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想一想|謝覺哉

再談想一想

　　（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

　　同志們！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我對內蒙古的司法工作沒有調查，其它各方面的司法工作也很少調查，因此，就沒有什麼可講的。大約5個月以前，我在湖南講過一次話，題目叫《想一想》。這個講話摘要在《人民公安》上登過，已印發給各級法院。今天我還想再講一講想一想的問題。不過，在湖南主要是講在審判案件時要想一想，想點道理；今天我講想一想，把範圍擴大一點，講點想一想的理論。

　　這幾年許多地方包括政法部門在內，有些理論站不住腳的。因此，就動搖，搞不清楚。內蒙古自治區是較好的地區，過去在很多問題上，在理論上站得住腳的。比如民族政策、土地改革、牧區的民主改革以及其它方面。內蒙古地區在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的領導下，是把握住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政策，不動搖，所以就得到成績。昨天，聽了法院的彙報，如果說還有缺點，其原因就是在理論上沒有搞清楚，或者是懂得，沒有堅決把握住。現在要重新教育幹部，重新學習，學習什麼呢？還不是學習過去黨中央和毛主席說過的那些事嗎？過去我們沒有學習好，所以做起來，就搞不大清楚，所謂知與行不能統一。中國從前有一個學者叫王陽明，他是主張知行合一學說的。他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你行得很好，就是知了；真正知得怎麼樣？知得很好，那就是行了。如果同志們有功夫，把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說看一看，那是有好處的。最近，我在最高人民法院也同幹部談這個問題，我說，要掌握住我們政法部門的理論。那天正是報紙上發表了毛主席的六首詞，我也寫了一首，可以給同志們念念。

　　減字木蘭花

　　學如植樹，枝葉扶疏根必固，十載辛勤，左右逢源萬理通。
　　理存何處，抬頭想想俯拾是，勿助勿忘，國法民情事本常。

　　我們學習象栽樹一樣，你要樹的枝葉發達好，一定要根紮得深。這就是說，你學的東西根紮得深了，你做出工作就好了。十載辛勤，我們那裡的幹部大部分都是10年以上的司法工作的同志，搞了10年以上的司法工作，應該懂得很多道理了，因為實際工作證明嘛。要學理論，要學道理，理在何處？「抬頭想想俯拾是」，要想一想吧！想清楚了就實際了。「勿助勿忘，國法民情事本常」。不要助，不要忘記。《孟子》上有一個拔苗助長的故事，有一個人種地，看到莊稼不長，就助一把力使它長起來。他怎樣助法呢？把每個苗拔出一點。他回來對兒子講，今天我辛苦了，我幫助這些苗長起來了。這個兒子聽了不信，跑去看一看，苗已經死了。這個故事對我們有很大的教育作用。我們的高指標，層層加碼，就是拔苗助長，一助就象那個農民一樣，使原來的苗死掉了。1957年全國糧食生產據說是6500億斤，大家不滿意，要助一下，你那裡畝產1000斤，我這裡畝產2000斤，他那裡畝產多少多少。這一助就搞得不好，結果到去年就到了2800億斤。想一想，我們工作中間有許多「助」的事。也不要忘記，我們也有許多進步的東西，要在那個進步的基礎上，一步一步求得進步。

　　下面提幾個我們應該想一想的問題：

　　（一）政權消亡問題。

　　馬克思主義者講過，政權是階級社會產生的，等到社會上沒有階級了，政權就要消亡的。這幾年曾經發生過政法機關是不是要消亡了的問題，原因就是對經濟法則不瞭解，認為幾個月就到了共產主義，到了共產主義，政權就消亡了。不知道經濟法則是一步一步來的，不可能主觀上要怎樣快就怎樣快。少奇同志說，有些地方講，「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話不合道理。我們現在拿馬克思講的和毛主席講的一些經濟法則，這些經濟法則要發展到一個什麼時候可以逐漸改變。我們政法機關是上層建築，因為經濟基礎發生了錯誤的理解，因此，在政法工作上也發生了錯誤的現象。實際上今天不是政權消亡，也不是政法機關消亡，而是政法工作如何做好，與經濟基礎相適合的問題。為什麼發生這個現象呢？就是沒有想，如果想一下，也會想得通的。有馬克思主義，有毛澤東思想，有中央許多指示，這上面都寫清楚了的，但這個問題還要想，不要那一天那一個地方刮一個什麼風，就認為政法工作是不是還有出路？曾經有人講，做法院工作、檢察工作將來會失業的。現在大概大家清楚了，想一想，再不為那個一陣風所動搖。

