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懺餘獨白

懺餘獨白

　　在小學校念書的時候——也許是在進小學校之先——記得老愛走上離城市稍遠的江邊上去玩。因為在那裡有的是清新的空氣，濃綠的草場，和桑槐的並立排著既不知從何處始也不知在何處終的樹影，而從樹椏裡望出去的長空，似乎總是一碧無底的。在這些青蔥藍碧的中間，記得還有許多喳喳唧唧和悠然長曳地沁的一聲便蹤影全無的飛鷹的絕叫聲聽得出來。置身入這些綠樹濃蔭的黃沙斷岸中間，躺著，懶著，注目望望江上的帆船——那時候這清淨的錢塘江上是並沒有輪船的——和隔江的煙樹青山，我總有大半日白日之夢好做。對於大自然的迷戀，似乎是我從小的一種天性。

　　後來讀到了般生（Bjoernstjerne Bjoernson——這位農民藝術家生於一八三二年，卒於一九一〇年，是和伊孛生並立的一位北國的巨人）的農民小說，才知道挪威漁村裡的青年，大半也是具有著這一種天性的。由這大自然的迷戀，必然地會發生出一種向空遠的渴望（就是德國人的所謂Sehnensucht nach der Ferne），從這向空遠的渴望中，又必然地會醞釀出一種遠遊之情（就是德國人的所謂Wanderlust）來。想來想去，這三重要素，大約是不已地使我想拿起筆來寫些東西的主要動機。因為對現實感到了不滿，才想逃回大自然的懷中，在大自然的廣漠裡徘徊著，又只想飛翔開去；可是到了一處固定的地方之後，心理的變化又是同樣地要起來的，所以轉轉不已，一生就只能為Wanderlust的奴隸，而變作著一個永遠的旅人（aneeternal Pilgrim）。

　　人生從十八九到二十餘，總是要經過一個浪漫的抒情時代的，當這時候，就是不會說話的啞鳥，尚且要放開喉嚨來歌唱，何況乎感情豐富的人類呢？我的這抒情時代，是在那荒淫慘酷，軍閥專權的島國裡過的。眼看到的故國的陸沉，身受到的異鄉的屈辱，與夫所感所思，所經所曆的一切，剔括起來沒有一點不是失望，沒有一處不是憂傷，同初喪了夫主的少婦一般，毫無氣力，毫無勇毅，哀哀切切，悲鳴出來的，就是那一卷當時很惹起了許多非難的《沉淪》。

　　所以寫《沉淪》的時候，在感情上是一點兒也沒有勉強的影子映著的；我只覺得不得不寫，又覺得只能照那麼地寫，什麼技巧不技巧，詞句不詞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時候，不得不叫一聲一樣，又哪能顧得這叫出來的一聲，是低音還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著的樂器之音和洽不和洽呢？

　　這前後的內心的經驗和外來的影響，曾在《沉淪》單行本的序文和《過去集》頭上的一篇《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裡寫過一點，這裡可以不再提起，且讓我來談談以後的心情起伏與現在的噤若寒蟬的畏縮的由來。

　　流刑的判處期間總算滿了，with a diploma 興濃濃地我就回到了上下交爭利，後先不見人——是「人少畜生多」的意思——的故國。碰壁，碰壁，再碰壁，剛從流放地點遇赦回來的一位旅客，卻永遠地踏入了一個並無鐵窗的故國的囚牢，英國的一位諷世家所說的Life is a prison without bar的這一句金言，到此我才領悟到了徹底。愁來無路，拿起筆來寫寫，只好寫些憤世疾邪，怨天罵地的牢騷，放幾句破壞一切，打倒一切的狂囈。越是這樣，越是找不到出路。越找不到出路，越想破壞，越想反抗。這一期中間的作品，大半都是在這一種心情之下寫成的。

　　然而這一個Bastille的囚牢終於破裂了，許多同我一樣，在一樣的幽閉狀態裡的青年都狂奔出來了，霹靂一聲，天下響應，於是「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可是反將過來，就是「青年倒黴！革命落空！」在囚牢裡奔放出來的成千成萬的青年，只空做了一場歡喜的惡夢，結果卻和羅馬帝制下的奴隸一點兒也沒有差別，照色照樣地被鎖住了腳鎖住了手，日日要往熱日下去搬石頭抬樑柱，說是神聖至尊，勞苦功高的這位Augustus要營宮殿，造鹿台。命令一下，誰敢不遵，因為旁邊站立在那裡作監督的，一個個都是左執皮鞭右拿闊斧的獰凶的衛士。你搬石抬梁稍或遲緩一點，自然是輕則一鞭，重則一斧，誰還來向你講理？在這一個出獄之後的苦役狀態之下，我也竟垂垂老了，氣力也沒有了，喉嚨也嘶啞了，動都動彈不得，哪裡還能夠伸一伸手，拿一拿筆！

　　沉默了這許多年，本來早就想不再幹這種於世無補，於己無益的空勾當了，然而友人說定要我寫一點關於創作生活的經驗，我也落得在餓死之前，再作一次懺悔。好學一學歌德在垂死的時候所說的Mehr Licht!……Mehr Licht!（更要光明！更要光明！）「辛苦半生，聊複爾爾；未來一劫，如是云云。」這是我一位親戚王老在今年元旦未死時寫下的春聯，擺在這裡做一個尾巴，卻正合適。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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