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政府與關稅問題|惲代英

革命政府與關稅問題

　　（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

　　一

　　我們都知道外國人是用經濟政策侵略中國，我們都知道中國現今是在國際帝國資本主義的剝削之下。不過我們不注意事實的國民，每每還不感覺得這中間有什麼真危險。我們被外人勒索的賠款，只庚子一役，本利便是九萬八千多萬兩，還須二十二年才得還清。甲午一役，賠款與贖遼[1]費用，雖對日本已交付清訖；然因此而起的俄法債款，美德債款，英德續債款，亦還須二十年才得清楚。加以最近十餘年外人利用我們北京政府的愚暗，借種種名義借與款項，大其回扣，重其利息，又因而掠取種種利源作為抵押品。據財政部報告，連賠款借款現負之數，總共在十二萬萬元以上；而交通部尚欠七萬萬餘元。對於這些債款；每年攤還本利，總在一萬萬元以上，這是如何一個重大的負擔？

　　然而這比較還是小事。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就海關報告冊所告訴我們的，民國十年外國輸入貨物，價值九萬萬餘兩；而我們的輸出貨物，價值六萬萬餘兩；兩抵輸入貨物超過三萬萬餘兩。民國十一年外國的輸入貨物，價值九萬四千余萬兩；而我們的輸出貨物，價值六萬五千余萬兩；兩抵輸入貨物仍是超過將近三萬萬兩。海關冊所謂兩，是指的海關銀，每兩折合庫平銀一兩零一七八六三；而照中國的國幣條例，銀元每元折合庫平純銀六錢四〇八；由此推算，民國十年十一年外國輸入，應超過輸出的價值五萬萬元左右。海關冊所載物價，每低於實在的市價：民國二年棉紗實價每擔二十九兩，海關冊所載為二十五兩；銅實價每擔三十三兩，海關冊所載為三十兩。這可知海關冊所載外國輸入超過輸出，價值五萬萬元左右，實際所超過價值必還遠在五萬萬元以上。

　　所謂輸入超過，便是外國貨物賣出得較多，便是中國人對於外國的貨物買入得較多，便是中國人付出貨物的代價較多。所以輸入超過在五萬萬元以上，便是中國多付出了五萬萬元以上的款項。中國在外債方面每年要付出一萬萬元以上的款項，固為可駭的事；然而比起這對外貿易上面流出的每年五萬萬元以上的款項，為數還不過四五分之一而已。我們試想這對外貿易上面每年的損失，這是我們所能長久擔負得起的事嗎？

　　自然這種輸入超過，使是表明外國的機器生產打倒了中國的手工生產。外國機器生產制度之下，出品迅速，成本低廉，品質精美。到了中國的市場上，因為人性自然愛好價廉物美的物品，於是中國的土產處處不能維持他原有的銷路。雖然我們曾經屢次極力提倡維持土產，購用國貨；然而就民國十一年海關冊報告，我們已經用了外國輸入的：

　　棉貨類　　　　　　　　　共價二萬一千八百余萬兩
　　米、穀　　　　　　　　　七千九百余萬兩
　　雜糧粉　　　　　　　　　一千六百余萬兩
　　赤糖、白糖、冰糖　　　　六千一百余萬兩
　　煤油　　　　　　　　　　六千三百余萬兩
　　紙煙、煙　　　　　　　　四千一百余萬兩

　　我們由這可知外國機器生產品已占了無敵的優勢。再以日本貨物為例，我們自民國四年以來，每年幾於無不抵制日貨；然而日貨在民國四年入口只一萬二千余萬兩，民國十一年卻進而至於二萬三千余萬兩，這亦可知機器生產的優勢，非一時的排貨運動所能加以影響。中國除了機器生產化，沒有法子抵抗人家，即沒有法子免於經濟破產的慘禍。居今日還有些人說中國要保存為一個農國，真要怪他太不長眼睛了。

　　然而中國不能發達機器生產。中國的內亂，既永遠是這樣綿延的紛擾下去，一切生產事業，都受他的妨害。在歐戰期間，因戰爭諸國生產失其常態，我們國內紗廠、麵粉廠等頗多創辦；然而自從戰爭諸國喘息既定以後，他們已注意要回復他們原有的市場。在這種情況之下，民國十一年機器的輸入，已減少價值五六百萬兩。本來產業後進國在他的產業基礎未固以前，要與先進國發生爭競，是必然失敗的事。何況還加以我國內的紛擾，我們如何有發達機器生產的日子？

