籍，縱然印刷好了，如受其干涉，就不能發行，這是多麼可惡呢？至增加碼頭捐與交易所註冊，更不必說。所以工部局在前年提出來的時候，我黨固然反對，尤以上海商人反對得激烈。當時納稅人會的到會人數不足，就沒有通過。去年四月間，又經提出，商人在報紙上大登廣告，極端反對，亦未成立。這次罷工風潮發生，工部局又堅決的要在六月二日開會通過，這三案，因此又引起商人的反抗。

　　這兩件事，可說是這次大運動的動機，在五月二十以後，有許多人想欲暴動，恰好那時全國的民氣，已經高漲，像山西一省，就有一萬多人包圍閻錫山的運動，同時各地農民蜂起，將成全國一致的樣子；上海雖有一部分是很沉寂的，而大部分均甚激烈，如工人罷工，學生被捕，商人受壓，都是處於窮途。我們就看到五月底、六月初的中間，是一個頂好的時候，在二十六七日，我黨才決定要學生在六月二日以前到租界上做一次很大的遊行演講的示威運動。這特[時]候，我對於這樣一個策略，還有懷疑的地方，因為要他們到租界上去遊行演講，租界上是不許可的，明明要他們去犧牲，我相信有三百人可以跟著我來，但有許多人，總覺得很不願意，不是說你為什麼不去，便要說他為什麼不去。要做一個大的運動，不是很難嗎？其實我的見解，是錯誤的。至廿八日，再細討論，才決定先找我們的同志——學生和工人——到各學校裡去宣傳，激動他們。但有許多學校不准進去，著實不容易宣傳。幸而我們的黨，真有作用，如果沒有黨，決沒有五卅運動。因為各學校有我們党的區分部，所以決定這個策略以後，即召集許多宣傳委員開一次會，一面以區分部的名義，一面以學生聯合會的名義，介紹宣傳委員和工人同志到各校去演講。二十九日，做了一天的工作，於是出來的人有了三千多個，與我所揣測的，多了十倍，並且很受歡迎。因此，我說革命不要看得太難，只要我們努力，就有革命的成功。

　　（二）根本的。根本的原因，大概有四個：

　　（1）帝國主義的壓迫。五卅運動，不僅為日本紗廠風潮與工部局提案而發生，帝國主義者八十多年來的壓迫，實占其根本原因之一。我們知道不平等條約，是縛束中國人、剝削中國人的工具，為什麼日本資本家能夠殺中國工人呢？因為有日本紗廠。為什麼日本能夠在中國開紗廠呢？因為有馬關條約。所以中國工人，一方受日本資本家的經濟剝削，一方受中國官廳的政治壓迫，非常的感覺不安，同時上海租界上的權利，完全操在外國人手裡，中國人的事，中國人不能說。只有外國人敢說，一般學生和商人，也成了亡國奴的樣子。因此，八十多年來之壓迫，積至五卅這一天來爆發。

　　（2）革命的宣傳漸普及。五四運動以後，一直到去年這個時候，各種宣傳的出版物，漸漸加多，無論中學、師範，到處都有，這種出版物，雖然很平常，很幼稚，但宣傳的功效，是很大的。這裡這樣說，要實行國民革命，求中國人民的自由平等，那裡那樣說，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自然使許多人的腦子裡，都不會忘記。並且本黨自改組後，進步很快，對於宣傳工作，亦特別注意，前後一年，汪精衛、胡漢民諸先生在上海，得許多學校歡迎講演，也口口聲聲是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實行國民革命，自然而然的使學生感動，尤其是在群眾大會中，遇一般反動的宣傳，如黃炎培等的講演，不值一駁，而我們的同志，在他們講演後，能替他們詳細地剖解出來，也自然迎合一般群眾的心理，比方前年袁觀瀾講演五四運動，說一些什麼整頓學風的糊塗話，過後，汪先生隨即登臺講演，駁得他的話是一錢不值，就得了許多學生的信仰。自此黨的宣傳，日漸擴大，而五卅的事，能夠使各地鄉村和城市的民眾，尤其是青年，群起為偉大的運動，就在這一點。