　　（二）民主、專政問題。

　　我們總是說，公安、檢察、法院是專政機關，一般是這樣講。曾經有人講過，法院是民主機關也是專政機關，受過批判，說這話講錯了。現在說，講法院是民主機關也是專政機關，這話是對的。因為民主、專政是一件事的兩方面。毛主席在很多地方講過，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裡就說「民主、專政是聯繫一起的」。最近又說過，「沒有民主，不可能有專政，沒有充分的民主，專政也搞不好的。」他是把問題這樣看的。他又說，「我們的專政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見《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就表明，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制度，而且由工人階級團結全體人民首先是農民，向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實行專政。這就是說，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向那些反動派實行專政。我們不能把一些案子到處找很多人來商量。我們要走群眾路線的，走群眾路線是有限的，是不是每一條都走群眾路線，每一個群眾都代表全體人民？不是的。我們的工作就是代表人民的，這是法律上有規定的。我國人民的權力機關表現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一切政治上的大的措施，都要經過人民代表大會討論批准或通過。法院、檢察院是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因此，法院組織法第十四條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幕期間，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並報告工作。各級人民法院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人民代表大會是代表全體人民的。人民代表大會委託法院、檢察院來執行人民的意見，我們就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怎麼做的，要報告。公安部是國務院的一部分，公安廳、公安局是各級人民委員會的一部分，它們對人民委員會負責，人民委員會又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因此，我們無論做那一件工作，要想一想，將來可不可以向人民代表大會作交代。最高人民法院、檢察院要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負責，省一級的法院要對省人民代表大會負責。這樣的問題現在我們想一想，做好沒有做好呢？我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應該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我報告工作並不只是最高人民法院本身的工作，而且報告全國的法院工作。這次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我感到沒有什麼話講，不好講。因為法院工作有很多毛病。比如判案有些判得混我為敵，判刑判得重。這也聯繫到公檢法整個部門的工作，如勞改犯，勞改不知死了多少人。我怎麼報告？如果自治區的法院或者省的法院，你們做了好的工作，能夠向自治區的或省的人民代表大會作報告，講的條條有理，那麼我這個最高人民法院的報告就好做了。現在很多事沒有做好，不好向人民作交代。上次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有個特赦問題，可以講一講。因為把許多戰犯改造好了，皇帝也得到赦免，這可以表現政法工作做得好嘛！這一次大會沒有可能講，下一次大會還不講話？憲法上規定了的，法院組織法上規定了的，就是說我們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如果我們拿不出報告來就不好。所以民主與專政是一件事的兩個方面。

　　（三）法院做什麼工作。

　　一般人的概念，法院就是殺人、判刑、判管制、拘留人，法院很凶，檢察院和公安部門也很凶。我們自己有一個招牌，我這裡是專政的，使人家有點怕。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應該使得人家怕？怕也是可以怕的，是使誰怕呢？反革命分子應該怕，違法亂紀的人應該怕，但這是少數人。絕大多數人是愛護的，同我們非常親近的。法院組織法第三條規定：「人民法院的任務是審判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並通過審判活動懲辦一切犯罪分子，解決民事糾紛，保衛人民民主制度，維護公共秩序，保護公共財產，保護公民權利和人民的合法利益，保護國家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順利進行。人民法院用它的全部活動，教育公民忠於祖國，自覺地遵守法律」。你們看，講懲辦的話不多，講保護、教育的話很多，我們又怎麼能夠簡單地認為政法機關就是懲辦機關呢？因此，法院工作一方面是懲辦，另一方面是保護。保護了人民民主制度沒有？保護了公民權利和合法利益沒有？審判的案件對社會起的教育作用究竟有多大？可以想一想。如果我們判的案子，人民不大贊成，那就值得考慮。如果判案沒有保護人民民主權利，就不對。這個問題是不是在每個同志的頭腦裡都很清楚了？如果清楚了，判案的時候就要考慮。我今天不講檢察院的工作。檢察院組織法上也規定，凡是那一個機關、那一個幹部、那一個人違反法律，違反國家利益，它有權出來檢察。現在講的是法院的性質和任務，這個概念一定要搞清楚，這是法院組織法規定了的。如果有的同志認為法院組織法不對，就應該向中央提議修改。可是有些同志既沒有膽出來提議修改，又不執行，這怎麼行呢？我講得對不對，請你們想一想，我自己也想一想今天講得對不對，目前我想我講的話是對的。

