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老人，兩個車間_蕭乾

一對老人，兩個車間

　　我的同輩人中間，有的已經四世同堂了，一般也多是兒孫滿堂。逢年過節，總會熱鬧一番。像我和潔若這樣三個子女都遠走高飛的，寥寥無幾。而且，從四十開外的老大到已過而立之年的老三，都還是單身，像這樣的情況，恐怕就更少了。這實在有違孔孟之道。中秋也好，大年初一也好，我們家都冷清如常。沒有娃娃朝我們身上撲，偶爾逛一趟百貨公司，也從不去玩具櫃轉悠。

　　生活的安排只能順其自然。我們既無意誇耀這種冷清的晚年，當然也沒有絲毫怨氣。我同潔若之間有一種共識：兒女應根據自己的抱負及條件，各奔前程。我們絕不馱在他們背上當包袱。另一方面，我們辛辛苦苦把他們拉扯大了，現在他們也不應再給我們添麻煩，讓我們為他們的工作、住房去到處奔走。他們該自理了。

　　我們還有一種共識——更重要的共識：人生最大的快樂莫如工作。聽起來倒蠻嚇人的，好像我們兩個都是苦行僧。其實不然。我們有許多樂趣。樓下一個讀小學的姑娘每週上來跟我學點英語。我愛聽她那嬌滴滴的發音，愛看她翻翻眼皮若有所悟的憨態。我還經常聽音樂和相聲，種花，搜集小擺設，飼養烏龜，揣著小半導體去湖邊林間散步。潔若抽不出空來散步。她幫助三姐常韋做些家務（如掃地，倒垃圾，收拾衛生間），借此活動一下筋骨，運動量足夠了——連鍛煉身體也是生產性的。今年我又添了個腰痛的毛病。於是潔若把為三隻烏龜餵食換水的活兒也接過去了。別看它們是寵物當中最省事的，三天兩頭兒的也鬧些花樣。一次，為了搶餌食，大烏龜把小烏龜的前爪咬得鮮血直流。潔若把它隔離在一隻紙匣裡，為它上了幾天紫藥水。為了避免發生類似的事，她乾脆分開來喂它們了。她嘟囔說：「別提什麼阿貓阿狗了。這烏龜算是最省事的了，每天也得為它們分不少神。」

　　我們都慶倖搞的是文字工作。幹這行當，無所謂離退休。只要有紙筆，隨處都可以出活兒。這不但礦工瓦匠辦不到，就連搞科研的，也未必能如此便當。

　　潔若常說，退下來四年了，如今反而比在班上還忙多了。她又編，又寫，又譯。忽而是是。《小說神髓》，忽而是《萬葉集》，忽而是《天人五衰》。有時電話鈴響個不停——好在電話機就在她椅後。然而今後幾年她的主要工作是完成那部八十萬字的英語世界名著——《尤利西斯》的翻譯。我最佩服她那摘「定額」的辦法（據她說，是小時她父親訓練出來的）。不論多麼艱巨的工作，都能用螞蟻啃骨頭的精神去完成。

　　相形之下，我就疏懶多了。我從來也不是個「拼命三郎」。1954年同潔若結璃後，我變得勤快點了。1955年當上了專業作家後，就碰上審幹，未能下去寫作。然而三年之內，我一連譯了三本書（《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選》、《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和《好兵帥克》）。可惜好景不長，1957年我手中的筆就被奪走了。

　　1978年以後，我又連寫帶譯了近百萬字。八十年代主要是完成了關於我一生經歷的《未帶地圖的旅人》。當然，還花了不少時間去整理舊著譯。九十年代，我著手寫起文學生涯的回憶錄，並已開始在《新文學史料》上連載。

　　潔若的書桌放在臥室，擠在我們那張大床旁邊。由於搞翻譯，她整個被英、日文工具書包圍起來了，她是能坐下來就幹上幾個鐘頭的。

　　我的書房兼會客室，空間比她的大，設備也比她的齊全。我們兩個就分頭搞著各自的工作。有時她會探進頭來問我要點什麼。當然，我也短不了打攪她。我的「手稿」稱得起是「天書」，而且經常長得像蜈蚣。我總是利用一些廢紙的反面寫，並且隨寫隨接。每完成一篇，潔若不論手頭有什麼工作，都立即放下，替我謄成在編輯部夠得上是甲級（指工整程度）的稿子。譽清時，凡她讀來不順口的地方，必然提出。有時我馬上首肯，有時商榷，有時難兔爭執不下。

　　1987年潔若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時，那裡日文系把大學所藏她歷年所譯的書陳列在講壇下的長桌上：十幾本（那還不到她的全部譯本的半數）。但是她從來不想躺在已有的成績上享清福。她閑不下來。為了爭取空間，我替她設計的書架有的幾乎挨著天花板了。每逢為了寫注或弄清某個詞的含義，她就爬上爬下地翻閱參考書或字典。

　　我和潔若都沒有老邁感，因為我們的思維都還清楚，而且效率也不減當年。工作最大的報償，是從完成了它而得到的快慰。等它變成鉛字，能與廣大讀者見面時，所感到的幸福就更大了。

　　我們對眼下這種「車間生活」十分滿意，不論拿什麼闊綽舒適的生活來換，我們也不幹。

　　一九九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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