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狀況|惲代英

中國經濟狀況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

　　我們說，中國已經成了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半殖民地了，我們試大略觀察中國的經濟狀況，便可知道決不是過甚其辭的話。

　　中國人口是向來無精確統計的。就可考者言，十七世紀（順治康熙時），中國不到二千萬人，十八世紀末（嘉慶初年），增殖至將三萬萬人，十九世紀初（一八三五年即道光十五年），即達四萬零四百九十余萬人之數，這是鴉片戰爭以前的情形。自從鴉片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強迫我們開關商埠，且與以各種商業上的便利，洋貨入口激增，農村手工業大受打擊，南方農民感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最甚，人心搖動而思亂，於是發生太平天國十五年（一八五〇年即道光三十年至一八六五年即同治四年）的戰爭。戰爭結束後，人口減至二萬三千余萬。自此經過四十餘年，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民政部調查全國為三萬四千余萬人。去年海關調查十八省與東三省共四萬四千余萬人；此外，蒙古約二百萬人，西藏（包括川西，青海）三百余萬人，新疆約二百萬人，海外華僑約八百萬人；總計全人口約四萬六千萬人，僅略超過鴉片戰爭以前之人口數目。近代各國人口之每年增殖率，除法國及少數落後國家外，多在千分之十左右；依此比例，假使非因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引起太平天國戰爭，中國今天應有七萬萬以上之人口。據外國在華醫士意見，中國人每年生產率在千分之五十以上；然因投棄胎兒與死亡率高，人口之增殖並不比他國為速。所以多投棄胎兒與死亡，皆因人民貧乏無養育或醫藥費用，而政府又絕不舉辦公共衛生恤貧育幼等事業之故。

　　中國人口，農民約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民國六年調查，除蒙藏青海四川廣西雲南貴州不計外，農民有四千九百余萬戶，約二萬七千萬人。上述農民中，種十畝未滿的一千七百萬萬戶，居全數百分之三十六；種三十畝未滿的一千三百余萬戶，居全數百分之二十八；合計種田不及三十畝之貧農為一萬六千余萬人，再加以四川廣西雲南貴州等處，此等貧農當占全人口半數以上。每畝農產物收種量，民國三年平均產米三石六鬥，麥九鬥餘。依當時出口價計算，米每石四元余，田三十畝所獲不能滿五百元，麥每石約三元，田三十畝所獲僅八十餘元。以此供五口之家的生活費用，已非易事。至民國七年以後，因貧農資本缺乏，耕耘施肥之不足，與水旱災歉之頻仍，每畝平均收穫米減至一石六鬥，麥減至六鬥餘。依此時每石米五元余麥三元余計之，田三十畝種米所獲僅二百五十元，種麥所獲不足五十元。北方農田收穫量少於南方，如民國七年，每畝在南方產米一石余（江西福建可產二石以上），產麥一石左右；在北方（除新疆）則產麥常在一石以下，直隸奉天僅四鬥余，吉林黑龍江僅二三鬥，察哈爾僅一鬥八升，產麥常不過六七鬥，山東甘肅河南察哈爾僅三鬥余，吉林僅二鬥六升。就北方收穫少的地方言之，有田三十畝所獲每年不過二三十元，加以各種菜蔬飼畜副業之所得，亦決無法可以供五口之家每年生活費用；而有田不及十畝的人，其貧乏慘苦更無待言了。然而這所說還是自耕農的生活。民國六年調查，自耕農二千四百余萬戶，合佃農與半佃農言，亦二千四百余萬戶。佃農每年勞苦所得，對地主完租常須占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有些地方甚至要完十分之七八，完租所余自然更無以養活自己。南方鄉間每人生活，每年約須四五十元，北方農民生活更苦，然亦須二十元以上。農民田地少，收穫有限，加以河道溝洫不修，每屆夏令幾乎必有水旱之災，此外又有兵匪之蹂躪，商□之剝削，疾病死亡之意外擔負；於是他們雖節衣縮食，被褐粗糲，且仍有不能支持之苦。為富不仁之徒，在鄉村中乘機重利貸款于此等農戶，而此種重利貸款更陷貧農生活于無可救藥之境，結果他們只有棄其田宅化為兵匪流氓之一途。民國六年調查，全國荒地九萬余萬畝，四川廣西雲南貴州之荒地尚不在內。中國農民之奔赴都市為工廠工人的百余萬人，化為兵士的一百六十萬人，化為土匪及其他無業遊民的更不計其數。苟非農民耕田不能維持自己的生活，決不會聽田地荒無而捨棄鄉土另謀不可靠的生活的。（金陵大學農科某教授計算，自耕農每田一畝每年虧本十七元以上。）