　　（四）獨立審判問題。

　　法院組織法第四條規定，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憲法第七十八條也規定，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開國以來好多年來，好多地方不瞭解這個問題，都怕講獨立審判。實際上我們的法院並不是自己在那裡獨立思考問題，常常是看人家的顏色來判案。原因是：第一，審判獨立和司法獨立是兩件事，司法獨立是資產階級騙人的，我們不贊成。第二，獨立審判和對黨鬧獨立性是兩件事，不要混淆起來。資產階級的司法獨立，是說司法超乎階級之外，其實階級社會的東西就不可能超乎階級之外的。司法獨立，是17世紀歐洲資產階級鬧革命時，同封建階級爭權提出來的，那是孟德斯鳩開始提出三權鼎立的問題，那時候貴族不服從法律，才提出司法獨立。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他們也要講這個話，是為了騙人的，已經失掉了進步意義。因為階級社會的國家，總是一切決定於統治階級，統治階級要怎樣就怎樣。所以司法獨立我們是反對的，已經批判過了。我們講審判獨立，就是到了法院裡面要講道理，不可能那樣也好，這樣也好。審判獨立與對黨鬧獨立性是兩回事，對黨鬧獨立性，就是違反黨的政策，不服從党的領導。我們現在講審判獨立，這是黨規定的，黨需要司法機關能夠獨立進行審判。要獨立進行審判，是在党的領導下獨立審判，是如何正確地執行黨的政策。當然，獨立進行審判也可能搞錯了，搞錯了怎麼辦呢？如果不是原則錯誤，而是具體事有錯誤，法律上也規定了的，檢察機關對法院的審判反對，可以依照審判程序提出上訴，上級法院發現下級法院把案子搞錯了，它可以命令下級法院重新審判，或者提到上級法院來審判。至於黨員有不正確的想法，黨可以檢查他的工作，批評他，甚至給他處分。可是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沒有想一想，一想就會通。因為不獨立審判，發生許多毛病。有些同志也感到這個案子這樣判不大好，但是人家硬要這樣判，也只好這樣判。不獨立審判，法院可以不負責任，這個案子不是我判錯的，是你要我這樣判的。這不好，法院的同志要負責任，要提出自己的主張。這個問題將來中央開政法會議時要提出討論，你們也可以討論一下。如果說憲法上規定錯了的，就提議修改，既不提議修改，又不執行，不好。如何執行？這是擺在法院工作同志面前的一個課題。

