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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抗戰綱領說到幾個三民主義根本問題


  (一九三八年)

  在沒說到本題前須聲明的:

  一、在抗戰救國這樣緊張的今天,應該是急切研究怎樣使綱領一條一條的具體化,現在,還不能不停留在一些原則問題上的檢討,這是使人不大愉快的。

  二、今天的原則問題,最好在現實上去瞭解,如抗戰前的一二九學生救國大潮;西安事件和平解決;抗戰後的幾百萬將士英勇犧牲;千百萬民眾奮起抗敵,不分黨派不分階級的血流在一起,他們是真正瞭解並執行三民主義者。抗戰綱領,只是這些事實的複寫。而我們今天還在書本的理論兜圈子。

  三、本人以共產黨員來說三民主義,並不是因為本人曾服務國民黨,勉強懂得點三民主義,也不是一般人說的共產黨對三民主義,實口是而心非。這有書為證:

  《民生主義》第二講上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能說和民生主義相衝突,並且是個好朋友,主張民生主義的人,應該去研究他。」這是說信三民主義的人,應該研究共產主義。又說:「共產黨員也有不明白共產主義為何物而嘗有反對三民主義之言論,所以激成國民黨之反感。」這也就是說共產黨員應該研究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接受中山先生的指示,不僅在迭次宣言上承認「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去年九月宣言)而且最近中共政治局會議號召共產黨員「不僅加強馬列主義經常教育,並要對三民主義作深刻研究。」(見《群眾》十九期)那末,本人來說三民主義,並不見什麼突兀。

  閒話少敘,言歸正傳,今天我要說的問題:

  第一,三民主義整個性的問題

  一、三民主義是整個時代的要求,不能橫截也不能縱割。

  在一定的時間與一定的空間裡,真理不會有兩個。真理是不可分的。如果把它直剖為數個或橫截為數段,那就會是死的,一點作用沒有。我們明白三民主義產生的空間,是半殖民地與半封建制社會的中國,所以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聯結著而不可分。三民主義產生的時間,是資本帝國主義猖獗的時候,所以民族民權民生都帶有極進步的色彩,而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階級的民權主義、縱容私有的民生主義,這在民國十二年1月1日宣言上已明白規定。

  三民主義一名救國主義。國何以要救,是國已瀕於危亡。乙酉中法戰役後,總理才有志于革命,他看到中國被帝國主義壓迫侵略快要走向滅亡,而像清朝那樣專制腐敗的政治,沒有可能保衛中國,只有斷送中國,他指斥保皇黨、立憲會諸人的混蛋,同時指出:「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國,只以光復自任,此外無所轉移。在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當變革,……故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中國同盟會宣言」清光緒三十一年)這就是總理為完成這個「時空」裡革命要求的救國主義,必須是三民並進的原由。總理若預知道有割裂他的三民主義的人的一樣,民國前一年同盟會團結同志宣言:

  「故本會主義,於民族之後,加以民權民生,三者之中,驅於時勢,差有緩急,而所以繕美群治之道,則初無輕重大小之分,遺其一則俱弊,舉其偏則兩乖。」(「中國國民黨宣言集」十二頁)

  這是總理對割裂三民主義者的警告。當然,我們可以說如前一階段為完成統一,後一階段為對外作戰,但這是救國進行步驟,即總理說的「差有緩急」,而實際統一是為著抗戰,抗戰是促進統一,而不是主義可以割裂。那些強要把三民變成二民變為一民,說抗戰時改善民生口號是漢奸說法,講民意機關是別有用心,那根本是對三民主義的侮辱。

  二、從總理遺訓研究其整個性

  「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因三民主義促進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使中國永久適存於世界。所以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這是總理三民主義講義開頭幾句話。「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這是總理最後的遺囑。這說明什麼?說明三民主義目的只有一個,是救國,是求得中國之自由平等。而不是說某一階段的目的是對外,是民族主義,某一階段的目的是對內,是民權民生主義。為什麼要這樣呢,總理親起草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說得更明白沒有:

  「……辛亥以後,滿洲之宰製政策,已為國民運動所摧毀,而列強之帝國主義則包圍如故,瓜分之說,變為共管。……其結果使中國民族失其獨立與自由則一也。國內之軍閥既與帝國主義相勾結……故中國民族政治上經濟上皆日即於憔悴。國民黨人因不得不繼續努力以求中國民族之解放。」又說:

