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潮汕的感想|惲代英

旅行潮汕的感想

　　（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我因為趁周恩來同志電約參與東江各屬行政大會之便，在汕頭潮州逗留半月之久。在這個時間，我很高興得著一個與東江各界代表接近的機會。我從他們在會場中的報告，與其他個人談話的中間，得著許多關於東江民眾生活的實際材料。我覺得幾乎沒有一件材料，不是可以證明我們革命的理論的。我深深感覺我們今日所號召的革命運動，實在是中國一般被壓迫民眾實際生活上的要求。只可惜宣傳革命的人，每每只知根據書本理論，不留心人民實際生活情形，所以不能完全站在唯物的觀點上，領導這般民眾起來，為他們自己的利益而奮鬥。這般民眾，自己雖居於被壓迫的地位，然而又因為受多了帝國主義、軍閥、買辦階級、土豪劣紳等的欺騙迷惑，不知道為了自己的利益，起來勇敢的參加革命。所以各種反革命的勢力每不易根本掃除，一般被壓迫民眾每不易達到自由解放的目的。

　　汕頭為中國南方重要商港，就國際貿易的地位言，僅次於上海、天津、大連、漢口、青島、廣州，其出入口貨物價值，每年在關平銀八千萬兩以上。就汕頭出入口情形，可以窺見東江人民生活如何受帝國主義的影響。東江因為山多田少，除潮陽、揭陽、惠陽、興甯梅縣以外，米穀均須恃外來供給。向來米穀多由蕪湖方面輸入，其由外國輸入的，系比較少數；然而近年外米輸入每年常二百余萬擔，民國十二年外米入口價值將一千二百萬兩，其由中國各口岸輸入的每年不過數十萬擔，價值一二百萬兩而已。此外，外國麵粉、煤油，錫塊，入口每年各值一百余萬兩。尤足引我們注意的，東江各縣多濱海饒魚鹽之利，潮州各屬宜培植甘蔗，故糖業頗盛；光緒年間，白糖一年出品至五十余萬擔，赤糖八十余萬擔，行銷於外國及各埠。然近來外國輸入魚介海味每年價值一百余萬兩，赤糖之出口雖大略可維持現狀，白糖之出口則銳減至十萬擔左右，而外國白糖車白糖入口反有十余萬擔之多。東江人民尚有能利用廉價之人工採買外來棉紗與苧麻，經營織棉布夏布之業者，出口近來稱為比較發達，然而每年均不過值一百萬兩左右，而外國棉貨類入口則在二百萬兩以上。總計外國入口貨價，至超過土貨出洋之價一二千萬兩。這不但表明是如何一個駭人聽聞的漏卮，我們就這個數目，亦不難想像東江人民在生計上是如何受帝國主義殘酷的蹂躪了。

　　東江商業入口以香港為最多，出口以到新加坡等處為最多，即出口到香港的，亦仍多系轉運於新加坡等處。在此次對香港罷工運動中，一般為香港中介人的買辦階級大受影響，所以他們很持反對態度。但自罷工以後，汕頭與南洋群島之直接貿易日益發達，出口各業並不受罷工的影響，一般生產出口土貨的農民、工人的生計，亦並不受罷工的影響。而入口方面，自斷絕香港之經濟關係，日用所需之貨由中國各口岸輸入補充者漸多，人民所需要的貨物並不感其缺乏，中國其他地方之工商業卻受了很好的影響。據汕頭商界領袖說，他們對於省港罷工甚願竭誠幫助，最近他們並聯合了各界組織慰問罷工工人代表團，特意到廣州來慰問罷工工人。這固由他們對於民族革命的同情，與最近全國總工會提倡工商聯合政策的好結果，亦實在因為罷工對於多數商人並無損害，故他們不願意與買辦階級取一致的態度。我們由上所說，可知省港罷工對於香港及一般附屬于香港的買辦階級是大受損失的，對於一般商人、工人、農民則毫無影響，而汕頭與中國其他口岸之商業卻發達了起來。使此種罷工堅持下去，我們可以沒有什麼大的犧牲，而能脫離香港的經濟控制，我們為什麼不堅持下去呢？除了買辦階級或甘心為香港帝國主義的走狗的人，絕對沒有主張與香港政府妥協破壞此次罷工運動之理。