　　（3）民眾的組織漸發展。向來外國人說中國人沒有團結性，在最近幾年內，已經不是往昔的樣子，民眾漸漸起來組織了！工人的工會，學生的學生會，都有全國統一的組織，農人的農民協會，商人的商會，亦各有組織，假使沒有學生聯合會，就不能號召民眾，五卅運動，就無從發生，所以民眾的組織，也非常重要。

　　（4）黨的發展。五卅運動，最先的決定，是我們的党，向外活動的，是我們的同志，並且我們同志做工作，因為有了黨，可以內應外合，這是黨已入民眾中——學生會、工會——去了！以前黨的組織很散漫所以一個黨的內部，各做各的，沒有幾個人肯聽命令，而做黨的行動，自改組後，雖然不算頂好，但組織上，紀律上，均比較的很有進步，因此，五卅運動，能夠發生，可惜我們內部雖較好，然而程度有限，所以五卅運動的結果，只能做到這一步田地。

　　二、五卅運動之經過情形

　　五卅未起以前的事，我已說過。到五月卅日這一天，原定計劃，即要各校學生出來講演，並且一定要到租界上講演，但只說到租界上講演，租界比一個城池還大，沒有集中的地方，使三千多人，都是散漫的，同時因先定午後一時出來，而同志傳話，有點錯誤，使一些人在上午九時便出來，沒有守一定的時間，這都是沒有經驗，弄出許多缺點，幸而事實上還算好，沒有什麼妨礙，先出來的人，也不過在茶館裡等一等罷了。此時，黨的內部，有某同志，覺得非常害怕，某同志，是學法律的，就以為觸犯法律。其實我們要革命，就要犯法，不過我們也覺得不以上海執行部為指揮機關，而以上海學生會為指揮機關較好。是日午後出來的學生很多，多集在最熱鬧的地方，如先施公司處，起初外人也不大注意，後來鬧的太很[狠]，外人也覺得八十多年來沒有這麼一回事，當時即巡捕去報信，學生還覺得不集中起來，不能威嚇外人，想要集中致交涉署請願。不久，巡捕捉了許多學生去了，一般學生，更鬧得厲害，總是說要去大家去，跟著巡捕就走；一般商人見了，非常惡恨巡捕，也說要去大家去；於是捉了又放，放了又捉，一鬧鬧到大閘巡捕房。這個消息傳到我的耳中，就覺得不好，因為這樣環集在巡捕房，巡捕房只有兩個辦法，一是將被捉學生一併放出，一是開槍轟擊，如果只是捉人，那末，學生是捉不了的，而且捉了又放出，帝國主義決不會這樣示弱。我們原先決定在風潮擴大時，舉行罷工、罷市、罷課，而未顧及何種危險，其實這是錯誤，本來應該預先告訴他們，在某一個被捉的時候，第二個又來講演，再捉了，再來講演，儘管他來捉人，總是繼續講演，不要跟他去包圍巡捕房。果然，巡捕房看見環集的人太多，就開起槍來，打死傷了許多人，我們當時也調查不清楚，我們一想，一不幹，二不休，只有明天再來，但學生是不是肯出來，還是一個問題。幸而許多學生，以為讓外國人打死許多人，就這樣了事，是最羞辱的，於是決定計劃，要所有的學生，在明天都出來，並在通告中特別說明，要群眾集中在大馬路宣傳，如果帝國主義來干涉，就由大馬路往二馬路退讓，總不要散漫，而且只要講演；同時把許多人，到商店裡去宣傳。五卅的晚間，各馬路商界聯合會開會，並請我們的同志去報告情形，我們的同志的報告，當然是非常的激烈，於是商人決定幫助我們。但怎樣幫助，還是沒有辦法，因為各馬路商界聯合會，是一般小商人的組織，小商人比較大商人的革命性要強，反帝國主義性要厚，但雖有反帝國主義之心，而卻是很害怕的，並且罷市的事，一定要經過總商會的通過，所以商人的意思，要工人先行罷工，才肯罷市。到了第二天，恰好又落雨，學生出來的，還是很多。