　　凡國家對外有債務的，要籌清償的法子，而國民經濟不受重大損失，那便最好是使對外貿易輸出超過輸入，因以所贏餘的與還債之款相抵銷，以維持國際貸借的均衡。日本、美國從前對外負債，便都是因為他們對債權的國貿易，輸出超過輸入，所以不成什麼問題。反過來，倘若一國輸入超過輸出，為維持國際貸借的均衡計，不但無力還債，還有必須再行借債之勢。今試看中國的情形，中國一方負了外債將近二十萬萬元，然而一方對外貿易每年輸入超過為數甚巨。計從海關有統計起，只有光緒二年為輸出超過，餘均為輸入超過。從光緒二年到民國十一年，共計輸入超過三十五萬萬餘兩。分期計算：

　　由光緒二年至宣統三年　共超過十九萬萬餘兩　　平均每年五千余萬兩
　　由民國元年至民國五年　共超過五萬五千余萬兩　平均每年一萬一千余萬兩
　　由民國六年至民國十年　共超過六萬七千余萬兩　平均每年一萬三千余萬兩

　　民國十一年　超過二萬九千余萬兩就上列看來，可見輸入超過之數量正在以一定的趨勢繼續增高。中國的外債，在這種情形下，無清償的希望。外債不能清償，對外貿易的入超如此的繼續增高，中國眼見不免於經濟破產之禍。中國要自己救拔，只有發達機器生產。而機器生產，又不能發達。中國已處於極危險無可挽救的地位。但中國人究竟不急速研究解決這眼前的困難，豈不可怪？

　　若是要研究怎樣使中國機器不能發達的呢，無論何人不能否認的，最重大的原因，一是國內的紛擾，一是先進國機器生產的壓迫。然而再進一步研究，國內的紛擾，是由於有割據的軍閥；有割據的軍閥，是由於有可以聽他們豢養驅遣的兵匪流氓；有這等流氓，是由於中國百業凋敝而生活騰貴，許多人找不著正當的生活路徑；百業凋敝，是由於國內手工生產被國外機器生產打倒，而國內機器生產又因外力競爭不能發達起來；生活騰貴，是由於一切賠款借款的本利，即加到國民的負擔上面，而內亂的損失，一般兵匪流氓的生活費用，均須國民分擔。由此可知，中國機器生產不能發達，國內的紛擾還不是他最初最主要的原因。只有先進國機器生產的壓迫，才是他致命的打擊呢。

　　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亦並不是便沒有法子可以自救。中國對手不義的勒索賠款並無必須再為支付的義務。即那歷年外人與北京政府勾結的賣國借款，我們亦應當援俄國前例根本加以否認。然而這還是比較小的問題。中國應用關稅政策，以保護本國產業的發達，以消弭本國的遊民；亦須靠聰明的稅則，減輕一般人民的負擔，使他轉嫁到外國或本國資產階級身上。中國能用這種法子，既可以減少內亂，更可漸圖挽回輸入超過的傾向。即令償還外債，亦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的希望。

　　然而談到關稅問題，我們只有憤恨，只有痛心切齒于英美等國的愚弄伎倆，與劫[鉗]制我們的方法。我們的關稅，已經被他們用種種條約死死的加上許多束縛制限，我們完全失了自主的權利了。

　　二

　　第一件可痛心的事，便是中國的關稅稅率，完全是一種協定制度。本來稅率的規定，于自主國定以外，有時因兩國的友誼或經濟上的特別關係，對於某幾種商品，由條約協定其稅率；或因優待最惠國關係，定為比普通關稅較低之減額關稅；亦為現在各國曾有的事。但國際條約常須一定的期限，兩方的同意，乃能修改；故主張保護制度的人，常反對此種辦法。然這還不是如我國以一切商品，對一切通商國家均用協定稅率的辦法。像我國這種辦法，現在是全世界惟一無二的奇怪制度。他使外國貨物用很廉的成本輸送進來，奪去許多土貨原來的銷路。同時加重土貨在本國所負的稅率，使不能與外國貨爭競。中國自己需要的原料物品，亦不能加重關稅阻遏他的輸出。外國的關稅是保護自己的產業，以防遏人家的工具；我們的關稅，卻成了幫助人家經濟的侵略，以損害自己的東西。我們不但不能用關稅政策抵制外國的經濟侵略，我們現有的關稅制度，正是國際資本主義征服中國最重要的武器。

