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說講到大事|徐志摩

從小說講到大事

　　我是厭怕翻譯，尤其是小說，但這篇短篇《生命的報酬》也不知怎的竟集它自己逼著我把它翻了出來。原文載在「London Mereurv」的九月號。我想有幾層理由為什麼我要翻這篇給你們看：第一，這篇小說本身就寫得不壞，緊湊有力；第二，它的背景是我的新寵翡冷翠，文裡的河、街道、走廊、鐘塔、橋，都是我幾月前早晚留戀過來的；第三，這小說裡順便點出的早幾年意大利的政情於我們現在的政情很可比較，有心人可以在這裡得到歷史的教訓，單說這末了一點，小說裡的瑪利亞不僅是代表人民的意志的貞，品格的潔，與靈魂的勇敢，她也代表，我們可以說，意大利或是任何大民族不死的國魂。正如一條大河，風暴時翻著浪，支流會合處湍急，上源暴發時洶湧，陽光照著時閃金，陰雲蓋著時慘黑，任憑天時怎樣的轉變，河水還是河水，它的性是不變的，也許經受了風雨以後河身更展寬一些，容量更擴大一些，力量更加厚一些；同樣的一個民族在它的沿革裡，自然的發展了它的個性，任憑經受多少政治的，甚至於廣義的文化的革命，只要它受得住，河道似的不至泛溢不至旁竄改向，他那性還是不變，不但不變，並且表面的擾助歸根都是本原的滋補，其的一個個人的靈性裡要沒有，比喻的說，幾座火燒焦的殘破的甚至完全倒坍的雷峰古塔，他即使有靈性也只是平庸的，沒趣味的，淺薄的；民族也中的，在那一個當得住時間破壞力的民族的靈魂裡，就比在它的軀殼裡，不是櫛比的排列著偉大的古跡？一個人的意志力與思想力不是偶然的事情：遠一點說，有他的種族的遺傳的來源，近一點說，有他自己一生的經驗。造成人格的不是安逸的生活與安逸的環境，是深入骨髓的苦惱，是慘酷的艱難：造成國民性或國魂的是革命。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在分明破壞性的事實裡，往往涵有真建設的意義。在平常的時候，國民性比較淺薄甚至可厭或可笑的部分，可以在這民族個人裡看出；到了非常的時候，它的偉大的不滅的部分，在少數或是甚至一二人的人格裡，要求最集中最不可錯誤的表現。我們是儒教國，這是逃不了的事實。儒教給我們的品性裡，有永遠可珍貴的兩點：一是知恥，一是有節，兩樣是連著來的，極端是往往碰頭的，因此在一個最無恥的時代裡，往往誕生出一個兩個最知恥的個人，例如宋末有文天祥，明末有黃梨洲一流人。在他們幾位先賢，不比當代我們還看得見的那一群遺老與新少，忠君愛國一類的概念脫卸了膚淺的字面的意義，卻取得了一種永久的象徵的意義，他們拚死保守的不是幾套爛墨卷，不是幾句口頭禪，他們是為他們的民族爭人格，爭「人之所以為人。」在這塊古舊的碑上刻著歷代義烈的名字，漬著他們的血，在他們性靈的不朽裡呼吸著民族更大的性靈。瑪利亞，一個做手工的賤女，在這篇小說裡說：「但是我還是照舊戴上我的小國旗，縫在我衣上的，即使因此他們殺了我也是甘心的。」我們可以想像當初文天祥說同樣的一句話，我們可以想像當初黃梨洲說同樣的一句話，現在呢？我們離著黃梨洲的時代快三百年了，並且非常的時候又在我們的頭上蓋下來了，儒教的珍品——恥，節——到哪裡去了？我們張著眼看看，我們可以尋到一百萬個大簍子裝得滿的懦弱，或是三千部箱車運不完的卑鄙，但是我們卻不易尋到頭上撚得出或是鼻子裡聞得出一點子勇敢，一點子恥心，一點子節！在王府井大街上一晚有一百多的同胞跟在兩個行兇的美國兵背後聯聲喊打，卻沒有一個人敢走近他們，更別提動手。這事實裡另有一個「幽默」，現代評論的記者不曾看出來的，就是我們中國人特有的一種聰明——他們想把懦怯合起來，做成他一個勇敢！而且你們可以相信，這種現象不僅是在王府井大街上看得到！倒好像拼攏一群灰色的耗子來可以變一個貓，或是聚集一百萬的蝨子可以變一隻老虎！瑪利亞只靠了她自己不大明白的一個理想：「我是愛我的國」她說。究竟為什麼愛，她也不定說得分明，她只覺得這樣是對的。是對的！這是力量，這是力量。在這一個小小想像事實的跟前，莫索裡尼失去了他的威風，拿破崙的史跡沒有了重量；這是人類不滅性本體的表現。多可愛呀，這單純的信仰！多可親呀，這精神的勇敢！