　　中國工人合手工機器工計之，民國四年調查，有一千零七十余萬人；其中在本國普通工廠的約六十萬，在礦山的約五十萬，在國有各鐵路的約六萬，總計中國產業工人可考的數目約一百二十萬人，海員，兵工廠工人，外資工廠鐵路工人，尚不在內。工人每日工作雖有極少數在一元左右的，平均不過二三角，其最少的，如河南制棉工人與直絲毛織物女工至多八分，山西制皮業與化學工業女工至多六分。民國六年，全國本國工廠雇女工二十余萬人，工資通常較男工每日少一二角不等。童工在紗廠絲廠火柴廠最多，去年上海工部局童工委員會調查，僅上海中外工廠即雇用十七余萬人，就中十二歲以下男童四千余，女童一萬八千餘，他們的工資至多二角左右，火柴廠甚至用不滿五歲之小孩做工，每日給以幾個銅元。中國工人通常須十一二小時的工，女工童工亦須有與成年男工同樣時間與勞苦的工作；甚至進食入廁的時間亦受資本家限制，資本家對於工人幾乎有責駡，鞭打，開除，扣工資，調戲，狎侮的完全自由。對於規定最低工資率，工作時間標準，取締工廠管理法，以及保護女工，限制童工，工人保險，失業補助，介紹職業等工業社會政策，在中國全無所聞；工人組織工會，為爭自身經濟利益而同盟罷工，許多人且認為是非法的事。民國十二年四月上海一般的物價，平均比民國八年高百分之十八，比民國二年高百分之五十七，單就平民飲食住宿費用言，今年比去年亦高出一半以上。然而各工廠每不肯加增工資，且利用中國失業之多，以減少工資或減少工人加多工作時間相要挾。民國十一年九月至十二月四十一處工潮，百分之七十皆為要求加增工資；五卅以後，各地要求加增工資之工潮又蓬勃的起來了。

　　中國商業只有華洋貿易年年發展，全國商埠乃至窮縣僻村，洋貨店均成為商場的巨擘，而且有洋行設莊收買農產物運輸出口。去年進出口總價十七萬九千萬兩，比前十年增八萬七千萬兩，比前二十年增十二萬一千萬兩，這表明中國與外國商務上關係日益密切。就去年言，入口總價最巨的，飲食物有米谷，麥及麵粉等一萬余萬兩，糖七千萬萬兩，煙草五千余萬兩，魚介海味二千余萬兩；原料半製品有煤油五千余萬兩，棉花約五千萬兩，鐵三千萬餘兩，銅，木料，煤炭各一千萬餘兩；製造品有各種棉布一萬四千萬餘兩，棉紗棉線，染料顏料與油漆，各三千萬餘兩，機器及其零件，毛棉呢絨，紙及紙板，各二千萬餘兩。以上入口貨除糖及煙草，幾無一非日用必需之品。出口總價最巨的，只生絲一萬四千萬餘兩，豆及豆餅一萬二千萬兩，植物油四千萬餘兩，茶葉，生皮，駱駝毛羊毛，各一千余萬兩。以上出口貨多系奢侈品或原料肥料，遠不如入口各貨性質之重要。我們由此可知，中國因華洋商業之發展，社會經濟已經有了大的變遷，洋貨如潮水擁進來，使許多農民工人因此失了一切產物的銷路，只得改營供給外人奢侈品原料肥料的副產事業；這一方使中國必須靠外人供給許多必要的貨品，一方又使中國工人農民的生產事業完全陷於附屬於外國的地位。近年來煙臺因美國增稅，發生數萬工發綱工人之失業，大連於去年日本複征進口稅則（地震後曾停止）時，八十三家油房有四十家歇業，這可為中國農工生計視外洋銷場如何以決定其得利與否之例證。入口貨去年超過出口二萬四千萬兩，此等入口超過出口之數，常隨華洋貿易之發展而日益增多，這更表明中國工人農民所能改營的生產事業，並不能與洋貨奪去固有貨物銷場的程度相抵，所以必然有許多工人農民失了原來的生活而並不能另尋生活。入口超過出口的二萬四千萬兩，便是說明因洋貨輸入奪去生計而無路可走的中國農工至少有數百萬人。一般人怪中國兵匪流氓之多，其實這是毫無足異的自然結果。

　　無論在什麼地方，我們可以看見洋油及各種洋燈，代替了中國工業大部分，外國棉紗貨有很好的「樂觀」，可是土貨則完全失掉了他的銷場。船舶出入各通商口岸的，去年與二十年前比較，輪船加五萬餘隻，帆船減八萬餘隻；此等輸船載貨，去年英輪較華輪多二千六百萬噸，日輪較華輪多五百萬噸；合各國輪船載貨計之，華輪所載不及全數四分之一。由此亦可知中國航業上所受帝國主義之影響。此外內蒙古之畜牧業，鴨綠江渤海黃海之漁業，皆有外人與中國人爭利而壓倒中國舊有業主之傾向。