　　（五）政策與法律問題。

　　過去我們按照政策判案是對的。因為國家成立不久，舊的法律不適用，新的法律沒有搞得完全，案子來了你不判？不能說法律沒有制訂出來就不判，怎麼辦？就要照政策辦事。但是，政策不可能具體規定某一種案子應該怎麼判。比如「三少」是政策，究竟少到什麼程度？某些人可以殺，某些人可以捕，某些人可以不殺，某些人可以不捕，政策沒有講清楚，所以需要法律。法律是政策的具體表現，法律同政策不是兩回事，而是把政策具體表現在法律上。這幾年，我們對制訂法律的工作是抓得不緊，本來可以早一點制訂出來。所以許多地方判案無所依據。如果把全國各地的案子比一比，或者把一個省、區的案子比一比，可能同樣的案子判決相差很遠。比如說強姦案子，有的地方判死刑，有的地方判無期徒刑，有的地方判長期徒刑。前年我在北戴河問到基層法院的同志，那裡有一個強姦未遂案子，你們怎麼判？他說判七天拘留。說判得不對，也很難說。所以說還沒有規定。有了法律是不是不要政策呢？要政策。因為法律是政策的具體表現，但不是包括所有的政策。比如法律規定，犯了某一種罪，判處幾年以上、幾年以下的徒刑，具體說判5年到10年，這有很大的差別，就是說判5年也可以，判6年也可以，判7年也可以，判8年也可以，判9年也可以，判10年也可以，要因地因時制宜，就是說怎麼判才能達到好的效果，能夠保護人民權利，能制止犯罪，能起教育作用。比如特赦是一種政策，假釋也是一種政策，可以規定服刑一半或2／3以上可以假釋，其實假釋就是真放，這也是法律，也是政策。所以我們做政法工作的人，不僅要瞭解法律，而且要瞭解政策。中央政法會議準備提出刑法草案，民法草案原來有一個，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既不象資產階級的民法，也不象蘇聯的民法。怎樣來制訂法律？誰來制訂法律？這個問題又在根本法身上。因為法是根據我們統治的經驗來制訂的。從前封建社會的法、資產階級的法，並不是一開始就搞出了比較完整的一套，而是在實際統治中間感到需要才搞的。所以將來刑法草案和民法草案出來，做政法工作的同志，還要考慮某些條文要不要。有些人有天真的想法，認為有幾個拿筆桿子的人在家裡一想，就寫出若干條。「人民公社六十條」，為什麼早不寫出來？毛主席說過，從前寫不出來，沒有經驗，以後搞了幾年，有了許多經驗，可以寫出來，還是叫草案。法律也是如此。政策與法律都在我們身上，我們不搞誰搞呢？我們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人不搞，總想有一天早上從天上掉下來一本萬法全書，不會有這樣的事，要一點一滴的積累。所以這個時期做政法工作的人，對每一件事都應該留心，想一想。不能說我們國家成立將近13年沒有什麼經驗，我們有經驗，還有在國家成立以前有各個解放區的經驗，也有一些已經成了法的。如憲法，檢察院、法院的組織法，還有一些其它的法：《懲治反革命條例》、《懲治貪污條例》，還有《婚姻法》，這是民法的一部分。《婚姻法》可以說是人民政府的一個比較完整的法，這個法從中華蘇維埃政府時期就有了的，因為婚姻要自由。最近幾年，《婚姻法》沒有人宣傳了，有些基層法院根本不知道《婚姻法》是什麼東西，這也怪不得他們，因為那裡的幹部換了，現在可能連《婚姻法》的本子也沒有了。不知你們這裡有沒有這樣的事，如果有這樣的事，為什麼對婚姻案子不按《婚姻法》判呢？現在法院最苦惱的事，就是離婚案子，占民事案件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法律規定離婚、結婚自由，離婚、結婚首先要男女雙方取得同意，這是基本的。有些地方不是這樣，對離婚、結婚案件的處理，不是把男方女方找來問他們願意不願意結婚，或者可以不可以合好，而是另外去找枝節。離婚問題，《婚姻法》規定，一方堅決要離婚，調解無效，可以判離。可是許多人不敢這樣判。法律又沒有規定一方堅決不離婚可以不離，如果有這一條，改判也可以。買賣婚姻不好，但是男女雙方同意，又何必追究呢？這是男女雙方的事，也是社會教育發達的事。去年12月我到湖南，湖南法院的同志同我講，××縣有5個婦女，因為要離婚，不准離，就集體跳水死了。法院為什麼不准離？人家要離婚，就讓他離，明天他們要合好，就讓他合。據說不準離婚有個理由，就是離了影響不好。結果一起死了5個人，那個影響就那麼好得很？北京有一個區法院，判處一個重婚案子，男方是個退伍軍人，以前在家裡討了老婆，退伍後在工廠裡又同別人重新登記結婚，隱瞞了過去結婚的事。後來鄉下的老婆找來了，辦了離婚手續已經走了，你們想一想這個案子應該怎麼判？區法院的同志怕影響不好，一定要把以後重婚的那個女的也判處離婚，說他們的婚姻不能成立。結果這兩個男女接到判決書的時候，兩人綁在一起跳井死了，並寫了遺書。這樣判是不近人情的。所以我說國法民情事本常，國法和民情是一起的。

　　（六）兩類矛盾問題。

　　這本來是一個難搞的問題，也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可是我們把它搞得更複雜了，不是說有混我為敵的事嗎？如何分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請同志們好好談一談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我也講不清楚。毛主席說：「什麼是敵人？什麼是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內容。拿我國的情況來說，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是屬人民的範圍；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成了人民的敵人。在解放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是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是屬人民的範圍。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是屬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