　　汕頭有總商會、商業聯合會。總商會系大商把持操縱的機關，以前洪兆麟、劉志陸為要與他們狼狽為奸，所以與他們格外親密。自東征軍到後，對於他們並無特別待遇，他們便為這總有些不快意於革命政府。商業聯合會系比較小商人之組織，他們的利害與總商會不能完全一致，但前因軍閥幫助總商會，所以他們雖吃了總商會的虧，亦不敢怎樣反抗。近來他們看見革命政府並無偏厚總商會的心理，他們漸漸要與總商會分庭抗禮，不願意將商界的事完全讓總商會包辦了。革命政府是不會為一般特權階級所喜悅的，但他卻可以將一切居於被壓迫地位的人解放出來，使特權階級不能像從前那樣壓迫他們。汕頭小商人顯然得了這種利益，不過可惜這般小商人還不一定能看透這種道理，還不肯完全站到革命的左派中間來。

　　在行政大會中間，商人代表很多提出振興土貨，減免土貨厘金等要求，這是他們實際生活中應有的要求。可惜他們不知道在海關主權未收回的時候，這些都不是很容易辦到的事。若是洋貨能夠用很低的稅率輸入進來，任便你提倡國貨，設國貨陳列所，開國貨展覽會，總是沒有方法將土貨振興起來的。若是關稅不能由我們按財政上的需要，酌量加征，厘金要怎樣能夠免除，亦多半只好托之空言罷了。我們應當將收回海關主權的必要，去對一般生產與經售各種土貨的人宣傳，引導他們參與這種反帝國主義運動。有一個代表主張在海關未收回以前，加收洋貨厘金，取消土貨厘金，這種辦法帝國主義自然又會根據條約來干涉我們的。不過我以為都不妨這樣主張，而且在相當時間不妨將此主張實現出來。這樣子做去，若惹起帝國主義的干涉，亦可以使一般商人看看帝國主義的真面孔。

　　東江工農運動自東征軍到後，雖極力提倡保護，然因同志有工作經驗的很少，而一般殘餘的反革命勢力——政客、劣紳等，設法混入工農運動中，故工農群眾亦有表面在他們的旗幟之下的。但就我觀察，所以他們能夠還有一點力量，不出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由於現在還有許多不屬任一職業的工會，或容許同一職業的人設兩三個不同的工會。因為這樣，所以不容易喚起工人的階級自覺，不容易使他們為自己共同利益而奮鬥，打倒一切利用欺騙他們的人。一個原因是由於現在工農群眾為自己利益的經濟爭鬥還不曾起來，所以人家還容易拿各種非階級性的話頭來迷惑他們，潮州工人團體甚至申明願意犧牲工人自己利益，反對階級鬥爭，亦有別的縣分的農民加入與地主混合之團體的。但其實這不有什麼大的關係。工人農民無論他們名義上屬何種團體，或是他們發的宣言傳單上說些什麼話，只要他們自己一天明白自己的地位，他們決不會能犧牲自己的利益，正如資本家、地主不會能犧牲自己的利益一樣。一二人做的宣言傳單，是不會能拘束他們的行動。工人農民一天覺悟了自己的利益，他們並不難起來反對同一團體中壓迫他們的資本家、地主，他們便名義上與資本家、地主屬同一團體，仍舊無法消弭這種階級間衝突的。我在汕頭的時候，便看見罐頭工會罷工，罐頭工會本來是反對階級鬥爭的工人運動家所主持的，但因他無法禁制[止]工人這種鬥爭，所以他只有放棄了這個工會。這是我們很好的教訓。我們可以知道只要世界上有壓迫工人農民的資本家、地主，一切反對階級鬥爭的宣傳與行動，都是不會有實際功效的。同時，只要大家真能站在工人農民本身利益的立腳點上，領導他們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用不著與人家爭辯階級鬥爭是好或是不好的問題。凡是這些問題，都是由於不做實際工作而好游談詭辯才發生出來的。若只是一味游談詭辯下去，便是再過一萬年，這個問題亦是解決不了的，但若肯做點實際工作，自然知道這是沒有方法可以否認的「事實」。