　　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土貨商人除了為外人代辦出口貨的以外，亦衰敗下來了。只有為外人代銷洋貨與代辦出口貨的人，享受外國資本家利潤之余瀝，逐漸蔚為巨富，成了權力僅亞于軍閥的買辦階級，他們有時並且可以在政治上發生實際的影響。因為華洋交易頻繁，銀錢往來之事甚多，錢業與銀行隨之發達，本國主要銀行資金達二萬萬元以上，民國十年盈餘五百余萬元。此等買辦階級與銀行家每有投資經營工廠的，於是又有一般新起的國貨商人。然而國貨商人的勢力還微弱得很，他們雖常利用各種「愛國」運動為他們自己的出品擴張銷路，終究敵不過洋貨的壓迫；他們很希望排斥洋貨與經濟絕交等運動之成功，然而一方因經濟的趨勢，一方因與買辦階級本身利害的衝突，這種運動是從來沒有成功的。（由民國四年至十一年，屢有排斥日貨風潮，然入口日貨由一萬二千余萬兩進至二萬三千余萬兩；現在在全國所謂「單獨對英」經濟絕交運動中，英貨已經有逐漸恢復平常銷路之傾向了。）

　　在這種全國受帝國主義經濟壓迫之下，軍閥於是可以利用失業農工，編為私人的軍隊，以割據中國，任意宰製一般人民。沒有一個軍閥不是大發其財的，他們賣官鬻爵，截扣解款，而且時時藉口軍隊鬧餉向人民硬敲數十百萬的餉項（有時名為墊借，其實是一借不還的）。軍閥中如李純身後遺二百萬元，群且稱為廉潔；盧永祥敗退上海，僅箱篋已數百件。其他以貪婪著名如王占元等，不言可知。一般政客官僚與軍閥相勾結，亦可以任意私肥中飽，銀行家更與他們互相結托，用重利借短期公債，並作出許多舞弊營私的事情，於是他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王克敏，周學熙，潘複之流，進為財政總長，退為銀行經理；宣告下野的達官貴人，遁居津滬洋場，有款存於外國銀行，均一生吃著不盡，他們有時亦以其贓私經營工業（如魯大公司王占元股十五萬元，靳雲鵬股二十萬元，此類之例甚多），以圖立永久不敗的基業。田地的集中，雖在有些軍閥官僚「龍興」的地方，是有這種傾向；然而因為農業之無利可圖，這種傾向並不顯著。民國六年，河南山西江蘇安徽陝西察哈爾六處，有田百畝之農戶，約占全農民十六分之一，民國十年，反減少只能占二十分之一。但資本的集中，民國六年在農商部註冊的農業公司已繳資本一千余萬元，工業公司已繳資本一萬二千余萬元，商業公司已繳資本二千余萬元，水陸運輸公司已繳資本三千余萬元；總計此項資本比民國元年加增八千余萬元。此等公司資本在五十萬元以上的二十九個，總計將二千萬元；資本在一百萬元以上的三十六個，總計一萬二千余萬元。民國九年中國資本及中外合資之工廠，註冊的四百十八處，資本至一萬五千余萬兩，其中用五百人以上之工廠九十八處，用千人以上之工廠二十五處。有人說中國沒有資本家，這是沒有長眼睛的瞎話。不過中國資本家在外資壓迫之下，與產業上管理技術的幼稚，雖然他們托庇于軍閥官僚的獎勵保護，而且拼命剝削無組織無法律保護的勞工，究多不免歸於虧折倒閉之途。近年紗廠以資本不足而抵押于洋商的甚多，中國惟一航行遠洋的中國輪船公司前年已宣告破產，馬玉山公司現又將停閉，招商輪船公司與漢冶萍公司每年亦虧折甚巨。本國產業既在如此可憐的狀況中間，不但不能完全容納破產的農民手工業工人，即小資產階級青年學生因此畢業後亦多無謀生之路。