但有許多要面子的，覺得不來不好，來也不好，只有來了不做聲。其中有些很激烈的，就講了又講，鬧個不休。尤其是有一位女學生，先一天被巡捕捉了釋放出來，在街上大喊大叫，如顛[癲]狂一樣，很引起人家的感覺激動起來。這時的商人，受了很大的刺激，店員只想罷市，惟店主還是狐疑不定，也只說要等總商會的命令。於是群至總商會，要總商會命令罷市。當時，不是說這裡又捉了人，便是說那裡又槍斃了人，這樣一來，總商會才答覆罷市，不過先罷市先罷工的界限未打破，商人總以工人先罷工為前提。我與葉楚傖同志商量，遂打一個電報到各省，說上海發生慘案後，已經是學生大罷課，工人大罷工，商人大罷市。到卅一日晚，總商會的罷市通告，就毅然決然的發出來了。六月一日，上海的空氣最濃厚，我記得有一個警察對車夫說的話很可注意。他說：「你不要拖外國人哪，如果拖了，我就要打你」。還有一件很好的事，就是法學[租]界有一個外國人從黃色[包]車裡跳下來，預備上電車，因為給車夫力錢太少，被車夫揪住，踏上電車，又被巡捕推了下來，當時保衛隊表示很熱烈，中國巡捕也欲不幹，兵士也曉得反對帝國主義。我們一方派人到各地組織工會學生會，一方面印五六十萬傳單分別告農人、兵士、警察，於是全上海人都蜂動起來，以圖免除滅種亡國的危險，這完全是宣傳的能力。但我們有許多同志，固然努力，也有許多同志，不立定意志，又怕危險，黨既無很好的指揮，所以顧了這方，沒有顧得那方。六月一日，上海民眾，想起暴動，經學生勸止，可見學生會還算很好；但好也是學生會，壞也是學生會，拿復旦大學來打一個比方，我雖然不敢說復旦大學的學生，完全是反動的分子，可是因反革命領袖的宣傳，就有許多學生不明瞭，並反對學生會。不過有五卅的事件發生，許多學生群眾，領受壓迫的厲害，要共同聯合，打倒帝國主義，就反對這些反革命領袖，他們也說必須一致對付敵人，切不要鬧什麼意氣，這些反革命領袖，還在那裡說，這個事情，是國民黨包辦的，是共產黨的陰謀，不要上他們的當。這樣說，群眾還是不相信，反罵他們——反革命領袖——是搗亂。他們又向我黨同志來說，想我們的同志，發生恐慌。他們這種宣傳，到了我們同志的耳裡，不但人家害怕，連我都很恐慌，以為這樣宣傳，久而久之，自然使人懷疑，豈不是不能團結嗎？因此，六月一日以後，我們就不能不退讓一步，只站在督促的地位來。但上海黨部，在很[這]幾年的歷史中，沒有發生重大問題，紀律又不甚嚴密，於是退步以後，簡直不能與同志接頭，不能商量辦法。這固然一半是黨的錯，而一半還是同志的錯，因為我們有許多同志，遇一件事故發生，以為可以不用党的指揮，自己很明白的知道怎樣做法，有的還想在學生聯合會當會長，做主任或科長，如党中派他做別項工作，就不能出風頭，所以不願受党的指揮，並且有許多同志，在這時就主張改組學生會，給他們出風頭機會，也有許多非同志很贊成改組，想藉此得個位置。但改組以後，還是換湯不換藥。這樣一來，一方同志不完全守紀律，一方工作的人太少，派人到學校裡去，學生會就沒有人辦事，派人到學生會去，工會又沒有人辦事。再一方的反動分子，非常搗亂，除了那些說國民黨包辦、共產黨有陰謀的以外，另外有孤軍社的人，在六月一日，發了一種傳單，是一篇「告國人」的文章，印刷很多；他們的意思是主張什麼「不合作」，勸民眾不要亂鬧，要學印度那位甘地的辦法，最好，經濟絕交哪，不買外貨哪，不坐外輪哪……還有江亢虎主張就事論事，不要說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只就巡捕房打死人的這回事，與之交涉，才能縮小範圍，才能得到結果。