  「民族解放之鬥爭,對於多數之民眾,其目標皆不外反帝國主義而已。……吾人欲證實民族主義確為健全之反帝國主義,則當努力贊助國內各種平民階級之組織以發揚國民之能力。」「民國之民權,惟民國之國民乃得享有之。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于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個人或團體,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這說明什麼,說明民權主義的目的是救國,一方面以民權來發揚反帝國主義的能力(在今天說即抗戰力量),另方面,不准效忠帝國主義及軍閥的團體或個人有民權,「使得藉以破壞民國。」(在今天說凡漢奸賣國賊不得有民權)

  民生主義,同樣是為這目的。宣言上說:

  「貧乏之農夫,勞苦之工人,因其所處之地位與所感之痛苦,類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為迫切,則其反抗帝國主義之意志亦必至為強烈。故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蓋無可疑者。國民黨於此,一方面當對於農夫工人之運動,以全力助其發展,輔助其經濟組織使日趨於發達,以期增進國民運動之實力……蓋國民黨正從事於反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這又說明什麼?說明必有全國民眾尤其是工農參加,才能對帝國主義取得決定的勝利,而要全國民眾尤其是農工參加,就必需改善人民生活,否則,億萬人民「救亡不瞻」,哪能使他們走上反帝戰場?

  這是三民主義的全部真理。三民主義是整個而不可分的真理,難怪總理要鄭重聲明著:「遺其一則俱弊,舉其偏則兩乖。」

  有些先生還不明了國民革命的目的,把抗戰看作是另外一件事,又有的似乎說現在是戰時,三民主義怕是平時的吧,那是忘記了「救國主義」4個字,因此,就不能瞭解三民主義的整個性。

  三、從臨大會宣言綱領來研究其整個性

  臨大會宣言綱領,是體現著三民主義的全部真理,成為今日救亡的寶筏。首先是把握住了抗戰救國同時並進的真理。他說:

  「世人於此,有所未察,以為建國大業俟于抗戰勝利之後,此不惟浪費中國之時間與精力,且不明抗戰與救國之關係,蓋非抗戰則民族之生存且不可保,自無以遂建國之大業,而非建國則自力不能充實,將何以捍禦外侮以求得最後之勝利。吾人誠能究心三民主義之最高原理,則知抗戰建國二者之相資相輔以相底于成有必然者。

  這是說明三民主義是這時候最用得著的主義,是三民主義最高原理發展的必然。「抗戰勝利之日,即建國大業告成之日」,難道還可藉口戰時,把總理的「最高準繩」打折扣嗎。在說到民權民生與抗戰關係,正和「第一次大會宣言」一樣,他說:

  「抗戰之勝負不僅取決於兵力,尤取決於民力,民力之發展與民權之增進相為因果。」

  要民力必得有民權,民權「增進」一分,民力就「發展」一分,民力發展同樣也可增進民權,所以「互為因果」。又說:

  「政治自由之喪失,其結果為亡國,經濟自由之喪失,其結果將至於滅種。」「抗戰期間首宜謀農村經濟之維持,更進而加以獎進,以謀其生產力之發展。」「使最大多數人民生活之水平線得以繼長增高。」民生主義之實行當於抗戰期間求之,且當於此求得抗戰勝利,決非俟抗戰勝利之後,始從事於民生主義之開始」,「武裝同志……前仆後繼始終不渝,生產分子,通力合作……農夫工人尤為況瘁,對於此等勞苦之將士及民眾,政府必當盡心盡力,加以愛護」。

  這和企圖把三民主義割裂為一民二民的,絕無相似之點,而且對於他們打了一下當頭棒。說那些話的先生,不僅沒有去「究心三民主義最高原理」,根本連臨大會的宣言綱領,都沒寓目。口頭上信仰三民主義、擁護領袖,實際是相背而馳。

  四、忽視整個性的流弊

  上次我提到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不僅軍事上動員而且政治上動員。除利用漢奸直接活動外,還收買托洛茨基匪徒從理論向三民主義進攻。日寇最怕是我們真的實行三民主義。因為如此,中國抗戰能力會大量增加,野獸樣的日寇,只有夾著尾巴跑路。記得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後,三民主義洋溢全國。帝國主義說:孫中山共產了,赤化了,大家來防赤化。總理在三民主義講演上答覆,我們不是共產,我們只是共將來的產。說我們只是民族求生存。現在日寇則除「防共」煙幕外,還收買如葉青、朱其華之流,放出割裂三民主義的理論,想把三民主義窒死。一些不大瞭解的人們,容易上他們的當。抗戰快一年,而抗戰力量尚未發揚到制勝的地步,這不為無因吧。