　　就入口稅說，我們自鴉片戰爭敗衄以後，受英人劫制，對於一切貨物均定為值百抽五的稅率。自英法聯軍之後，更將值百抽五，明定於條約之中。這種均一的稅則，使必需品與奢侈品所出的稅，不能有高低分別。使製造品與原料品所出的稅，亦完全一致。在工業國家，因為對於生活必需的品物，與工作原料品，全恃國外供給，他對於許多這類物品，全不加課關稅。例如英國課稅的輸入品，大別僅十餘種，各國對於生棉、生絲多課稅極輕或完全無稅。但一般國家，對於凡外貨輸入可以妨害本國農工生產品銷路的，或禁止其入口，如英國禁止受獎勵金之精糖入口；或加重其稅率，如一九二二年美國為抵制德國廉價的鋼鐵，中國廉價的雞蛋，及其他因本國生產費高不能與外貨競爭的商品，因宣佈增加其入口稅。對於嗜好品，如煙酒等物，各國均特別重稅。美國酒精稅率值百抽百，日本捲煙值百抽三百五十。其他各國無不如此。然反觀我國，則無論何種輸入品，均系值百抽五。我們眼望著英國、日本的疋頭棉紗，如洪水的流進來，使本國的紗廠不能發展；然而我們無法抵抗。甚至受印度政府獎勵金之茶，亦不能重課其入口稅，以抵殺其優勢。至於照民國十一年的海關報告，寧波入口的米，長江來的由二五二六六擔減至三七二六擔，香港西貢來的，由一五七五一擔增至二〇四五六五擔；廈門美國面廠與上海面廠為敵，已操勝算。這所說的米與麵粉，照條約是免稅貨物。明明看著他們妨害我們自己的農產物銷售（民國十二年蕪湖米失其顧客，所銷甚微），我們亦無可如何。至於煙酒等物，在民國七年以前，以稅率與市價計算，本出值百抽五以外；關冊所載煙酒之價，每較市價為高。然民國七年修改稅則，竟亦以值百抽五相衡，英、美、日本，錙銖計較。結果至日本酒每箱抽稅較前減少一分，裝瓶啤酒每箱抽稅亦較前減少六厘。每千枝價不及一兩五錢的紙煙，抽稅亦較前減少兩分。為修改稅則，而奢侈品反輕減稅率，真世界上罕有的奇事，亦即是我們因條約束縛，所忍受的奇恥。自馬凱條約（即光緒二十八年中英續議通商行船條約，定約者為盛宣懷與英人馬凱），英人因內地厘金終不免為洋貨推銷之害，雖條約規定洋貨於入口稅外繳納子口半稅值百抽二點五，即沿途照驗放行概不重征，然內地厘卡需索，商人伸理為難，仍不免忍受了事；故英人為正本清源計，希望吾國裁厘，允加完「照進口正稅一倍半之數」，即值百抽一二點五。因裁厘後無所謂子口半稅，故英人彼時完值百抽一二點五之稅，實際比今日完正稅值百抽五與子口稅二點五，只多完值百抽五之數而已。華盛頓會議，許我先行增收二點五之附加稅，以為教育實業及一切公益之用，奢侈品可抽至百分之十，俟裁厘後實行值百抽一二點五稅則。然特別關稅會議，延遲不肯舉行，仍只是口惠而實不至。且即令一一實行，所謂附加二點五，所謂值百抽十，所謂值百抽一二點五，仍是固定的均一稅則，仍是為我們定了一種最高限度，與所謂值百抽五只是五十步百步之比而已。然而還有荒謬的，國內機器廠貨運銷各口或內地，原定辦法只須完清正稅，沿途概免重征；此等辦法，本可使國內機器廠貨負擔關稅較輕。然馬凱條約，竟因投合無識的總署意見，且藉以加重機器廠貨成本，竟越俎代庖的為他輕輕定下「須完一出廠稅，其數系倍於光緒二十七年議和條約所載之進口正稅。」即加至值百抽十的話。這種出廠稅，英國棉貨業者曾請政府在印度所制棉貨方面施行，這完全是虧損印度以利英國棉貨推行的方法。英人竟以此為對我國裁厘加稅的交換條件。他們束縛中國的毒計，無所不用其極。又華會所允二五附加稅，原說為中國教育實業等用，然去年十月英、法、美、日四國照會，又于將來關餘用途，要中國表示有用以擔保外債趨向。我們由此可知中國一天忍辱屈服於這些不利的條約之下，中國的關稅總只能使外國資本家快意，永無能由我們用以抵制外貨的日子。