又有陳霆銳說這事不消亂鬧，把範圍弄大，只有依法解決，向法庭起訴，就有結果。一般學生雖然受了一點革命的宣傳，但以前既遭反革命領袖宣傳的影響，現在又聽了這般糊塗的論調，也覺得我們說的太大，提的口號太高，恐怕不能做到，沒有結果，也有點可怕。因此，我們主張打倒帝國主義，他們就以為專對英、日，不得罪美、法及引起各國的惡感為好。這個問題，我老早想到了，到那時我想出一種特刊，發表許多短篇的文章，但許多學生同志，不能宣傳人家，反被人家宣傳，我又沒有一點時間，可以辦到，因一班同志，既然無法常常接頭，只能一個一個的去告訴他，所以一天到黑，沒有出宣傳品工夫。這樣宣傳力甚少，反動力很凶，黨既不能有靈敏的指揮，同志又不能完全守紀律，彼此互相影響，我們沒有法子可以補救，一方表現工作困難與缺點，一方使五卅運動，無很好的結果。不過呢，到了這時候，我們的同志，雖然起始本想要出一出風頭，但因與反動分子聯不起來，就感覺黨團會議之必要，認為非組織黨團不可。這事我真好笑，先時党要同志，同志不能來，現在同志要党了。因此，有黨團的組織成立。當時，學生會中，沒有強有力的領袖，但有黨團命令，可以領導許多學生，就想打消反動勢力，拉攏中立分子。同時，發現了一種弊病；上面說過，許多學生同志，想出風頭，因為與反動分子衝突，想組織這個黨團，誰知黨團組織後，這個要批評，那個要糾正，於是，不是說排擠他，就是說偏重別個，這般現象，自然引出許多糾葛來。工會方面，有三十余萬工人罷工，我們想利用這個機會，到工人群眾中去宣傳，但一方缺少人，一方沒有工人運動的經驗，也發生多少困難。總括起來，就是沒有做政治宣傳，因為我們要使一般同志明瞭政治狀況應該常常做政治報告，這樣，學生同志，才曉得決定他們的工作方法，可是，事情太忙，沒有這種報告，許多同志，就不明瞭各方情形，向群眾講演，不動人聽聞，這是黨團內部的缺點。在外面，我們商量好了，對帝國主義提出十七條，如收回會審公廳，賠償罷工工人損失，不許外人越界築路等等，總商會不表贊成，要我們再提出條件，他們從中調停；但馬路商界聯合會，卻贊成我們的十七條，所以學生、工人、小商人是一致的，並組織工商學聯合會，想向官廳去辦交涉。加之六一、六二、六三這幾天，帝國主義者常有擊殺中國人的事發生，一般人更非常憤激，孫傳芳打一個電報，大意要學生努力，他以武力為後盾；張學良也打一個電報，並匯洋兩千元捐與學生會，過幾天，張學良親自帶兵來了，租界上本不許人去，張學良的兵能夠去得，一般學生很高興，以為要收回租界了！其實張學良一方和英國辦交涉，以圖妥協，一方對學生表示好意。當時，學生會派代表見張學良，他很客氣的說：「你們真是愛國，我當學生時，也很熱烈，不過現在的地位不同，不能像你們一樣了！」學生代表，是我們的同志，他聽了張學良的話，喜歡的了不得，回來向黨團會議報告。我聽了他的報告，就說張學良的話，是一點兒不錯，以前本來如此，但以後地位不同，到底是什麼地位呢？原來是帝國主義走狗的地位，不但不能幫助學生愛國，而且要壓迫學生愛國了！許多同志，覺得我這些話，說得太厲害。但是沒有好久，就漸漸的成了事實，學生會再派代表去見小張，他就說「不要亂鬧，我自有辦法」的話了！這時候，岳維峻、段祺瑞、馮玉祥，通同打電報，匯捐款；但除了馮玉祥有點民族思想以外，其餘都是假的。