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口與心|謝覺哉

蔣介石的口與心

　　（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

　　蔣介石曾一度以革命領袖自居，我們也曾一度誤認其為領袖而擁護。歡迎他，雖其時識微之士，知道蔣介石危險，靠不住，但大有希望他往好的路上跑，對於他很表示熱烈的獎勸。在前日20多萬群眾討蔣示威大會，一回想去年8月13日的教育會坪，雖然人數不及前天一半，但從鼓掌聲中擁出一個身頎臉削的蔣總司令，豈料其不受抬舉一至於此。其實那時候，蔣的投機話頭，已充分表現於歡迎會中，我們為革命熱所蔽，未曾注意罷了。

　　在湘黃埔軍校討蔣委員會的傳單上說：

　　蔣的思想和言論是極端可笑的、矛盾的，第一次東征勝利後，他在東江對我們說：「英雄思想是反革命的，我們不要有英雄思想」。可是他當我們第三期同學畢業的時候，又向我們說：「我們不做個英雄，也要做個豪傑。」各位呵，豪傑和英雄有什麼分別呢，他見英雄思想為進步的人所詛咒，所以就說出這樣投機的話，到了一定時候，他的英雄情緒按不住了，於是轉一個彎兒，示英雄的色相於人了。當楊劉進行反共運動的時候，他也說「反共就是反革命」。現在他說「我不是反革命，我是反共產」。我們不曉得他從前所說的話，現在忘記了沒有，第一次東征過後，他在東江向我們說：「總理北上的時候寫了一封信給我，信上說『鮑羅廷是我們忠實同志，我們有什麼事都和他商量，我北上以後，你要待他如我一樣』。所以我是可以受鮑羅廷的指揮，我受他的指揮，不是可恥的，這是世界革命指揮的統一。」現在鮑顧問對於他的錯誤，有些糾正，他忍耐不住，就面紅耳赤的怒恨道：「這是壓迫中國革命的領袖。」在此處我們對於總理益加起敬，誰說總理把蔣中正當做忠實的信徒呢，誰說總理把蔣中正以史可法相許呢，總理革命的眼光，早已看見蔣中正腦後反骨了，早就怕他破壞他對鮑同志的信任，不然也不會給他一個這樣諄諄叮囑的信了。果然總理的弓劍未寒，蔣氏的反骨已現，3月20日事變的後幾天，他向我們說：「將來我成個軍閥也未可料」。當時我們第四期同學熊敦，就寫了一封信質問他說：「你的革命的意識這樣不堅強麼？親愛的校長。等到你變成軍閥時，我熊敦不難以頸血與你相見。」熊君這封信個個字都是血淚鑄成的，同學讀之有泣下者。當時他也回了熊君一封信說：「我決不變成軍閥，但是党的群眾要壓迫党的領袖。党中才不致有軍閥發生」。現在他的同志，他的學生，諫阻他，糾正他，他又說：「迫人太甚。」總之蔣中正者是一個教不成器的、喚不醒的、陰險的、圓滑的假君子真小人。

　　忽然觸起我的回憶，去年蔣在湖南省執行委員會說：「黨是政府的基礎，一切的權力都要交給省黨部」。可是那時候中央黨部的一切權力，已交給了蔣介石，党已在蔣的荷包裡。又說：「總理遺下兩個政策——聯俄聯共——至今『未變』……在某一時代有某一時代的口號，某一地方有某一地方的口號」。言下已隱伏著「變」是可以的，看於我的利益如何，就是於蔣介石的利益如何。又說：「共產分子每一個加入本黨，即有每一個的努力，有每一個的力量，這是誰也承認的」。這話廖仲愷同志遇難之時，汪精衛同志曾這樣說過，手造「3月20」的蔣介石，能於3月20日之後，在湖南說得這樣乾脆，豈不大奇，那無怪他一到南昌，就變成「共產分子加入本党，壓迫排擠本党黨員得不堪，本党黨員有本黨組織，共產分子即來破壞（看蔣介石在南昌演說，及張靜江等通電）而要見共產黨殺共產黨了，否認總理有聯共的主張了。他又說：「赤是指俄國，俄國的勢力，建築在民眾上面，赤化就是民眾化，帝國主義與軍閥是與民眾相反的，所以怕民眾化，難道我們民眾也怕民眾化嗎，這又何必避免」。不料他現在怕民眾格外利害，雇用青紅幫打九江、安慶黨部，開槍射擊遊行群眾，死傷至千人，比張作霖、吳佩孚之討赤，還凶得多。

　　不過有一點，也許是湖南人接受蔣總司令的教訓而對得蔣總司令住的地方，那天在一村香歡宴，蔣說：「現在可得一結論，凡能擁護民眾利益，受党的指揮，求實現主義的，我們就歡迎他，如果不然，就要打倒他。」蔣違反民眾利益了，不受党的指揮了，於是湖南，由反對蔣介石，打倒蔣介石，進而有20萬人的討蔣示威大會。

　　講到蔣的人格，革命不革命，不成什麼問題，我是主張復辟的，就始終不剪辮子，舉宣統王朝，康有為終是清末聖人，張勳不愧賜諡忠武，我是賣身帝國主義當走狗的，就始終替帝國主義屠戮民眾，張作霖到底是鬍子，吳佩孚不愧為秀才，蔣介石的罪惡，同他們一樣，而沒有他們「好漢做事自身當」的氣概，「全無信義，自食其餘」，這也要我們革命民眾來費力打倒，真是糟糕。

　　（載1927年4月30日《湖南民報》署名：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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