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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燈


  離開北京,是去年四月底邊。那時候的心裡的絞榨,曾在一封信裡寫過,讀這篇東西的人,大約總知道得很清。當時的決心,「教書的地位,當然是丟掉,就是老婆兒子,也不能管,最後丟舊書,又最後也可以丟生命。」

  那時候,朋友愛牟遠在日本,芳塢想去南方,「若前後接得上,就趕往上海去喝它幾天酒,什麼它媽的,都破它一個壞,弄得好便好,不好也不要緊,九九八十一,總該把我自家的顏色來辨一辨清,做人不是做夢。」

  這前後,同幽靈似的附在我的身邊,深更夜半,上德勝門裡北衙門橋上買幾瓶啤酒來喝,喝幹之後,再往什刹後海的南岸北岸,亂跑亂跳亂叫,或白天去天壇坐一天,將晚四五點鐘,上館子小喝,進戲院聽到一兩點鐘,出來再喝再講話再走到天明的是四川的陳逸生。

  正在這時候,銀弟取名柳卿,上捐在百順胡同的長樂接客了。

  我並不說她美,也不說她有什麼可愛,總之前年初到北京的時候,窮極苦極,無聊無賴之際,善心的一位朋友——這朋友姓錢,當然也很可憐——想救我登岸,帶我常去的,是西大森裡,銀弟在那裡當「度嫁」的春濃處。

  滄海曾經過來的,看這些東西,自然只覺得無聊,又加以當時袋裡沒有錢,身體萎萎縮縮,幾個半紅半黑的小窯子,她們不來睬我,我也犯不著睬她們,算什麼一回事。去去就去去,揩揩油,坐坐,光著眼看看,也好。一個月不去,不去就不去,在家裡坐著,燒燒煙捲,買一點白乾喝喝,也好。

  以這樣的態度,上春濃處去了四五趟,中間來和我攀談,我也和她隨便說些不相干的廢話,有時候或許抱一抱,捏一把的,是「度嫁」的銀弟。

  有一次,只那麼一次,晚飯時多喝了幾杯酒,在春濃處坐了半點鐘,臨走,大家——那一天去的有三四個人——都搶著用暴力和銀弟親了嘴,該輪到我的時候,我對她笑了笑,輕輕用江南話問她「好不好?」她只微笑著搖搖頭。後來她送我們出房門,到廊下,偶爾經過了一間黑的空房,我踱進去,拉著她,又輕輕的問她前一句話,她很正式的把嘴舉了起來,——只有這一點關係。

  出京之後,上海和芳塢玩了兩天,回家,打了小孩,和女人起了一點衝突,再出來,到北京,過了暑假,又教書。中間因為錢沒有,處處受氣,苦得了不得,謹慎守戒,一直到了涼秋的九月。

  有一天晚上,很覺得難過,在長街上跑了一回,就上前門外微雪夜香齋去喝酒。一個人坐著,卓卓的喝,喝到午前一點多鐘,才付錢出來。走下臺階,正想雇車,即零零零,東邊來了一乘包車,坐著一個窯子。舉起眼睛來看,覺得有點面熟,洋車接近一步,再看一眼,就想起了是銀弟,心裡覺得稍微有點奇怪。

  又過了幾天,不曉得哪裡的錢,皮包裡滿的很。有一天被朋友邀去吃晚飯,席上遇見了那位善心的錢君,他偶爾提起了銀弟的改名柳卿上捐的話。那時候,心裡很動,不過不曉為什麼,那一天晚上終究沒有去。

  又過了幾天,也在被邀的酒後。一個人踱出飯館來,忽而想起了她。可是班子的名字,和她上捐的名字,全都忘了。想回來,雇車雇不成,上西車站去又喝了幾杯酒,打了一個電話到春濃處一問,出來就跑上韓家潭蘼香館去點名。

  見了,捉住了她的手,就在見客的堂上問她,「你認識我麼?」她微笑著,用北京口音,半驚半疑的回答我:

  「熟得很,可是名字忘了!」

  那一天晚上很冷。上她房裡火爐旁坐下,說到第三句話,她就想起了春濃處,想起了那晚上舉起來的嘴突然的一撲,跳在我的懷裡,兩手捧了我的臉亂咬起來。

  底下都是她說的話——她是蘇州人,但操的北京話很好聽,所以後來除睡的時候,兩人用江南話外,平常我要她說京話。

  「老錢近來怎麼樣了?前天素文上這兒來,說他好久沒有去了。你還記得素文麼?春濃處的……一年多不見了吧?你怎麼不早來找我?……我今年四月就上捐了。先在長樂,開銷大得很,前月底才換過來。你怎麼知道的呀?……是素文教你的吧?……」說到這裡,她娘進來了。她很自然的替我和她娘介紹,我覺得她的娘也不很討人嫌。

  「你這一年躲在什麼地方?……剛從上海來?……騙!……請你寫一封信,可以麼?……」我就替她寫信,是她的娘出名,寄給她的外祖父的。信的內容很簡單:

  「近來買賣不好,不能寄錢給你老人家。四月裡,我包的那個人——名叫翠喜——逃了,沒有方法,只好教你外孫女去上捐。等到明年正月,若買賣好一點起來,再寄錢給你。」

  從靡香館出來,回家走過西車站,看鐘已經是午前二點。這時候天上的寒星,都好象是在搖動,北風吹上面來,也不覺得冷,因為替她寫好信,銀弟又燙了一壺酒給我。大街上走的人很少,只見了一點不大明亮的燈光,和幾陣北風刮起來的灰土。

  (十四年五月十九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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