所以段祺瑞派了一個人到上海來調查，民眾很想把這樣的外交官請出來說話，他不但請不出來，反住在租界內，以英國巡捕守衛，恐至群眾中，難於答覆。同時總商會又不能打成一片，我們提出來的十七條，他們以為太高，恐怕做不到，而且傷了感情，對外人很不體面，所以不肯贊成，他們並將十七條，修改做十三條，好像減價的樣子，其實我們提十七條，固然做不到，你就減低一點，又能夠做得到嗎？還有學生方面，也得了不好的消息，因為上海的報紙所載，不是這裡殺害學生，就是那裡槍斃學生，學生家中的父母，非常害怕，就紛紛來信，是說父親母親，病重垂危，要他們趕快回去，所以在六一、六二、六三這幾天，學生是很勇猛的，到了四號以後，有的軟化了，有的跑回去了。這種情形，維持了兩三個禮拜，在五卅運動中，帝國主義者想了一個方法，出一種《誠言》報，造許多謠言，欺騙中國人，但沒有效果，到了三個禮拜以後，商人罷市已久，發生了一個開市的問題，以為長久罷市，多是自己的損失，所以提出縮短戰線的口號來，並且說罷工要款項接濟，才能維持，不如商人開市，將一部分利潤來援助，以前江亢虎就有縮小範圍之說，現在這般言論，自然容易鼓動。那時罷市的，是公共租界上，同時法租界與中國界的商人，都想罷市，但一些不明瞭的人，以為不要得罪法國，勸他們不要罷市。不知法租界與中國界能罷市，尚可引起法國與英國的交涉，以及中國官廳之覺悟，現在他們自動要罷市，何必反去勸止呢？還有一派主張繼續罷市的，以為開市並非縮短戰線，而是減少勢力，解散隊伍。但事實上既有大部分商人要開，又有反共分子說得好聽，我們也只好讓步，不過總想多延長幾天，然而事實上總不可能，結果宣佈開市。開市有兩個條件，一是禁止買賣英貨，一是接濟罷工工人，要他們登報表明，但結果不是這樣。雖然學生查貨甚嚴，商人不敢買賣英貨，但未接濟罷工工人。開市之後，又發生開工的問題，因為一般人主張專力對英，要日本覺悟起來，所以說罷工要有範圍，於是日本工廠復工，英國工廠的工人動搖，也慢慢地開了工。學校裡的學生，已有一部分回家，許多教職員也勸學生回家，在他們腦子裡，以為鬧壞學風，是不好的，所以特別准假，或提前放假，於是學生會的代表，只可代表自己，不能代表群眾了！這樣一來，各種運動，沒有學生參加，僅僅剩下許多工人在那裡孤軍奮鬥了！可是，工人生活困難，各方捐款，不能接濟；買辦階級與軍閥勾結；一般反動學者，也極力宣傳，這時是很難應付的。幸而還剩下一件事，就是與英國經濟絕交，一般學生檢查仇貨，本來很勇敢，很熱心，但是亂七八糟的，比方扣留水果，拿來吃了！不能久貯的貨物，任其腐敗，有些不管是否確系英貨，隨意扣留，並且學生會無專人辦事，使商人不是不能接頭，便覺非常麻煩，自然很不高興，而且懷恨。就是我們也有點不滿意于學生的，他們當學生會會長哪，主任哪，科長哪，總喜歡坐汽車，吃西餐，尤其是愛與女學生講交際；上海本來是社交公開，但有的很是無聊，引起一般腦筋腐敗的教職員注意，加之學生內部，常常發生問題，查帳呵，爭位置呵，鬧得不亦樂乎，幸而每事發生，在黨團會議中必然設法解決，反動派始無法搗亂。這時，張學良既與英國交涉妥當，便解散上海總工會，開始向民眾進攻。同時，醒獅社，孤軍社，民鐸社等組織一個《公理日報》，事為我們發覺，沈雁冰諸同志均參加，結果該報歸在我們手中，曾琦等知已失敗，即行退出，我們並組織了《熱血日報》，與《民族報》，但因帝國主義和軍閥壓迫日甚，也不能常出版。在全國說，也是一樣的，開始做救國運動時，很是熱烈，到後來，卻漸漸的沉寂無聞了！