　　就出口稅說，出口稅在歷史上本只是封建時代那些諸侯認為賣貨物給外國人時，須付一部分的錢給他們，以請求他們允許的意思。近世因為他是產業及通商的妨害，故英國於一八四二年，德國於一八七三年，荷蘭於一八七七年，法國於一八八一年，日本於明治三十二年，均廢止此種制度。現在徵收出口稅的，只有或出於保護民食，或出於保護國內需要的原料，或出於限制金銀出口，或出於保存本國古物。然而中國則一切出口貨物，亦與入口一例，納值百抽五之稅。外國因求彼國之貨能在別國行銷，或給以獎勵金，補助其生產費用；或減輕本國產物鐵路運費，使其成本低廉。故他們的貨，有在外國市場中，反較在本國價廉的事，名為當平（Dumping）。我國不但對於出口業一無促進之法，反凡物品均加課稅。至於課稅之率，又是固定的均一制。即馬凱條約，亦仍規定為「出口土貨所納稅之總數，不得逾值百抽七點五之數。」雖解釋之者，謂在七點五以內，我們可以自由規定高低之稅則，然他既為我規定了最高限度，我們要利用稅則保護本國需要自用之物，不使出口必為十分困難的事。民國十一年洋棉入口共一百七十余萬擔，可見本國棉花不能自給。然本國出口棉花，亦八十四萬餘擔。說者謂「中國所產之棉，以銷國內猶有不敷，然而出洋之額，日益加巨（民國九年只三十七萬餘擔，十年至六十萬餘擔），轉以外來之貨供應國內之要求，可見中國之情狀殊為奇特。」不知中國此等奇特之情狀，完全由此奇特之出口稅則所造成。我既不能以重稅遏本國生棉之出口，故我國價廉之生棉，會被外人攘去；而我反只有以價昂的洋棉，供自己之用。這亦未始非本國紗業不易振興之一原因。中國因為有這種出口稅則，於是外國可以自由的在中國攘取各種原料，中國的生產狀況完全受外國收買原料者的影響。外國熟貨既奪了中國原有土貨的銷場，中國的生產事業，只有仰外國原料商人的意旨。民國十一年，輸出植物油三千余萬兩，生絲一萬五千余萬兩，生皮一千三百余萬兩，駱駝毛、羊毛一千五百余萬兩，茶葉一千六百余萬兩，蛋二千九百余萬兩，然而這並不是什麼可喜的事。這只是表明中國的生產事業，完全由外人操縱，中國完全立于經濟全隸屬的地位。

　　此外本國貨物，由本國通商此口運至本國通商彼口，照約有所謂複進口半稅。這使本國貨物於正稅外尚有半稅之負擔，以比之外貨輸入非運至內地者，只須完一次正稅，是本國貨物尚不如外國貨物之受優待。又如外國貨物運至內地，照約只加完子口半稅，沿途概不重征；中國貨物經行國內，遍地厘卡需索，說者謂由內地至海口須完稅二十七成，以比之外貨擔負，相差遠甚。這種幫助外國貨物以打倒本國貨物的辦法，固為厘金常關制度所致；然自外人勒索賠款，私訂債約，國庫空虛，擔負重大，使裁厘等說永只托於空言。外人複一力擁護惡劣的北京政府，使中國永無根本改革此等制度希望。外貨輸入之稅，既無法加重；國貨通過之稅，亦無望減輕。他們因而志得意滿的，看中國人自己斫喪自己的命脈。噯！這是何等慘毒的手段啊！