　　東江教育方面，以前省政府總共每年只津貼四千元，這幾多年連這一筆津貼都領不到手了。我在汕頭遇見一個教育家，他很感覺廣東人民擔負軍費太重，現在全省統一，又要北伐，拿廣東一省要擔負救全中國的責任。自然他說這樣的話，是有些牢騷意味的。廣東軍費確是太重，教育經費到現在還不能切實清理增加，亦難怪這位教育家是有些不滿意的。我想假定去了幾師兵，可以將他的餉款津貼東江許多學校。或者可以由國辦理水產公司制糖公司，再不然可以完全免除一切厘金雜稅，以減輕人民的負擔。但現在是去兵的時候麼？我們一天將軍隊裁減了，馬上張毅、楊池生們的軍隊便打進來了。而且軍隊裁到什麼地方去呢？帝國主義沒有打倒，本國產業不能發達起來，兵裁了便只有化為土匪，重新再受陳炯明等反革命派利用，以打倒革命勢力罷了。我問那一位教育家，從前革命軍沒有來的時候，教育經費是怎樣情形呢？他歎一口氣說，許多年都是這樣的了。既然許多年都是這樣，可見在反革命勢力下面，是不會比今天好的。今天有這多軍隊，不但是為要擔負救全中國的責任，亦是為要救廣東第一步必要的事情。現在只有一方幫政府積極整頓財政，不使稅務官吏侵蝕中飽，不使政界軍界有浮冒浪費的弊病，這或可希望於軍費以外仍舊有錢辦教育實業。一方以全力幫政府進行北伐的事業，使湖南、江西等省將來可以分任軍費一部分，那便廣東可以騰挪一部分軍費，來辦其他建設的事，救中國固然只有這一條路，救廣東亦只有這一條路。

　　東江的學校，由政府撥經費是很少的，他們學校每系書院改辦，故學校有田地房屋等校產可以靠收租款維持學校。東江方面校產最豐富的，要推潮州金山中學。據說校產價值共約二百萬元左右。（汕頭有金山街，房屋完全系金山中學產業。）但金山中學現在每年收入只三萬元。何以收入這樣少呢？因為校產向被紳董把持，無人清查！紳董因為得了人家的好處，便隨便用很廉的價將校產租借與人家，而且無人訂二三十年的租約。據該校教務主任言，若將校產加一番清理，按現在租價加租，可以增加兩三倍的收入，那便是說金山中學每年吃紳董把持的虧損失六七萬元以上。現在金山中學學生每年繳學費雜費每人二十元左右，四百餘人共繳九千余元，學生每因籌費困難，不易讀到畢業。然而學校房屋破爛無錢修治，想擴張班次或辦高級中學，亦苦於無可籌措經費。其實我們若能打倒這班把持校產之紳董，廢除無理不平等的契約，縱然完全豁免學生學費，還盡有餘錢整理擴張學校。我勸金山中學的同學大家起來，與教職員同力合作，打倒壓迫他們自己的「土豪劣紳」，廢除束縛他們自己的「不平等條約」，他們很贊成我這個意見。聽說金山中學學生亦有左右派之分，但無論左派右派都贊成這種為自己利益而奮鬥的。東江學校受這種紳董之害的豈止金山中學，若我們能喚醒每校同學，都起來為謀自己減免學費改良學校，與這種紳董決戰，誰個願做右派？而且誰個敢做右派呢？