　　三、五卅運動以後的結果

　　五卅運動所得的結果，有好的壞的兩方面：

　　（一）好的方面

　　（1）反帝國主義的潮流高漲。五卅以前，中國人不知道為什麼要反對帝國主義，就是一般有知識的學生，也不會明白反帝國主義的意義，因為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已有八十多年，經過庚子之役，中國已完全在其統治之下，不獨不敢反抗，還要說「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的話，就是革命黨，也同一樣，所以同盟會黨綱第六條，有要求列強幫助中國革命的一句話，另一方還說要保護外國人，遵[尊]重外國條約，這簡直是笑話。自改組以後，才提出反帝國主義的口號來，經過一番宣傳，最少數人才知道應該反對帝國主義，至五卅運動以後，反帝國主義的空氣，就普及了全國，大多數人都知道了。不過呢，還有不瞭解的地方，許多人不問帝國主義為何，只見外國人就要反對，比方國家主義派不說反帝國主義，而說外抗強權，完全是一種反對外國人壓迫的觀念，其實這是不對的。但既有這種觀念，如再有人說要保護外國人和外國條約，也就是大逆不道了。

　　（2）民眾的力量增大。五卅以前的工人、學生、商人等，大部分都沒有站在反帝國主義的戰線上來，五卅運動後，各地工人、學生，更加組織起來，商人亦知反抗帝國主義，且有工商學之聯合組織，明明看見民眾的力量。這種力量，影響到政治方面，使軍閥內部分化。那時，國民軍通電對英宣戰便是站在民眾的方面，同時引起反奉戰爭發生，直系孫傳芳痛駡張作霖壓迫民眾與愛國運動，就是表面的接近民眾，或者說利用民眾，其實總是民眾力量的影響。最後國民軍同情反奉，郭松齡發生倒戈，都是民眾力量的暗示，郭松齡想利用全國民眾的反奉空氣而倒戈，為帝國主義所敗，民眾的精神漸漸衰弱，現在國民革命也失敗了！國民軍失敗的原因，固然是帝國主義之聯合進攻使然，而國民軍內部之不一致，實其主因；比方馮玉祥不表明態度，無從領導民眾，二軍與民眾，反有惡感，當然難得勝利。總之，五卅運動後，民眾已在政治上保存一部分力量了。

　　（二）壞的方面

　　（1）階級之分化。階級分化，是五卅運動一個最大的影響，因為學生回家商人軟化，留下工人孤軍奮鬥，同時孤軍社、醒獅社、民鐸社講的和平理想，與江亢虎主張縮小範圍，丁文江批評過激，戴季陶謂不應以國內問題，牽動國外問題，種種學說，影響頗大，一般學生，本來多是專於讀書，不肯參加實際運動，即容來參加，又多不受指揮，愛出風頭，至失信仰，偶或以工作方面的更換，就疑人排擠，而懷恨起來，並且大商人、工人、學生、小商人各為其利益，惹起感情的衝突，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又乘機破壞革命勢力的聯合，共產派和國民黨左派也有左傾幼稚的地方，於是民眾更分化得厲害，這是一個壞的方面的影響，如果我們能夠做很好的工作，當然不會有的。