　　三

　　我們便令不從保護政策方面說罷！倘若就國家財政一方面觀察中國的關稅，亦發現種種的紕繆。一國的關稅，應能在對外貿易不受妨害的範圍內，視國用之需要，以伸縮其稅率。英國于南非戰爭時，恢復其已廢止的穀物稅則，在一年零二月餘的時期，得款二百余萬鎊。美國在南北戰爭時，為籌戰費，國會通過加稅者有將近一千五百種貨物，平均稅率在百分之五十左右。然我國出入口稅則均受條約牽制，不能自由變更。辛醜和議以後，外人為求擔保他們所勒索的賠款，曾經修改稅則一次。依各國與中國所訂商約，大都有十年更改稅則一次之語；至民國元年，應再修改一次。然各國以國體變更尚未經彼承認為辭，不肯允諾。及既經承認國體，俄、法、日本仍提出各種不利的條件，以為承允修改稅則的交換。延至歐戰，迄無解決。最初中英天津條約，系一八五八年簽字；中日通商行船條約，則一八九六年批准。逢六之年提議改約，則英美稱未到期。逢八之年提議改約，則日本藉口時期已過。所以咸豐八年之稅則，亙四十四年，未經修改。辛醜以後，雖曾修改一次，入民國以來，日本仍執須逢六之年乃得修改之說，否則必須另商交換條件。如此，可想我國修改稅則之難。民國七年雖委曲遷就，又經修改一次；民國十一年根據七年議定歐戰後二年（從和約批准起算）再行修改一次；然所謂修改，僅只就進口稅之從量稅，修改至所謂切實值百抽五之程度而止，並於其他稅則上問題無關。即就切實值百抽五之修改而言，每次必須俟各國派員來華開會，每事必須各國均一致承諾，乃能發生效力。民國七年修改稅則時，議在修改未決定期間，暫行先令商人照舊稅則，加完四成或三成，此比我國原提請加完八成八之案，已相去遠甚；然此案雖各國代表全體議決贊成，日本代表堅持不予同意，即仍不能見諸實行。如此死板之辦法，言之已可痛可痛，尚何有視國用以伸縮稅率可言？

　　其次，所謂值百抽五，亦只是一句欺人之談。關稅抽收方法，本來有從價從量兩種。從價抽稅，理論上說起來固較精確公平，然因估價不易，鑒定調查均須多所費用，故不能通行於各國。從量抽稅即就商品之重量、尺度、容積或個數，而估其市價，再照稅率之比例課稅。此為各國通行之法，我國稅則，亦多用此等規定。然用此等規定的稅則，第一，稅目宜詳細分類；第二，修改時期宜短或活動，修改手續宜簡易。因為分類詳細，然後上等貨物不與中下等貨物完納同樣關稅。修改容易，然後貨物市價如有漲跌，即可更正稅則以照公平，而亦不使國庫受其損失。然反觀我國稅則，分類粗疏。日本代表每怨中國將日本廉價之貨與英美高價的歸入一類。英美亦利用這種弱點，使日本商品處於較不利的地位，否則每次議定稅則，總使日本居於與中國爭持的地位。日本之爭持，實際是為目本想得英美一樣經濟的利益；然吾國人只見英美之寬大和易，日本之偏狹貪嗇，不知我們全為英美玩弄於股掌之上了。至於修改稅則，已如前述，極為死板困難。民國七年修改稅則委員會俄代表說：「貨價騰漲為世界經濟之所造成。自一九〇三年至一四年，每年平均漲百分之二。」該會副主任賴發洛說：「戰時年分，其常川影響於貨價，較平和時代卻加一倍。」物價逐年騰貴之現象既系如此，然咸豐八年後稅則四十四年不改；辛醜和約後，又十六年不改。此中稅款損失，誰能計其為數幾何？今試錄民國七年賴發洛調查江海關貨價之結果，決定從民國元年所實收之稅項，平均計算如下：

　　元年　　　　約收百分之四
　　二年　　　　約收百分之三九八
　　三年　　　　約收百分之三六九
　　四年　　　　約收百分之三六
　　五年　　　　約收百分之三一三
　　六年　　　　約收百分之二八九

　　以民國六年為例，民國六年關稅共收三千八百余萬兩，然只（相）當於貨價每百抽二點八九，以較切實值百抽五，應少抽百分之七十三強，即少抽稅二千八百萬兩左右。一年損失已為此數，中國通商迄今將八十年，損失將幾十萬萬兩，豈吾人所能核計？辛醜和約謂進口貨稅須增至切實值百抽五，然估算貨價不依當時市價，而以一千八百九十七、八、九之三年卸貨時各價牽算，故施行之初，平均已僅得當時各價百分之四左右。民國七年修改稅則，亦不依當時市價，而以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六年關冊所載歷年貨價平均計算。一九一二年與一三兩年在大戰前，其物價遠低於戰後，以其與戰後之年平均率算，而謂為切實值百抽五，已為荒謬；而關冊所載，又遠低於同時市價；在會議時日本代表更屢謂市價低於關冊所載，而硬指關冊有誤。於是再三牽就，所謂切實值百抽五，全成空談。更可駭的，日本代表公然以書面發表下列之語，謂「所謂實際五分之關稅抬高，非指對於現時之市價徵收其百分之五而言。」如此可知他們以這種值百抽五的稅率，向來便是一句官話。他們用各種方法使稅則不能修改，以便可以少納應繳出的關稅，在他們是「天公地道」的事。