　　中國人民生活上既已經有如上所述的窮窘受壓迫的情形，然而他們在租稅上面還有很苛重的負擔。民國八年歲入除內債借款四萬一千余萬元，關稅、鹽稅，田膩[賦]各約每年八九千萬元，百貨厘金以及各種雜捐雜稅，每年收入五六千萬元。關稅本可以應國民經濟與財政需要，對入口貨酌量加減稅率；然稅卒[率]被帝國主義者條約所限制。鹽稅系加於日用必需品之重稅，甚不利於貧民，且不產鹽之十二省負擔特重。田賦因田地□久未整理，紳痞與吏胥結托，為種種弊端，所以有田無稅，有稅無田，有力鄉紳積欠久不清還的事，全國各地都有；結果，田賦亦惟貧農的負擔最重；近年政府藉口漕糧改征銀元，每年增收數千萬元，增加各種附加稅又收五千萬元左右，此加增貧農之負擔更大。百貨厘金及各種雜稅雜捐，直接加之商賈，即間接加之一般購買商貨消費的平民。我們假令照有些財政家的意見，以田賦，營業稅（牙稅，當稅，煙酒牌照稅），礦稅，登錄稅（契稅，驗契費，註冊費），印花稅等為多半是稅富人的，則民國八年總計不到一萬二千萬元；以關稅，鹽稅，百貨厘金，牲畜屠宰稅等為多半是稅貧民的，該年則總計在二萬萬元以上。中國一切國用，除官業收入及中央地方各項雜收入一千萬元左右以外，均須仰給各項租稅，而此種租稅又十之六七取于全國貧民，這自然更使民不聊生了。關於此四萬一千萬元之支出，付內外債本利即需二萬一千萬元、超過總數一半以上；付軍費又需一萬六千萬元，約抵總數百分之四十；此外尚有特別支出軍費一萬余萬元。依舊可知即傾全國收入以付債款軍費，且為數不足甚遠，中國貧民節衣縮食以忍受各種苛重不公平的租稅，不過好供國內外債主與軍閥鯨吞狼咽而已。民國八年，全國教育費僅六百余萬元，不抵所付債款三十分之一，或所付軍費四十分之一；全國實業費僅三百余萬元，更止教育費之一半。至於所有可稱為帶社會政策意義之費用，民國五年中央惟遊民習藝所官醫院傳染病醫院經費十三萬餘元，各省養濟院棲流所醫院善社賑恤賠償禁煙防疫等經費，多者十五六萬元，少者僅二三萬元。中國貧民義務如彼之重，而權利如此之薄；若以與英國每年給老年與貧民補助金各二千萬鎊，美國給補助費二萬五千萬元美金的相比，才知道我們養老恤貧的「東方文化」，已經沒有臉面與所謂「刻薄寡恩」的外國人爭一日的短長了。

　　現在，在中國最跋扈的只有帝國主義國家的勢力，軍閥與買辦階級不過是他們所卵翼的附屬品，官僚、地主、工業資本家與一切俸給生活者，又僅能托足于他們與軍閥買辦階級的政治經濟勢力之下。帝國主義者用兵力與其他不正當之手段，使中國今日對他們負了十八萬萬元的外債，他們強迫中國開通商口岸約百處，束縛中國的海關稅則，以確立他們在商務上的優勢。他們用領事裁判權制度保護自己不受中國法律的支配，在中國京津一帶及威海衛上海駐軍隊四五千人，又派遣軍艦橫行內河各地。他們攘奪了漁權，航權，路礦權，經營工廠權。外國經濟勢力在中國無論什麼地方都可以看得出來。現在不但入口貨超過出口貨數萬萬元，不但出入各口岸輪船超過中國自有的輪船三倍，在中國英日經營的紗廠機錠亦較多於中國工廠二十余萬錠，外資與中外合資的礦所產煤額，較中國自己用新法開探的產額多四五萬噸，鐵路則除在外國管理之下的六千餘裡以外，中國國有鐵路亦無一不與外資有關係。中國在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壓迫之下，已經似乎是病入膏肓，中國已經成了國際共同宰製的犧牲品了！

　　要救中國，要救我們自己，只有革命，只有打倒帝國主義的經濟壓迫，而且為大多數貧苦農工的利益，根本改正中國的經濟現狀。還有人要懷疑我們主張革命，主張打倒帝國主義，擁護貧苦農工的利益，是有意搗亂煽動麼？我只請大家看看我上文所述的事實，用不著多辯論罷！帝國主義及一般希圖壓迫貧苦農工的「愛國」志士，是很不希望人家看清楚這些事實的，他們只希望大家永遠陷於謙恭遜順或慷慨激昂的盲目感情中，於是乎人家便可以揭不穿他們的鬼面孔。他們說，帝國主義者並不曾壓迫中國，中國的貧乏紛亂應怪自己不應怪帝國主義；他們說，中國沒有資本家，中國的農民工人並不貧苦。讓他們去創造學說罷！我們應當多多研究中國社會經濟的實在情形，把這些實在情形暴露於全國民眾面前，使每個人都可以拿這來與他們所說的鬼話一比較，那便他們的伎倆自然無從施展了。

　　上面的材料，凡有數目關係的，完全是根據下列各書：

　　惲代英文集7

　　以上除中國工人系轉載上海工部局童工委員會報告，前鋒系轉載去年報紙材料以外，其餘各書著作人均決無煽動革命的思想，他們或者還是極端反革命的人，不過他們所供給的材料卻很足以令我們感覺中國有非革命不可的理由。所以我們為中國的革命前途，還要感激他們供給了這些有益於宣傳革命的材料。

　　載《中國青年》第一〇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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