　　四、五卅運動所得的教訓

　　（一）革命不要看得太容易，也不（要）看得太難。五卅運動，是全國數百萬人共同的要求，也就是工商學聯合起來的運動，所以革命不是一件頂難的事，只要有相當的宣傳和組織，並得到相當的機會，就可以號召起來。五卅以前，我們黨的宣傳和組織，都不見得很好，而能夠喚起一個這樣的大運動，並做到了這一步田地，已經算是了不得；如果將來能夠進（一）步的組織和宣傳，一定收效更大了！但是，革命也不是很容易的，因為我們前年的黨，雖在學生、工人中，有區分部的組織，但上海八十幾個學校，僅有二十幾個學校的區分部，這可以表現組織力的薄弱；至於黨內的宣傳品，刺激性太少，並只散佈一二十萬份，在四萬萬人中，僅有一千萬分之一受了宣傳，這可以表現宣傳力的薄弱。所以兩百萬人的五卅運動，不久為反動勢力壓迫而消沉，使我們今後對於宣傳和組織的工作，應加上一番特別的注意。

　　（二）左右派的空想。這種空想，於五卅運動的影響甚大，也是宣傳工作的弱點，不能不使我們注意：

　　（1）右派的空想。右派的主張很多，強半是空想的，例如：

　　A．和平解決。如果能夠和平解決，固然是好，但上海殺了人，接著漢口、廣州等處，都殺了人，怎樣可以和平解決呢？更有誰替你來和平解決呢？

　　B．法律解決。法律是帝國主義和軍閥拿來壓迫人民的工具，比方租界上的法律，就不准去遊行講演，五卅在租界上遊行講演，簡直犯了法律，怎樣在法律上可以解決呢？

　　C．外交手段解決。北京派來的外交官，住在租界上，不肯出來，已可見中國的外交程度，法國派人來調查，結果不敢在上海公佈，轉身回去，才公佈出來，說英國人不對，英國就馬上不承認，好像一定要說是我們不對才好，還有什麼公理，還講什麼外交呢？

　　D．聯絡幾個帝國主義打倒一個帝國主義。這個主張，就是要聯合日、美、法、意等國，專對英國，但是美國佔據上海大學，意大利在上海殺中國人，事實上已證明其錯誤。為什麼呢？因為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其他帝國主義，一定要想站開，五卅時的法國，就是如此；如專為反對（英）帝國主義，則美、日等國一想，要幫助中國反抗英國，不如幫助英國壓迫中國倒好些了。

　　E．經濟絕交。這是孤軍社和國家主義派的主張，就是要不買英貨，不替英廠做工，在經濟上完全與英國脫離關係的意思。這事並非全無作用，但是暫時的而非永久的，因為關稅問題未解決工業不能發達，工人不在工廠中做工，不能維持生活，所以從前與日本經濟絕交，完全沒有結果。

　　（2）左派的空想。左派的空想，也有很幾點，如：

　　A．槍擊外國人。這個意思，非常簡單，以為外國人殺我們，我們也殺外國人就是了。有一位同志對我說，我們今天開會遊行講演，都沒有辦法，不如用手槍炸彈去殺工部局的人。其實我們雖不絕對反對暗殺，但暗殺只可為交戰時一種手段，而不能在平時常用的。如果沒有交戰，僅僅暗殺一二個外國人，不但沒有作用，反發生更大的事故，因為大小商人，最怕殺外國人，傷了感情，學生有許不多贊成，則五卅更失敗得快了。總之，朝鮮有一個安重根，朝鮮還是亡了國，可想見沒有民眾，專靠暗殺，是不能成功的。