　　外國人一方用賠款債務勒索我，一方卻以應完之稅百計狡賴。既奪我自由加稅之權，即最低之稅率仍不允按實照繳，則尚何論于用關稅發達產業，便靠關稅想以供應外人之敲求，亦且不能夠用。在這種刀俎之下的國民，其慘痛為如何不言可知了。

　　中國因為外債的負擔，關稅的束縛，全國人民喘息苦楚於貧乏擾亂狀況之下，國內工業永無發達之望。成品之輸入，生活必需品之供給，均使外人占無敵的優越地位。中國所輸出的，多為原料，多為外人不必需的娛樂奢侈品。關稅雖多直接為外人支付（出口業亦多操外人手中），然以我需要洋貨較急，則價目易長，故其稅易轉嫁於我國人。而以外人需要土貨較緩，則價目易跌，故其稅仍多由我國售主擔負，乃能成功交易。不但如此，即各國進口稅，亦多送嫁於我國人。Bastable〔巴斯塔布爾〕說：「英國茶稅，當有一部分由華人負擔。」這種情形，除了發達機器產業，無法挽救。然而在這種關稅制度之下，發達機器產業，是一件無望的事情。

　　四

　　且試問此項關稅作何用途？——談到這一層，更令我們扼腕！

　　我們在英法聯軍之後，賠英法八百萬兩，即由海關指撥，至同治四年才能償清。甲午之役，我們為戰費與賠款贖遼費用，所借共五千四百余萬鎊，以關稅為主要抵押品。庚子之役，賠款又九萬八千余萬，亦由關稅撥付，均至今未清。民國以來，善後借款，亦以關稅鹽稅為擔保，每年關稅對於上述各債，須儘先支還。餘剩之款，名為關餘。關餘本以撥作政費；然因歷年北京政府私飽浪費，濫發內國債票，一般奸商乘彼等之緩急，亦得肆其要挾，任財政總長的人，又多與此等奸商內外勾結，於是關余又成為內債擔保品。全部關稅，均朋分於列強與國內外資本家之手。民國十二年，海關稅收六千余萬兩，然關稅擔保之債務，在此數目以上。計開民國十二年關稅方面應償債款：

　　對外的債務

　　俄法債款　　　　八百余萬元（至民國二十年始清）
　　英德債款　　　　九百余萬元（至民國二十一年始清）
　　英德續款　　　　八百余萬元（至民國三十二年始清）
　　庚子賠款　　　　約二千萬元（至民國三十四年始清）
　　善後借款　　　　一千三百余萬元（至民國五十年始清）

　　對內的債務

　　三年公債　　　　三百余萬元（至民國十四年始清）
　　四年公債　　　　五百余萬元（已清）
　　十一年公債　　　二百余萬元（民國十六年始清）
　　整理案內各債　　二千余萬元（民國十九年始清）

　　整理案內各債，即指八厘軍需，五年六厘，七年長期，整理六厘，整理七厘，九年金融等債。

　　據民國十三年一月三日路透社北京電，民國十二年各外債，及下列內債如三年，四年，十一年之公債，皆已償付。但整理案內公債各利息雖依期照付，債本之償還現約短少七百七十二萬兩。我不知讀者見此電文，生何感想。這是說我國將要忍受破產之禍呢？還是說我們的關稅，完全被一般「國民的仇敵」攘去，盡其全數都還不足以滿足他們的貪吻呢？

　　如上所述，民國十二年關稅所入六千余萬兩，而外債須付約六千萬元，內債須付三千萬元以上，則是我們的關稅全是外國人或本國少數奸商荷包裡的東西。中國既因產業落後，出入口關稅，乃至外國入口關稅，十九均須由中國商人擔負，即間接由一般國民擔負；而這種擔負，並非給國家作行政、練兵、辦教育實業之用，只是雙手拱獻給奸商與外國人；把一切均拱獻給奸商與外國人了，還要時時受破產的恫嚇，中國人民真是這樣的可欺麼？