  自然,民權民生並不是沒有限度。限度是什麼?即以民權民生來發展民眾抗戰的力量。超過這限度,把民權民生變成了主要目的,反而妨害了抗戰,那是不容許的。總理遺訓及臨大會宣言都已說到。不過現在是「不及」而不是「過」,所以暫不說他。

  第二,三民主義普遍性的問題

  一、三民主義是適應全中國社會要求的

  在一個國家一個政制下的社會,即令地區遼闊,即令是封建社會各地文化習慣有某些程度上的差異,但決不會有像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那樣相差的距離,致適宜甲地的主義有不適宜於乙地的事。歷史上找不出這樣的例子。孫中山先生根據中國的「時空」,天才地創造出他的救國主義,是最適合4.5億民眾要求不過的東西。在他全部遺訓裡,找不出有在某些地區要打折扣的話。「建國大綱」上講的訓政,指的是某些建設計劃完成的程序,而不是說某些地方不宜執行同樣的建設。同樣,臨大會宣言綱領,也找不出綱領施行在原則上有地域文野的區別。那些說西北落後應除外的人,我以為是離開了三民主義的精神,同樣也是違反臨大會的決議。

  二、對文化落後說的批評

  「文化落後」,大概是某些地區拒絕進步設施的一個重要理由吧。這種說法,總理在時就有的。總理是怎樣批評他們:

  「有人說中國人民程度太低,不適宜於民權。袁世凱要做皇帝的時候,有一位美國大學教授古諾德說中國人思想不發達,文化落後,不宜民權,袁世凱利用他的話,推翻民國,自己做皇帝。」

  「外國人把中國同非洲南洋的野蠻人一樣看待,不考察中國的歷史和國情,所以不知道中國是否適宜於民權,中國在歐美的留學生,也有跟外國人一樣說中國不適宜於民權的,這種見解,實在錯誤。依我看來,中國進化比歐美還要在先,民權的議論幾千年前就有了。」

  「假如現在四萬萬人用投票方法選舉皇帝,如果給以充分民權,你毫不受到別種勢力干涉,同時又有堯舜複生,我想一定是舉堯舜來做皇帝」。(見「民權主義講演」)

  這裡很明白,總理給文化落後說以一個嚴厲的否定。他說利用文化落後說的是要保存封建勢力做皇帝的袁世凱之流。他說,瞎說文化落後的,是某些留學生做了帝國主義「文明人應該統治野蠻人」的尾巴。

  在另外一個演說上,總理諷刺文化落後論者說:你們說人民無知無識,自以為有知有識,其實不是人民無知無識,而無知無識的正是你們自己。

  關於文化落後說,總理和一般人有個嚴重的分歧點。一般人說的文化,專指識字,不識字是沒文化,那末中國文盲占80%以上,根據這條定律,中國人民該死,該做奴隸,有甚可說。但是總理看法不如此,他是根據生物學進化論,很科學的,人之所以異於禽獸,是因為他有思維,文明人勝於野蠻人,就是野蠻人僅有簡單的思維,文明人的腦髓特別發達。總理根據這條定律,在民生主義上講:

  人類文明愈進步,衣服愈完備,身上的毛愈少。所以文明愈進步的人類,身上的毛便是很少。野蠻人和進化不久的人,身上的毛才是很多。拿中國人和歐洲人來比較,歐洲人身上的毛比中國人多,這就是歐洲人在天然進化的程度,還不及中國人。

  天然進化的過程長,腦子也就益發達,在外國,中國留學生的成績常常比人家優,就是這個道理。毫無疑義,總理的說法是對的。

  總理並沒有否認中國人民因許多客觀條件,文化是落後在歐美人之後,但這是我們的行為差,並不是我們的本質差。總理告訴我們一個4字訣「迎頭趕上」。

  我想,說西北文化落後,不能像武漢一樣,也不能像其他地方,那根本是忘記了總理的斥責,反對總理的「迎頭趕上」而「拖著後退」。

  第三,一國一黨的問題

  幾個月前,曾有過一國一黨的論調,但自蔣委員長發表談話,毛澤東先生發表談話,直到臨全大會宣言綱領宣佈,這問題算是解決了,黨派的產生有他的社會基礎,不是人的腦子裡所能隨便產生或者消滅的。對這問題,我不想多說,不過王院長既提到這問題,我想根據國民黨主義予以說明:

  總理遺訓上找不出一國一黨的主張。相反的,有下列一些論據:

  民國元年「國民黨組黨宣言」:

  「一國政黨之興,只宜二大黨對峙,不宜小群分立。……吾中國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國民公党、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相與合併為一……且以求符於政黨原則,成為大群,藉以引起一國二大黨對峙之觀念。」

  這是國民黨第一出現的宣言,但猶可說這不是總理的本意。

  民國十三年9月18總理有名的「北上宣言」:

  「其一,使時局之發展能適應于國民之需要,蓋必如此,然後時局發展之利益歸於國民,一掃從前各派勢力瓜分利益及壟斷權利之罪惡。其二,使國民能自擇其需要,蓋必如是,然後國民之需要乃得充分表現,一掃從前各派包攬把持隔絕群眾之罪惡。」

  又宣言上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以下列團體組織之:

  「一、現代實業團體;二、商會;三、教育會;四、大學;五、各省學生聯合會;六、工會;七、農會;八、共同反對曹吳各軍;九、各政黨。」

  總理這種大公無私的態度,是代表中國傳統的道德,適合近代政治進化的真理,不幸,這裡面找不出一國一黨的論據來。

  其次,看臨全大會宣言與決議吧:

  「當此之際社會雖然各殊之政黨亦必相約為政治的休戰。」

  「綱領的序言」上書:

  欲求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固有賴於本党同志之努力,尤須全國人民戮力同心,共同擔負,因此本党有請求全國人民捐棄成見,破除畛域,集中意志統一行動之必要。

  「綱領」上更說:

  於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政黨是集會結社的一種,那還不明白嗎?

  不否認各政黨,而只要求各黨為「政治的休戰」,不要存成見,分畛域,大家站在一條戰線來同仇敵愾。……事實上全國各黨派已經在一起奮鬥,上面說過前線上流的血,已沒有階級黨派之分,都凝結在一塊。如果不去研究並執行抗戰建國綱領,而只斤斤於黨的名稱的爭執,那對抗戰是沒有什麼利益的。

  為什麼還有這樣說法?我想:

  第一是不瞭解社會複雜,各個利害不同,因而不可避免有各種組織的各異。

  第二是不瞭解國民黨是民族革命黨的性質。總理在時國民黨內有共產主義者、有無政府主義者、有工團主義者、有國家主義者、有佛教徒、有基督教徒。清共以後,共產主義者沒有了,但其他主義者仍在,他們都不失為忠實的三民主義的信徒。

  第三是不瞭解各種主義不盡是對立的,世界上的主義多得很,真正對立絕難調和的,今天只有法西斯與民主派,其他都可以在某點一致甚至根本上也差不多一致,像抗戰中的中國各黨派。

  第四由於漢奸托匪的挑撥。

  最後想對上次王院長提出兩個問題供獻一點意見:

  一、統制問題 王院長是無党無派的人,但所謂一個主義,大概是指三民主義,可惜我在總理遺訓及抗戰建國綱領中找不出「統制」2字,怕莫是「統一」之誤吧。臨大會宣言上說:「蓋自由與統一,似相反而實相成。無自由則人民無自發的情緒以從事於同仇敵。無統一則以意思之龐雜而致行動之分歧,抗戰力量由之減削。以此之故,抗戰期間,政府對於人民之自由必加以尊重,同時亦必加以約束,使得自由於一定限度之中。」

  這樣的統一是必要的,拿現代術語即所謂「民主集中」,但與統制卻有天淵的分別。

  二、打下太原問題 華北尚有20多師,而王院長以收復太原責之3個師的八路軍,可見王院長對八路軍囑望的殷切。八路軍還沒能夠克復山西,是非常慚愧的事。而因為地勢關係,武裝配備關係,只能採取集小勝為大勝的戰略,又鑒於閻長官襲擊太原致日寇乘虛攻下臨汾直抵風陵渡的教訓不得不慎重一些,不過山西河北多數地方已收復,東進恢復區域到了臨清,北進收復了涿州、昌平,遊擊戰已威脅天津附近,每天都有勝利,並不像外面說八路軍只遊而不擊,如果真遊而不擊,決不能得到勝利,這些勝利是由民眾奮起及友軍努力,八路軍並不敢居功,這是應向王院長說明的。

  (根據謝覺哉手稿原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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