　　我們離著意大利有千里路程，你們也許從沒有見過一個意大利人；他們近年來國運的轉變，戰前戰後人民遭受的苦痛，我們只看作與長安街上的落葉一般的不關緊要，但在瑪利亞口音裡，只要你有相當的想像力，你可以聽出意大利民族的聲音；豈止，人類不滅性在非常的時節最集中最不可錯誤的聲音。我們應當在這裡面發現我們自己應有的聲音，現在叫重濁的物質生活壓在裡面，但這時代的緊急正在急迫的要求它再來一次的吐露，我們可以在那位奇奧基太太的描寫裡，找著我們自己怪寒傖的小影：「她自己逼窄的舒服的生活，新近為了共產黨到處的鬧，也感覺不安穩與難過，這一比下來顯得卑鄙而且庸劣了。」我們每天上街去，也與太太一樣聰明，就揀一件「頂克己的衣服穿上為的是要避免人家的注目，」瑪麗亞有膽量戴著她信仰的徽章昂昂的上街走去——一個十字架，一塊國旗；你自己考查你每天戴著上街去的是什麼徽章？這次我碰著不少體面人，有開廠的，有辦報的，有開交易所的。他們一聽見我批評共產，他們就拍手叫好，說這班人真該死，真該打，存心胡鬧，不把他們趕快打下去還成什麼世界？唔！好讓你們坐汽車的坐汽車，發橫財的發橫財，娶小老婆的娶小老婆！在他們看來，正如小說裡的奇太太看來，「那班人只是野畜牲啃斷了鐵鍊亂咬人來了。」單只從為給這班人當頭一個教訓看法，什麼形式的搗亂在上帝跟前都得到了許可。他們顢頇的漆黑的心窩裡從沒有過一絲思想的光亮，他們每晚只是從自私的裡床翻身到自利的外床，再從自利的外床翻到自私的裡床！同時這時代是真的危險，所有想像得到與想像不到的災殃教像烘乾了的爆竹似的在庭心裡放著，只要一根火紙就夠著了。災難、危險，你們想躲嗎？躲是躲不了的；災難、危險，是要你去擋的，是要你去抗的，是要你去伸手去擒的；你擒不住它，它就帶住了你。只有單純的信仰可以給我們勇敢。只有單純的理想可以給我們力量。「他們是對的，要不然他們就是錯的，」奇太太受了瑪利亞的感動第一次堅決的這樣想，我們在沒有瑪利亞這樣人格搖醒我們的神志以前，我們至少得憑常識的幫助，認清眼前的事物，徹底的想它一個徹底。這「敢想」是靈性的勇敢的進門，敢反著你自以為見解的見解，想是思想的勇敢的進步。在你不能認真想的時候，你做人還不夠資格；在你還不能得到你自己思想的透徹時，你的思想不但沒有力量並且沒有重量；是你的分；——等到你發現了一個理想在你心身的後背作無形的動力時，你不向前也得向前，不搏鬥也得搏鬥，到那時候事實上的勝利與失敗反失卻了任何的重要。就只那一點靈性的勇敢永遠不滅的留著，像是天上的明星。

　　瑪利亞是個極尋常的女子，她沒有受過高深教育，她只是個工女；但一個單純理想的靈感就使她的聲音超越的代表意大利民族的聲音，高傲的，清越的，不可錯誤的，墨索里尼法西斯的成功，不是因為他有兵力，不是因為法西斯主義本體有什麼優殊，也不完全因為他個人非常的人格；歸根說成功的政治家多少只是個投機事業家。他就是一個。我們不必到馬契亞梵立（Machiaveli）的政論裡去探討法西斯主義的遠源，不必問海格爾或是尼采或是甚至馬志尼的學說裡去追尋「神異的」墨索里尼的先路；他的成功的整個的秘密，我們可以說，我們可以在這想像的工女瑪利亞的聲音裡會悟到。你們要知道大戰後幾年在意大利共產與反共產的鬥爭不只是偶爾的爆發，報紙上的宣傳，像我們今天在中國開始經嘗的；至少在那邊東北部幾個大城子裡這鬥爭簡直把街坊劃成了對壘的戰壕，把父子、兄弟、朋友逼成了扼咽的死仇——這情形我怕我們不久也見得著，雖則我們中國人的根性似乎比西方人多少緩和些（但這有時是我們的賊不是我們的德）其實你只要此刻親自到廣東去就可以知道人類熱情壓住理智時的可怖——就是在政治上。但這極端性，我說，正是西方人的特色，這來兩方搏鬥的目標就分明的揭出，絕對的不混，不含糊——不比我們貴國的打仗，姑且不問他們打仗的平時究竟有沒有主義在心頭，並且即使在他們昌言有的時候你還是一分鐘都不能相信說紅的的確是紅，說青的的確是青。因此我們多打一回仗，只是加深一層糊塗，越打越糟，越打越不分明。這正是針對著這一班人，無忌憚的自私自利，無忌憚的利用一切，我們應得聳起了耳朵傾聽瑪利亞的聲音，她說：——

　　「我是一個意大利人，我傲氣是一個意大利人，傲氣做一個有過幾千年文化民族的人，為什麼要我恨我自己的國，為什麼要我恨比我運氣好，比我聰明，或是比我能幹的街坊，為什麼我得這樣做，就因為一班無知識的告訴我這樣做，他們自己可憐吃苦受難的上了人家的當走上了迷路，其實那真在背後出主意的沒有吃過苦也沒有遭過難哩！……」

　　還有一班專趕熱鬧的在紅色得意的日子就每晚穿上「紅綢子衣服戴著大紅花上共產黨跳舞會去跳舞」，回頭紅色叫黑色打倒了的時候他們的辦法還是一樣的簡單，他們就來欣欣的「剝下了烈焰似的紅衣換了上黑綢的襯衫！」他們會有一天「認真」嗎？

　　所以瑪利亞與她無形的理想站在一邊；在她對面的是叫苦難逼得沒有路走，同時叫人煽惑了趨向暴烈的無辜平民與他們的愚暗，躲在背後主使搗亂的一群與他們的奸與毒，兩旁一面爬在地下的是奇太太代表的一流人物，在苟且中鬼混，一樣的只知私利，一面就是那穿上紅綢子跳舞剝下紅綢子還是跳舞的一群。

　　現在時候逼緊了！我們把這幅畫記在心裡，再來張眼看看在我們中間究竟有沒有像瑪利亞那樣牢牢的抱住她的理想的一個生靈！

　　（十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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