　　中央規定：凡是敵我矛盾搞不大清楚的時候，應該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看待，不要把它排到敵我矛盾方面去。因為這裡面有各種不同情況，有的是一時意氣，或一時想不清楚，行動上涉及大是大非，可是能夠挽回過來，雖然已經達到敵我矛盾，但是搞得好，可以轉化，由敵我矛盾轉化為人民內部矛盾。毛主席在1949年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也講了這個事，那時候沒有提兩類矛盾，但講兩類矛盾的問題也是有的。大家知道，劉桂香到國務院貼標語，反對人民公社，這不是敵我矛盾？但是，劉少奇主席知道這個事以後，指定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同志找她談一次話。這個女孩子敢於反映情況是好的，但是她對人民公社的認識是錯誤的。張平化同志找她談了話以後，據說現在這個女孩子轉變的很好。有些同志說，你這個傢伙寫反動標語，還要得？當然，看她的出身和原因，可以把她挽救過來，這樣的例子不少。我曾經找過區法院的負責同志談話，他也說兩類矛盾，某一種是敵我矛盾，說了很多敵我矛盾。我說，你提的這些，除了責任事故以外都是敵我矛盾，流氓調戲婦女也是敵我矛盾？他說，《人民日報》曾經說，流氓、地痞都是人民的敵人。這樣一來，敵我矛盾就太多了。經過大鎮反，現在故人是少了，至於舊社會遺留下的壞思想壞意識，那是要長期存在的，我們要把它改變。

　　人民內部矛盾更複雜，有國家與國家的，有集體與集體的，有集體與個人的，有個人與個人的，有領導機關與被領導機關的，有上層建築與下層之間的。毛主席說，除了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發展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和法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社會意識形態，這種上層建築對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這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相適應。但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國家機關某些官僚主義作風的存在，國家制度某些環節缺陷的存在，又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相矛盾。這就是說，現在的政法組織同現在的社會經濟基礎是不是有矛盾，值得我們想一想。法院有沒有這個問題，我看最高人民法院是有的，這也是人民內部矛盾。我們平時不大想我們的機構同社會經濟基礎有矛盾的問題，值得我們檢討。

　　有些地方講，人民內部矛盾就是不制裁，就是教育教育，說服說服。我看也不一定這樣。教育為主，人總要有點紀律，我們的法律也是管人的。毛主席說：「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那樣一種政治局面。」這就是說，法律還是需要的。但是，我們對於人民內部主要是教育說服為主，法律也講以教育為主。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有一段話，他說，在人民內部「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處罰，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這是若干個別的情形，和對於反動階級當作一個階級的專政來說，有原則的區別」。「對於反動階級和反動派的人們，在他們的政權被推翻以後，只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壞，不搗亂，也給土地，給工作，讓他們活下去，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他們如果不願意勞動，人民的國家就要強迫他們勞動。也對他們做宣傳教育工作，並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象我們對俘虜軍官們已經做過的那樣。這也可以說是『施仁政』吧，但這是我們對於原來是敵對階級的人們所強迫地施行的，和我們對於革命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並論。」這就是說，對人民內部也有強制，主要是教育；對敵人主要是強制，也有教育。我們對敵對階級的專政，實際是什麼呢？是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反革命分子、地主階級在沒有摘掉帽子以前，沒有選舉權。人民有自由，他們沒有自由。對人民講民主，對他們不講民主。我們要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是不是同地主階級商量一下，把土地沒收好不好？你們贊成不贊成？地主階級怎麼會舉手呢！我們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不向他們講道理，他們要服從我們這一套道理這就叫專政。如果你搞得凶，我就殺你的頭。我們在開國的時候殺了一些人，不殺不行，不殺他們就要鬧起來。所以毛主席講，我們假如不專政，我們就要失敗。所以兩類矛盾的問題，特別是具體審判的時候要考慮。標準首先就是毛主席講的；第二是看這樣做發生的效果怎麼樣，如果發生的效果很好，就是做對了，如果發生的效果不好，就可能是做的不一定對。

