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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老人,兩個車間


  我的同輩人中間,有的已經四世同堂了,一般也多是兒孫滿堂。逢年過節,總會熱鬧一番。像我和潔若這樣三個子女都遠走高飛的,寥寥無幾。而且,從四十開外的老大到已過而立之年的老三,都還是單身,像這樣的情況,恐怕就更少了。這實在有違孔孟之道。中秋也好,大年初一也好,我們家都冷清如常。沒有娃娃朝我們身上撲,偶爾逛一趟百貨公司,也從不去玩具櫃轉悠。

  生活的安排只能順其自然。我們既無意誇耀這種冷清的晚年,當然也沒有絲毫怨氣。我同潔若之間有一種共識:兒女應根據自己的抱負及條件,各奔前程。我們絕不馱在他們背上當包袱。另一方面,我們辛辛苦苦把他們拉扯大了,現在他們也不應再給我們添麻煩,讓我們為他們的工作、住房去到處奔走。他們該自理了。

  我們還有一種共識——更重要的共識:人生最大的快樂莫如工作。聽起來倒蠻嚇人的,好像我們兩個都是苦行僧。其實不然。我們有許多樂趣。樓下一個讀小學的姑娘每週上來跟我學點英語。我愛聽她那嬌滴滴的發音,愛看她翻翻眼皮若有所悟的憨態。我還經常聽音樂和相聲,種花,搜集小擺設,飼養烏龜,揣著小半導體去湖邊林間散步。潔若抽不出空來散步。她幫助三姐常韋做些家務(如掃地,倒垃圾,收拾衛生間),借此活動一下筋骨,運動量足夠了——連鍛煉身體也是生產性的。今年我又添了個腰痛的毛病。於是潔若把為三隻烏龜餵食換水的活兒也接過去了。別看它們是寵物當中最省事的,三天兩頭兒的也鬧些花樣。一次,為了搶餌食,大烏龜把小烏龜的前爪咬得鮮血直流。潔若把它隔離在一隻紙匣裡,為它上了幾天紫藥水。為了避免發生類似的事,她乾脆分開來喂它們了。她嘟囔說:「別提什麼阿貓阿狗了。這烏龜算是最省事的了,每天也得為它們分不少神。」

  我們都慶倖搞的是文字工作。幹這行當,無所謂離退休。只要有紙筆,隨處都可以出活兒。這不但礦工瓦匠辦不到,就連搞科研的,也未必能如此便當。

  潔若常說,退下來四年了,如今反而比在班上還忙多了。她又編,又寫,又譯。忽而是是。《小說神髓》,忽而是《萬葉集》,忽而是《天人五衰》。有時電話鈴響個不停——好在電話機就在她椅後。然而今後幾年她的主要工作是完成那部八十萬字的英語世界名著——《尤利西斯》的翻譯。我最佩服她那摘「定額」的辦法(據她說,是小時她父親訓練出來的)。不論多麼艱巨的工作,都能用螞蟻啃骨頭的精神去完成。

  相形之下,我就疏懶多了。我從來也不是個「拼命三郎」。1954年同潔若結璃後,我變得勤快點了。1955年當上了專業作家後,就碰上審幹,未能下去寫作。然而三年之內,我一連譯了三本書(《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選》、《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和《好兵帥克》)。可惜好景不長,1957年我手中的筆就被奪走了。

  1978年以後,我又連寫帶譯了近百萬字。八十年代主要是完成了關於我一生經歷的《未帶地圖的旅人》。當然,還花了不少時間去整理舊著譯。九十年代,我著手寫起文學生涯的回憶錄,並已開始在《新文學史料》上連載。

  潔若的書桌放在臥室,擠在我們那張大床旁邊。由於搞翻譯,她整個被英、日文工具書包圍起來了,她是能坐下來就幹上幾個鐘頭的。

  我的書房兼會客室,空間比她的大,設備也比她的齊全。我們兩個就分頭搞著各自的工作。有時她會探進頭來問我要點什麼。當然,我也短不了打攪她。我的「手稿」稱得起是「天書」,而且經常長得像蜈蚣。我總是利用一些廢紙的反面寫,並且隨寫隨接。每完成一篇,潔若不論手頭有什麼工作,都立即放下,替我謄成在編輯部夠得上是甲級(指工整程度)的稿子。譽清時,凡她讀來不順口的地方,必然提出。有時我馬上首肯,有時商榷,有時難兔爭執不下。

  1987年潔若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時,那裡日文系把大學所藏她歷年所譯的書陳列在講壇下的長桌上:十幾本(那還不到她的全部譯本的半數)。但是她從來不想躺在已有的成績上享清福。她閑不下來。為了爭取空間,我替她設計的書架有的幾乎挨著天花板了。每逢為了寫注或弄清某個詞的含義,她就爬上爬下地翻閱參考書或字典。

  我和潔若都沒有老邁感,因為我們的思維都還清楚,而且效率也不減當年。工作最大的報償,是從完成了它而得到的快慰。等它變成鉛字,能與廣大讀者見面時,所感到的幸福就更大了。

  我們對眼下這種「車間生活」十分滿意,不論拿什麼闊綽舒適的生活來換,我們也不幹。

  一九九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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