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與革命後的變亂|惲代英

革命與革命後的變亂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三日）

　　▲評餘天休君《革命的學說》——社會學雜誌二卷一號

　　從《革命的學說》篇中所引的諸家學說，和余先生自己的意見，我們可以歸納出來「革命」的定義，應當是如左：

　　社會生活是永遠的繼續變化的，為要打倒一個不能適應於這種變化的統治階級，所以發生革命。

　　果然是我所說的這樣呢，我以為雖然在這一篇中，他在很少地方說明這種社會生活所以永遠的繼續變化的由來，對於他解釋的發生革命的原因，我們是大體可以同意的。

　　不過余先生在許多語句中，說了許多令人惶惑，或者容易發生誤會的話，我們應當提出來加一番討論：

　　（一）余先生說，革命是突然的崩壞，以這句話與腐敗或滅亡的，「自然的頹廢」一併說起，是很容易使人誤會的。我以為余先生的意思，應當是說：不能適應於「已經變化的社會生活」的制度和文明，非加以改革不可。為改革的原故，我們要使舊制度和文明「突然崩壞」以重造適應於這種變化的新制度和文明，所以革命為必要的事。在這種時候，沒有革命的「突然崩壞」，那便不能重新適應，那便只有陷於腐敗滅亡的「自然的頹廢」之境。

　　（二）余先生分社會為三種階級，而以為革命是中等階級嫉忌現存的統治階級，故要取而代之；統治階級不能適應於變化的社會，便會孤獨無力，而中等階級的權力便會逐漸增大，以至於打倒統治階級。這所說的話，我以為是很不醒豁的。社會上實在有一種人，常徘徊於統治階級與被治階級二者之間，有時候亦每會真誠的，或者是另有作用的，提攜被治階級，以打倒治者階級；然而我們必須說明的，這種人並不是自身有什麼打倒治者階級的力量，他們的力量都是從被治階級所得來。治者階級因為他們「貪欲和愚蠢」，不知適應變化的社會，這使被治階級感受很大的痛苦損失，而發生革命的要求；例如在工業革命（的）影響到了中國時，因為治者階級的疏忽，便使中國小工人小農人的生活都陷於窮窘而不安定，這是革命的思想所以容易為他們所接受的原故。倘若革命只是中等階級嫉忌統治階級，或者是他們私人的野心呢，這種革命與被治階級的利害仍然風馬牛不相及，那便不能得被治階級的贊助參加，結果必然沒有打倒治者階級的力量。由這說起來，一個能有實效的革命，哪裡是中等階級與治者階級的爭鬥呢？必須是治者階級與被治階級的短兵相接，才會完成革命的事業。

　　（三）余先生以為革命以後的變亂，是由於新的治者階級缺乏統治的經驗，並且和政治上欺騙的手段不充足，我以為這或者是一種誤解了。我們既是承認因為舊的治者階級不能適應於變化的社會，所以要革命，那便革命以後，必須有所以適應於這種變化的措施，革命的功業才會完成。自然革命政府政治經驗的幼稚，是一件值得憂慮的事；然而統治經驗是不能便恃以恢復秩序的，若使政治經驗，乃至於政治上欺騙的手段，便可以恢復秩序，那便舊來的官僚式的統治階級，對於這些方面都有他們的特長，何以他們會因革命而失卻他們的地位呢？革命以後的變亂，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革命的党沒有適應於「變化的社會」的主義策略，否亦是因為有這種主義策略的革命的黨，並不曾得著統治的地位。我以為余先生的解釋，是有些可以商量的地方。

　　至於余先生所引述各家的話，雖然有多數都承認革命是人類所以適應「變化的社會」的一種行為，然而亦有些人以為是由於好亂的習慣，或者是由於天才的指導，或者是由於立空的妄想。對於這些說法，我以為「好亂」與「妄想」的人，自然是任何時代都有的；在一個革命運動中能指導民眾的天才的思想，前兩三千年亦未嘗沒有人能于端居深念的時候，想得一個大致相同的意見；然而倘若不是社會的變化到了某種程度，決不會使一般民眾都捲入「好亂」與「妄想」之中，他們亦不會接受這種天才的指導。所以革命究竟是因為社會的變化而產生的，別的都不能成為圓滿的解說。

　　所以照上所說的看來，我們應當承認革命是必要的。要革命能成功，有兩件事不能不注意：第一，我們必須喚起全[被]治者階級加入革命，然後我們有力量打倒治者階級；第二，我們必須有適應於改變的社會的主義與策略，以握取政權，然後革命以後不至於惹起別的變亂來。這是關於革命問題兩個應注意之點，而余先生未曾特別提明的。

　　我們都承認國民黨是有很好的主義與策略的一個革命黨，然而可惜以前對於黨的主義與策略，黨員是比較疏忽的；革命的行動，又多偏於軍事方面，而忽略被治階級的人民，所以不能有實力收拾中國的局面。現在國民黨已經把宣傳與教育看作重要了，而且亦特別注意于農人工人的運動，照上所述的理論，國民黨對於中國的革命已經握著扼要之點了。渴望革命的有心人，你若不真是余先生所說的嫉忌人家的野心家，你若真希望革命成功而變亂停止，你以為你應當對於國民黨怎麼樣呢？

　　載《民國日報》副刊《評論之評論》第四期

　　署名：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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