　　（七）勞動改造問題。

　　現在法院不管勞改，但是勞改犯都是法院判決送出來的。勞改犯要勞動改造，因為這些人是舊社會過來的，思想意識同我們是對抗的，就要改造他。怎樣改造法呢？這些人多半都是剝削者，沒有參加過勞動，因此他們的意識形態是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現在要他們參加勞動，在勞動中改造，這是一個費力的事。不勞動，要強迫勞動。人類社會是勞動創造一切，不參加勞動，就不知道勞動的偉大。在1941年和1942年，延安搞「大家動手，豐衣足食」，很多同志參加生產勞動，也有很多學生出身的同志，過去對勞動不習慣。現在想一想，那時候我們所收穫的東西，不只是多打了幾石小米、多少蔬菜，同時，在參加勞動中間，同勞動人民接近或逐漸接近了，改變了思想意識。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他自己是從一個階級走到另一個階級，由非勞動階級走到勞動階級。我們現在講勞動改造，也包含這個意思，要使得他在勞動中逐漸改變他的思想意識。因此，對勞改工作要異常認真。因為這些犯人受舊社會的影響很深，思想意識很壞，要使得他們心悅誠服，來改變意識形態，這是不容易的事。我們也知道，有些勞改機關，沒有搞得好，只把強迫勞動變成強迫肉體勞動，肉體是勞動的，但總要注意方法，使得他覺得在這裡勞動1年、2年得到多少教育，現在思想改變了，這才叫改造。有一些大戰犯還改造好了，得到特赦，這些小犯人還改造不了？應該改造得了，主要是方法搞得不好。首先看判刑適當不適當，心服了沒有，根據什麼理由判的，使得他沒有話說，不僅是口服，而且心服，然後勞改機關給他人道待遇，把他當做一個人來改造。有的地方對勞改犯加刑，一加比原來判的還多，原來判了5年，一加就是10年、20年。我認為這樣辦也許有你們的道理，但是，應該想一想，我們是勞動改造的機關，一點也沒有改造好，而且比原來判的加一倍甚至加兩倍，你這個勞改機關自己考慮考慮，改造工作搞得什麼？中央現在有個意見，勞改機關是改造第一，生產第二。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四條有規定，「對刑事案件判決的執行和勞改機關活動是否合法進行監督」。為什麼這樣規定？就是防止我們改造的不好。這一點值得想一想。

　　（八）社會上各種案件增多的問題。

　　現在經濟困難，犯法的人多，法院甚至公安機關也感到手忙腳亂。怎麼辦？我想不管它出了多大的問題，總之，絕大多數是人民內部的問題。有幾個方法：（1）屬人民委員會管的。這幾年基層政權放鬆了。我國是人民民主共和國，是人民作主的國家。人民作主，從全國和省來說，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省人民代表大會，問題就在基層政權。基層要是真正實行民主，人民起來管事，當然是有領導的民主，共產黨領導的對，我服從你。所謂民主集中制，不是難搞的事。在剝削階級當政的時候做不到的，我們做到了。我聽到一個地方一個生產隊反映的情況，那是一個災區，有偷摸的現象，他們就把這個問題交給社員代表大會自己討論，自己通過。他們說，我們不要偷摸人家的東西，人窮的有志氣，大家想法渡過災荒，如果大家不守秩序，偷偷摸摸，人家生產不好，你也生產不好，你也偷，我也偷，結果就沒有偷的了。最後他自己訂出條約，效果很好，很少再發生偷摸案子。這個道理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人總是想活的，但不想靠偷來活的，過去為什麼不可能做到？舊社會有貧富區別，有的人很富，有的人很窮，不偷是做不到的。現在農村裡面貧富差得不多，有的勞動力強一點，搞得多一點，有的勞動力少一點，搞得少一點，只有這樣的區別。當然，最困難的，大家可以幫助一下。（2）在農村裡面，主要是依靠生產隊，哪裡的社員管了事，哪裡的幹部是人民選舉的擁護的，不是假選舉的，那個地方就團結一致，事情就少了。在城市裡面，可以依靠居民委員會來搞，這樣可以把許多要發生的問題擋住不發生了。所以基層政權是最要緊的。1953年，少奇同志搞中央選舉委員會的時候，曾經發過一個對於基層政權選舉的指示。為什麼對縣人民代表大會和省人民代表大會沒有選舉指示呢？因為基層選舉比較複雜。現在基層選舉由民政廳管，可以看看那個文件，那時基層政權是鄉政府（內蒙也有鄉政府，也有蘇木政府），現在基層政權是公社；過去的人民代表大會，現在是社員代表大會。不管名義怎麼變，內容是一樣的。我們可以依據「農村人民公社六十條」所規定的制度來做，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不可能想像，那個地方的人民當了權，那個地方勤勞人民不會選舉幹部，農民對選舉幹部到是認真的。社會上總要有百分之幾的人犯罪、違法亂紀，還有一些糾紛，其中，有民事糾紛，也有犯了刑事罪案的。（3）依靠調解委員會。很多事情可以依靠調解委員會解決，因為調解委員會是本地人，都很熟悉，又是推選出來的，大家信服的人，正派的人。我相信好多民事糾紛可以在這裡解決，那些輕微的刑事案件也可以在這裡解決。如果說基層政權是第一條防線的話，那麼調解委員會是第二條防線。