　　這一次東江行政大會議決，以後東江教育行政要依據普遍與集中的原則，規定全盤計劃，凡學童多的地方應責成地方設立學校，學童少的地方，應禁止分立多數學校。這種規定倘能實現出來，是很有意義的。各地設立學校，每每漫無計劃，畢業生找不著職業或是有某人想得一個校長頭銜，好在外邊招搖，便不管地方需要，胡亂辦起學校來，官廳中若有奧援，還可以撥一筆補助經費。因之常有一個小的縣設立同樣的中等學校多所。經費分人才分則無法辦好，而且社會上亦沒有那多合格的學生，於是降格濫收，只要混得人家學費，或是可以撐持場面，不問將來教育成績如何。這實在是很不好的現象。我們並不是說這些找不著職業的畢業生不應該有自己設法謀生的權利。不過我們寧可用他種方法來安插這般畢業生，不好鼓勵他們私自濫立學校，貽誤青年。汕頭商業學校學生問我東江是否應當多設商業學校，我告訴他，我是不贊成這種意見的。若有力量多設商業學校，為什麼不集中力量，來整頓擴張汕頭商業學校，此外便是各中學有必要時，可加設商業學科呢？教育是為學生辦的，不在為教職員辦的。多辦幾所學校，可以多用幾個教職員，這是于教職員有利的，但為學生的利益，我卻不贊成這種辦法。自然我的意思不是專一要少辦學校，小學與平民學校，還是盡力求其普遍的。凡必需辦學校的地方，一定要辦學校；但凡只需辦一個學校的地方，不要辦兩三個學校。

　　東江有個比較嚴重的問題，便是有三個月沒有發軍餉了，兵士甚至沒有錢剪髮洗衣，有一二處甚至有私謀嘩變的事，幸而事先都破露了。這個問題聽說軍事委員會已經注意到，而且因為整理財政的結果，已經有把握可以解決了。軍餉如是這樣拖欠不發，很妨害軍隊中的政治工作。有一位同志告訴我說，他對兵士講要兵士知道農工的痛苦，兵士回答他說，不知農工知到[道]我們比他們還要痛苦些不知道呢？由這可知，讓兵士的生活這樣子痛苦，一切政治的宣傳，是不會有功效的。不過有的同志，因為由於這樣的原故，看見兵士不接受政治的宣傳，他們遂懷疑到兵士的革命性。這卻是一個極錯誤的見解。我們若指示給這些兵士看，軍餉的拖欠不發，在反革命的軍隊中是還要利害幾倍的。革命政府，今天所以還不能完全免除這種弊病，只是因為一方取消了苛捐雜稅，一方整理財政還沒有收完全的功效，而且即如軍隊裡面亦還不能盡免浮支浪費，厚官長而薄士兵等積習。然而凡革命的左派，都是要積極與這些弊病奮鬥的。革命的勢力進步，財政的整理便進一步。軍隊中積習亦便可以掃除漸至淨盡。兵士群眾應當為自己的利益贊助革命的左派。倘若兵士懂得這個道理，他們可以從各方面的觀察，加增他們信任革命的左派的心理，為什麼懷疑兵士是不革命的呢？

　　末了，我可以談一談潮州的黃翠英案。黃翠英是一個孀婦，因為調任女學校長為學生所反對，於是觸動了她未亡人的悲感，遂懸樑自盡了。潮州舊勢力於是張大其辭，以為這都是幫助學生運動的同志殺了他的。其實依我看來，潮州所以發生黃翠英案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潮州的牌坊太多了。潮州城裡簡直是充滿了這種科名，或節義的牌坊，自然給了黃翠英許多暗示，便是那些鬧黃翠英案的舊派，亦是受了這些牌坊的影響。要將來再不發生黃翠英這種慘劇，我提議將潮州所有的牌坊一齊與他拉倒，那真功德無量了。

　　載《人民週刊》第七期

　　署名：惲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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