　　再說，管理關稅的權柄，從太平天國之役，關道多離職守，海關停辦，英、法、美領事假名派員代征關稅，事平解交關道，遂輕輕騙得代辦關稅之權。咸豐八年，又以「邀請英人幫辦稅務」規定於條約中。光緒二十四年，英人欲圖長久把持關稅，提案於政府，謂英人在華貿易超過各國，納稅額之八成屬英人負擔，總稅務司一職當繼續聘用英人，總署為所強迫，只得承認。辛醜以後，外人橫勒巨數賠款，關稅當時稅額不敷擔保，於是又攫各處離海關五十裡內之常關，歸各稅務司兼辦。然滿清時之稅款，尚由稅務司掃數解交關道；革命以後，北京政府冗闒媚外，遂至任各稅務司以稅款徑交滙豐銀行存入總稅務司名下，按月由總稅務司分配用途，我國無過問之權。分配有餘，或酌交北京政府；分配不足，則朝野上下，凜然有破產之憂。北京政府，既須仰承總稅務司之色笑，冀得沾餘瀝以供揮霍，國內奸商，持有大宗內國債票的，亦視總稅務司如神明，來則歡迎，去則歡送，以力結總稅務司，使可以相勾結以朋分稅款。於是總稅務司乃成了中國第一等有力的人了。馬君武先生說：「總稅務司即中國皇帝」，這便是外國經濟侵略的好結果。

　　我們照上文看，可知關稅之朋分，外國人約得其三之二，本國奸商約得其三之一。他們肯分三之一給本國奸商，亦很為妙計。本國奸商固然借外力以盤剝本國的人民，外國人亦借這些奸商的言辭以迷惑群眾，借他們的力量以妨礙一切反抗的舉動。最顯明的，是這一次廣州收回海關問題，孫中出這種崛強舉動，固然惱怒了那些「大英國」、「大美國」，惹起他們派艦示威；亦居然有上海總商會、銀行公會、錢業公會拍電阻止孫中山這種舉動，亦居然有天津、漢口各地銀行公會的通電反對。現在聽說中國的皇帝——總稅務司安格聯——亦表示不能承認孫中山這種辦法，這些商人應當怎樣感謝「天恩」才好呢？這樣的商人，與這樣的外國勢力，打成一片，那裡還有我們國民過的日子？

　　五

　　現在是要根本解決，是要革命政府對於關稅與國債，有一個全部計劃的決定。中國人民不能聽受外國永遠的如此敲骨吸血，亦不能讓這些奸商永遠與外國人如此朋分國家的稅款。實在我們不僅是要收回關餘，要收回關稅全部；不僅是收回關稅全部，要收回規定稅則主權，保管與支配稅款主權。欺騙或強迫的條約，應給他一齊撕碎。滿清是我們厭惡而打倒了的，他的債務我們不能承認。何況還有那最不名譽、最不名譽的庚子賠款？民國以來，就是善後借款，亦是北京政府私下與人簽字所借的債，從民三到民十一的內債，更是奸商與偽政府私人的契約，國民無承認的理由。

　　我們應當使全世界的人知道，我們這種反抗，是為我們的生存，不能不起的抗爭。一切仇敵捆縛我們的繩索，我們要迸[拼]力扯斷。這不發生什麼信義的問題。野心的政治家，貪婪的軍閥，亦許對於我們要加以壓迫；但為人道、為公理，我們一定可以從各國的人民，得著許多友誼的援助，如他們以前反對侵略蘇俄一樣。

　　亦許有事實上的困難，我們不能否認一切條約，像上述的乾淨。但至少那勒索的庚子賠款，久已為全世界所詬病的，應一律免除。其餘的內外債，在一定年限之內，暫為停付本利，而且要延長償還年限，減輕債款利息。這樣，我們才有餘力整頓國內政治。至於關稅保管支配，決不容客卿把持，那是不待解說的事。稅率的規定，必須收為自主。我們亦並不必加增一切入口稅率。對於必需的入口品，非我國所能產生，而國內亦無代用品的，不但不須加稅，即以前值百抽五之稅亦可以豁免。但對於奢侈品，須打破百分之十稅率的限制。再如棉貨之輸入，妨害本國紡織工業之發達，自宜加以重稅。即上等米與麵粉，亦不能聽其免稅；與其他常為資產家所用之洋貨，均宜課以重稅。出口貨物，除本國需要之原料，宜重稅以阻其流出；餘可免其課稅。但課稅與否，或課稅若干及其修改，均有絕對的自主權，不能受任何條約之牽制。複進口稅、子口稅、厘余、常關，應一併裁除，以減少人民的負擔，而助本國生產品的銷行。

