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問題中之土地問題|謝覺哉

農民問題中之土地問題

　　（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

　　中國國民革命，即是農民革命，能解決占全國人數80%以上的農民問題，即成功了整個國民革命。而農民問題中之千端萬緒，莫不與土地有關，能解決土地問題，即解決農民問題的全部，這是誰也承認的。

　　第一，土地是生利的，生利以養一般人的。那末，土地自當支配到一般人，尤其能夠使用土地的人——農民——這原則自然不會錯。可是舊社會的經濟組織，違背了此原則，許多人有地而不去耕，又有許多人能耕而沒有地，且不講分配不均，「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只這現象已足使整個的社會經濟，尤其是農村經濟陷於不能進展。中國人所謂富，不是堆積多少金錢，而是堆積多少土地。貪婪的官僚，勤儉的鄉民，積了錢總是買田，「買田成了弄錢的目的」，就是商人逐什一之利，到頭還是以買田為穩重，這是地主造成的原因。許多地方，土地很集中，致土地廣大的中國，貧農乃占農民70%以上，且這些地主的造成，由於封建勢力，不是由於資本思想，占得土地多，就是地方主腦，只把土地佃人，年收例租，不是想把土地怎樣改良，增加利潤，是「貴買田地子孫耕」的思想，不是「費最少之勞力，得最多之收穫」的思想，所以中國地主絕對不去注意水利、森林、種子、耕具，只用契紙上賦與的所有權，做榨取農民血汗的工具；反之，農民方面，因地非我有，耕期的久暫，一任地主的喜怒，絕無其他保障，無論佃農的資本，本不夠改良，就夠，誰願在此朝夕不保的田地，做十年百年的計劃？試考察鄉村田山堤壩，那堤防築得堅固，樹林蓄禁得茂盛，塘池搬得很深，一切都有條理，這十有九是自耕農；佃農則房屋歪斜，林麓濯濯，田塍堤圳塌壞不修，「鹵莽而耕」，自然「滅裂而獲」，這是農產衰落之由於土地問題的。

　　第二，是國家財政問題。「官出於民，民出於土」，而「天地生財，只有此數，」凡百事件，又非錢莫辦，這是政府社會諸公皺著眉頭，沒有辦法的，以廢除苛捐雜稅相號召，而苛捐雜稅無法減免，發行公債，籌殷實捐，都只應一時之急，況且建設事業，不知若干，斷不是補苴罅漏、寅支卯糧的財政政策所能負擔。我們應知道在產業未發達的中國，大部收益是土地，政府徵收土地生產的一部，作各種公共開支，是斷然無疑而且合乎公理的。只是土地集中地主，佃農耕耘所獲，至少60%供獻不勞而獲之地主，於是乎佃農不堪再征了，地主階級坐食慣了，且因生之者寡，食之者眾，產業不增進，亦不能課以逾限度的稅捐，所以什一之稅，古號最輕，現在若行什一，必以為很重，只有把土地問題全部解決，達到總理所主張之「耕者有其田」，人民以全力改進土地生產，以其生產的一部供獻給國家，為數當在現在十倍以上。質言之，即減少或免除地主的不當收益，充作公家之用，而且因農村經濟進步，工、商業隨之而興，稅源益旺，這才是財政問題之根本解決。

　　第三，革命政權的鞏固，視農民擁護的力量如何。不客氣的說，革命能予農民以利益，農民才以取得和擁護本身利益之故，起而勇猛的擁護革命。我們應知道敵人是很不弱的，內有殘餘軍閥及擁護軍閥之有悠久歷史的封建勢力，外有虎視眈眈的國際帝國主義，終必同我們大拚一場，這不是現在四五萬兵士所能夠敵對的，必須整個的農民參加。又須知道農民的願望，是獲得土地，土地問題不解決，農民終不感覺革命的必要，「漢人做皇帝，是耕田納稅，滿洲人做皇帝，也是耕田納稅」，農民若有這種現象，革命仍是得不到保障。

　　土地問題，自來就成問題的。三代的井田，漢朝的名田、限田，王莽的王田、魏晉的露田、唐朝的口分田，都是自來應一時要求的解決，現在應當進步了。本黨中央第三次全體會議宣言，已鄭重地說了：「貧農問題的中心問題，就是一個土地問題，現在國民政府管轄下的各省，特別是廣東、湖南、湖北農民運動發展的地方，貧民對於土地的要求，已甚迫切。北方貧農群眾的土地問題，也是極其嚴重。本党總理孫先生深見於此，20年前，即已提出『平均地權』為革命政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到『農民之失去土地淪為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種』。總理並于民生主義講演中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此皆深知農民的最後要求，在於土地。不使農民得到土地，農民將不能擁護革命至於最後之成功。因此，本党決計擁護農民獲得土地之爭鬥，至於使土地問題完全解決而後止。」

　　（載1927年4月9日《湖南民報》署名：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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