　　第三條防線調解委員會搞不了的，那就是依靠人民法庭。人民法庭又調解又判決。人民法庭要依靠群眾。我在湖南看到，一個人民法庭人少，不依靠群眾，怎麼辦案？就要同群眾商量，這是一條；第二條他們沒有教條主義，人民法庭的幹部是新的，不好的是經驗太少，好的是沒有教條主義。長沙金井人民法庭辦了很多案，其中有的是傳訊，教育一頓；有的是取保，要保人幫助他變好。取保是一個辦法，不輕易關人，舊社會也不是輕易關人。因為關人問題很多，（1）要給飯吃；（2）人關起來以後，他家裡勞動力少了，老婆、娃娃生活困難。所以案子不重大的，可以取保釋放。呼和浩特市長阮慕韓同志，他在石家莊當法院院長時告訴我，他那裡每天有審判員值日，凡是收到的案子，當場收當場看，有的就說你這件事不要告了，經過說服，人家就不告了；有的打電話叫被告來，把事情講清楚了；有的就告訴他那個日子來。這樣解決就不成案，不要搞什麼判決，差不多90%的案子可以不成案。我說你們可以不可以找幾個例子你看看？後來他們拿給我看了，確實如此，有80—90%的案子可以不成案。

　　除了以上三道防線以外，剩下的要成案。刑事案件，公安機關要起訴，檢察機關要提出逮捕，法院機關要審判。我看，如果按照上面三道防線做工作，到法院來的事情就不會那樣多。

　　最後，講一講其它幾個問題。

　　（1）什麼叫投機倒把？在座的同志能不能回答的出？我也回答不出。投機就是有一個機會可以投，根本問題是把「機」堵塞。倒把又是什麼意思？這些搞不清楚。你們判案的時候，隨便拿投機倒把的帽子加在人家頭上，那個人對這頂帽子恐怕也不曉得是什麼意思。你們判案的人對這頂帽子也不曉得是什麼意思，就判人家的罪，這要想一想。

　　（2）什麼是舊法觀點？在反對舊法觀點的時候，也不曉得反對一些什麼。現在一問，當時被批評的人，也不知道什麼叫舊法觀點；當時批評人的人，也搞不清楚什麼叫舊法觀點。大家想一想，舊法觀點是有的。什麼是舊法？我個人想的也許不對。國民黨《六法全書》是舊法，《大清律例》是舊法，書經上還有一篇《縲刑》，還有法西斯法的觀點。蔣介石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就是法西斯法。蔣介石在民國十三、十四年有一篇講話（在蔣介石言論集記載），他說，世界上有三種主義：一種共產主義，一種資本主義，一種法西斯主義。中國適宜法西斯主義，不適宜共產主義，也不適宜資本主義。所以他派人到墨索里尼、希特勒那裡學習。我們現在有沒有法西斯法的觀點？也不能說沒有。有些地方冤枉了好人，有些地方甚至於收集假證據，這是法西斯作法。江西有一個地方，小孩子偷東西，把他的手指頭紮破，就是法西斯的作法。有沒有封建社會的法律觀點？有，如青海，還有其它地方，儘管沒有學過封建社會那一套，可是有這個觀點。比如刑訊逼供，屈打成招。你們看戲，可以看到問案的時候，旁邊有幾個帶大紅帽子的，拿著大棍子，一喊用刑，上面丟下一根簽，他就打。如果有刑訊或變相刑訊，這還不是封建法律觀點？資產階級法律觀點對我們是相近的，有些人迷信這個法，比如，法律上沒有明文的，就不能治罪。現在我們沒有明文的就不治罪的舊法觀點是有的。問題是如何去瞭解它。

　　（3）變相捕人問題。一拘留變成逮捕，本來規定，一個人犯了法，非拘留不可時，公安部門在24小時內提出逮捕不逮捕，檢察部門在48小時內提出逮捕或釋放。現在老百姓無法分清到底是拘留還是逮捕，總之，一關就是幾個月或者年把。這對人民法院來說，與保護人民民主權利是相違反的。

　　（4）集訓問題，實際上是集中整人，變相拘留人。中央已經決定停止。勞動教養本來是好事，可是變成犯人，所以說只好停止。

　　（5）「三少」政策問題。控制殺人、捕人、關人，中央提出百分之幾、千分之幾、萬分之幾，目的是少捕、少殺、少關。本來應該依照政策要捕的捕，殺的殺，關的關，因為我們今天工作還不是那樣好，所以中央提出一個控制數字，不要超過。