　　自然革命政府不是用這打倒外國資本家，以為中國資本家辟地盤。革命政府要盡力所能，謀生產事業國營，與對外貿易國營。這是預弭國內資本階級之患的最要一著。即令革命政府或不能有此力量，亦應對各種生產事業與對外貿易，有詳密的監督管理權柄。中國必須成為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而且只有這樣，國內的發達產業，以求工作普及為主，不以求榨取勞工剩餘價值為主；規定關稅，以求負擔公平為主，不以求資產階級利潤增大為主。只有這樣，平民才都有生路，而且有寬裕低廉的生活。

　　有人說，我們要這樣做，終免不了受外人干涉。是的。不過那種干涉，亦不必把他太看重大了。譬如說，國際封鎖嗎？那是說，外國人甘心丟了他們經營多年的一個大市場。封鎖的時期，必要品的供給，不能接濟；或者我們要感受幾分恐慌，但我們幸而離自給經濟的時代不遠，這種恐慌當亦只是暫時的影響。但他們呢，就民國十一年說，一年之間，英國及其殖民地對於中國輸入超過二萬萬兩，日本、美國各六千萬兩。他們的封鎖中國，便要使他們減少二萬萬兩或六千萬兩商品的銷路，他們即刻要發生生產過剩或失業的問題。由此可知封鎖幾於是做不到的事。譬如說，武力干涉嗎！那是說外國人甘心對中國為不人道的壓[迫]。中國人在今天不得著自由，便只一條死路。我們但能使國民認清這些事，認清一切遊民、盜匪、貧乏、戰亂，都只有這種奮鬥可以消滅。我們盡可以盡力所能與他們拒抗。我們不應當像庚子年那樣無分別的屠戮外人，或者毀損外人利益，使他們國內的政治家、資產家有所藉口，以鼓起他們國民的仇忿。但我們必須很坦白的否認一切外人非法的加於我們的束縛。我們這種自衛的無可非議的手段，必然能得各國公道的群眾諒解擁護。

　　再則談到外交方面，我們這種反抗的舉動，亦並不至於引起各國一樣程度的反感。各國在中國的債權有大有小，商業上的利益亦相差很遠。最大的敵人，是英、美、日本。而英、美、日本，利害亦很不一致。所以只須我們抱定了反抗的意志，而又能用合當的態度實行出來，不但各國未必一致壓迫我，將來暗中給我許多助力的，都會有人呢。我這不是說我們要倚賴人家的助力，只是說我們在這些互相猜忌互相傾軋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盡有運用手腕，以恢復中國獨立自由的餘地。土耳其已經這樣的復興了。現在還留了許多機會，給中國的革命政府呢。

　　在今天這種政治經濟情形中，弱小的國家不愁沒有機會，爭得獨立自由；只愁這種國家的國民，全不預備這種抗爭的意志與力量。世界上還有不少次的大戰爭呢！各國的國交，都有很多罅隙。他們的實力，亦並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可怕。有血性的，不願束手待斃的中國人，你想想你應當怎樣做呢！

　　一九二四，一，五上海。

　　載《前鋒》第3期

　　署名：惲代英

　　注釋

　　[1]贖遼，指贖還遼東半島。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全權代表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該條約共十一款，主要內容為：（一）承認日本對朝鮮的控制。（二）割讓遼東半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和澎湖列島。（三）賠償軍費二萬萬兩白銀。（四）增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個通商口岸。（五）允許日本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工廠等。日本割占遼東半島，嚴重地打擊了沙俄在遠東的擴張野心。4月23日，俄、德、法三國駐日公使，從本國的國家利益出發，分別向日本政府提出口頭警告，要求日本放棄佔領遼東半島。5月5日，日本政府宣佈接受三國政府勸告，退還遼東半島。但又聲稱「對三國全然讓步，對中國一步不讓」。又經過俄、德、法三國與日本多次密謀，決議迫使清政府加付白銀三千萬兩「贖金」，作為退還遼東半島的交換條件。

　　三國干涉日本退還遼東半島，是19世紀末葉帝國主義列強為爭奪中國而發生的一次正面衝突，既暴露了俄國侵佔中國東北的貪婪野心，又為德、法兩國向中國索取「干涉還遼」報酬及強租港灣找到了藉口，加劇了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的活動，使中國的民族危機更為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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