　　B．練學生軍。練的學生軍，是不是能夠打仗，是一個問題；中國的兵很多，並且很可以打仗，為什麼還要練學生軍呢？並且練學生軍的影響，可以使許多能夠做宣傳工作的人，專于關在學校裡去操練，那麼，外面的人，一點也不懂得反帝國主義的意義了！

　　C．對英宣戰。這種主張，以為寧可玉碎，不可瓦解[全]，只有與英國背城借一，如果為空氣的作用，是可以的，但天天夢想真要與英宣戰，到底叫誰去戰呢？我想，縱然可要馮玉祥去戰，但張作霖又要在後面打馮玉祥，又怎樣辦呢？

　　以上各派的空想，都是妨礙革命，叫人家認不清正當的工作是什麼，其實真正的工作，在宣傳和組織上，五卅時，多數人不是跑到右傾空想的路上去，就是跑到左傾空想的路上來，絕對沒有腳踏實地的一步一步做去，這是我們今後應注意的。

　　（三）各階級的革命性。五卅運動中，張學良在上海與英國交涉妥當，即施民眾以壓迫的手段，總商會對我們提出的條件，要居在調停的地位，可見軍閥與買辦階級是反革命的。不過張學良等也曾打電報並匯捐款，總商會也還提出十三條來裝飾面子，所以雖然反革命，只要有革命的民眾監督，是不敢絕對反對「反帝運動」的。小商人是比較能革命的，但他們沒有組織力，如果革命的潮流低落時，小商人就跑到大商人一邊去了。學生在平時，是很散漫而且要鬧意見的，到了革命空氣濃厚的時候，就一鼓起來，也不管什麼國民黨「包辦」（？）共產黨陰謀（？），還是擁護學生會，縱然有少數反革命領袖造謠，也不會相信的。但是，學生喜出風頭，也不能維持長久，是一個很大的缺點，不過呢，如有嚴密的組織，尤其是有黨的範圍，還是很好。所以學生不是頂好，也不是頂壞的。工人是比較的靠得住，並不是說工人的道德和知識比學生好，只是工人的生活困苦，使其自然要革命；雖有最少數工人，也和學生犯同樣的毛病，而大多數都是誠實的，直率的，很有紀律的。在五卅運動中，開始有許多學生，後來各種遊行運動，滿城所看見的只是工人，可見工人在革命中的力量。有人說是知識階級領導工人革命。這是對的，但是，現在一般知識分子為什麼有了工人，他們還坐在屋裡不來領導呢？還有一般人說，要靠學者來革命，真是笑話，梁啟超、張季直、《申報》主筆，《時事新報》主筆，都是大大的學者，他們做的文章，總是說學生怎樣胡鬧，中國要亡國滅種了！外國人看了，非常高興，說他們是高等華人，我們也僅可讓他們去當高等華人，但如果人人都像他們，中國真要滅種亡國了！不過呢，我們要明白，我們雖特別注重工人、農人、學生、小商人，但要使大商人、大學者，也站在一條的聯合戰線上來；就是說，我們一方面要認清楚那種力量是靠得住的，那種力量是靠不住的，一方面也要拉攏靠不住的力量，為革命勢力的聯合。

　　總之，革命不是難事，也不是易事，我們要宣傳民眾，組織民眾，我們不要空想；我們要認清革命的力量，拉攏可以革命的人，這是五卅運動所得來的經驗。以這種經驗，在以後比五卅更大的運動中去工作，就可稱一個老將。至於五卅直至今日，尚未解決，我們曉得不能解決，帝國主義者想以七萬五千元來解決，我們是不承認的，現在惟有今年紀念五卅，明年紀念五卅，使全國民眾一致覺悟起來，才能爭到最後的勝利。那時候，不平等條約廢除，租界收回，中國人可以自由平等，比七萬五千元，強得多了！我們的同志，要準備第二個更大的五卅運動的工作，大家一致努力吧！

　　中國國民黨政治講習班印行

　　署名：惲代英講　鄧峨嵩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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