　　（6）關於長判問題。原來講少殺長判，就是說，應該殺的人不要殺，把他判的長一點。有些地方對此有誤解，認為少殺是一回事，長判是一回事。少殺，要中央批准，還可以殺，不能亂殺，最後判死緩或無期徒刑。長判，就都判的長。內蒙古地區判長期徒刑是最少的，判五年以上徒刑的占20%幾。有些地區判5年以上徒刑的占70%甚至80%。有個別地區判刑起碼是5年，叫做「甯左勿右」，「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一說立場問題，大家都怕，只是把人民的自由就丟在一邊了。內蒙地區判5年以上徒刑的占20%幾，也不要滿足，是不是都應該判的這樣多？我曾經在一個地方講過，你們知道不知道人在社會上有多少個10年？好象有些人不懂這個事。人在世界上有幾十年，他犯罪的時候正是20歲、30歲、40歲，犯了一點不大的罪過，一下判10年、20年徒刑，人還有什麼希望呢？現在資本主義、法西斯，對於共產黨、愛國者經常是這樣判的，最近報載葡萄牙有一個人60歲，還判幾十年徒刑。要知道，判了刑就是對人一個很大的懲誡。舊社會講判刑，是牢獄之災，「八字」註定，人們把坐牢看成是最大的問題。

　　總之，我今天講的這些，我感到有許多問題要考慮。因為政法機關的任務，拿憲法看看，國務院是一章，下一章是人民法院，再一章是人民檢察院。我們是一個大的機關，任務很大，檢察院的任務也不小。檢察院組織法第三條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國務院所屬各部門、地方各級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檢察權」。第四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依照本法第二條規定，行使下列職權：（1）對地方國家機關的決議、命令和措施是否合法，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實行監督。（2）對刑事案件進行偵察，提起公訴。（3）對偵察機關進行偵察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4）對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5）對刑事案件判決的執行同勞改機關的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6）對有關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有權提出起訴或參加起訴」。因此，政法機關、政法幹部要加強。最近少奇同志講要加強政法機關。又講，精簡的時候，不要把法院、檢察院的人精簡掉了。要加強政法機關，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是人的質量的加強，我們負這樣大的責任，一定要有很強的幹部，要資格很老，經驗很多的幹部。比如審判員，舊社會叫法官。最高人民法院的審判員，在舊社會叫大法官。另一個是人數不能太少，太少了，工作做不來。將來可能要把一些案件提到高級法院來審，中級法院作為第一審。法院組織法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是監督全國的司法工作」。過去最高人民法院監督下級人民法院的工作，是怎樣監督呢？坐在屋裡監督，又不去看，又不去瞭解情況，所以人的數量要多一點。此外，做政法工作的人要學習。首先，把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有關文件學好，提高自己。其次，在各種工作活動中間，總結經驗，提高自己。所以，就要有些身強力壯的人才行。湖南省人民法院院長對我說，要增加人，有一個條件，不要派紅領巾到法院工作。想來那裡是有派紅領巾當審判員的情況，紅領巾當審判員，太沒有經驗了。但是派我這樣的白鬍子，也不適宜。適宜的是象你們30歲以上（50歲到60歲還行）、精力充足、社會經驗多的人。

　　我講的這些對不對，大家想一想。不要認為我講的對，我也許講的完全不對。如果我講的不對，你們認為對，你們自己負責任，將來不對了，不能說這是謝老在這裡講的。這個事情我有經驗，我去年在西安看了一個案子，一個人向毛主席寫信、向最高人民法院告狀，被扣留起來，判刑由無期徒刑判到死刑。我說，這個案卷怎麼能存到檔案室？將來幾十年以後，我們這些人都死了，有人來翻這個檔案看，他說你們這個時代是什麼時代？向毛主席寫個信就犯了罪？向最高人民法院告個狀，你們也不把狀子送到最高人民法院去，反而把他扣留起來。這樣一說，他們還不聽，沒有改，第二次說了，他們才改了，這一改，這個人就沒有罪了。可是，他們在案卷上寫了，這是謝覺哉同志在這裡講的，這個案子判錯了，所以就改了。為什麼這樣寫？就是準備在反右傾的時候，反不到他。如果反右傾也要反的，事情是你們搞的，你們獨立審判嘛。希望大家想一想，講得不好，供同志們參考。

　　(1)這是謝覺哉在內蒙古政法黨員幹部會上的講話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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