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建黨初期武漢勞動運動與項英烈士

　　包惠僧

　　說明：這一篇回憶錄是就我個人在當時工作的經歷與同項英、陳潭秋、施洋、許白昊諸烈士共事的情況寫的。「二七」工潮的經過在一九二三年「二七」工潮後，我在北京《憲報》館任總編輯時寫過一次，主要的材料是就項英的來信和我參加京漢鐵路工運的印象寫的。在一九二六年，我在廣州任教導師黨代表時，政治部印發了紀念「二七」工潮的小冊子也是我寫的，此文在一九二七年總政治部編印革命論文選編進去了，署名是一個「僧」字，記載是比較詳細。現在事隔三十多年，有一些人和事忘記了，事實雖然大體不錯，恐怕難免有些出入，好在《二七工訊》的這本小冊子，中宣部還保存著，可以根據核正。還有一些有關的史料在一九五三年我寫的《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前後的回憶》（一）（二）兩文中寫過的，就不在這裡重複，可以互相對照。

　　一九二一年十月中，我奉黨中央之命赴武漢主持黨務，並設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江支部于武漢，謀展開武漢勞動組合工作。惟當時黨的發展在武漢僅及于學生、教職員中（其他各地亦不例外），與廣大的勞苦群眾尚無甚接觸，党團員約十余人，完全為學生、教職員，只有一個工人出身的鄭凱卿，他失業很久，後在文華書院（是美國教會學校，後改為華中大學）當校工，他對武漢各方面的工人也沒有任何聯繫。我負了這個重大的使命回武漢，同志們也認為我有辦法，經過了一個多月的東投西摸，仍然是兩眼漆黑，還沒有找著接近工人、組織工人的門路，真叫我發急到好幾夜睡不著覺。黃負生在漢口私立致中中學教書，該校有一個學生孫瑞賢是粵漢鐵路徐家棚總段機務工廠的廠長的兒子，我因黃負生的介紹交結了孫瑞賢（後被介紹入黨），由孫瑞賢認識了他的父親孫敬芳，但是孫敬芳是廠長，不是我們的工作對象，不久又認識了孫瑞賢的叔叔孫疊芳。他是翻砂匠，是一個正規的產業工人，不過他因為是廠長的弟弟，又是工匠，也算是工人貴族，還不是受嚴重壓迫的工人，他對於我們的宣傳和組織活動，所接受的不多，不過因為這些關係我們在徐家棚設了一所工人補習學校和工人子弟學校，李書渠（即李伯剛，現任中南政法學院院長）經常住在徐家棚，我是每日或間日去一次。陳蔭林（陳潭秋的八弟，在革命軍南征時病死瑞金）擔任補習夜校的英文教員。這就是我們組織粵漢鐵路工人俱樂部的開始。

　　約在同年的十二月間，漢口租界黃包車夫因為反對車行老闆加租而爆發了同盟罷工，共約二千多輛黃包車約有五千多名車夫，工人反對車行老闆的加租，完全是經濟鬥爭，租界當局尚沒有對工人實行壓迫。我同鄭凱卿參加了這次罷工運動，罷工支持了十餘日，由施洋以律師身份出面調停，資方接受了勞方的要求，罷工勝利結束，並由資方賠償罷工時期的損失，人力車夫在賠償損失費項下提了一部分錢在大智門附近建築了人力車夫工會。在這一次的同盟罷工中，出現人力車夫中的領袖人物樊一狗、袁誥成，他兩人始終領導租界人力車夫工會，並聘施洋為該工會的法律顧問。

　　這一次罷工運動剛結束，我接到中央的信說，隴海鐵路發生罷工，要我同羅章龍到開封會同指導這一罷工運動，我到開封同羅章龍會面，知道隴海鐵路的工潮結束了，我們同幾個負責的工人（姓名忘記了）會談了好幾次，策劃發起組織工人俱樂部。鐵路工人很大方，請我們吃了兩次飯，吃了幾條黃河鯉魚，吃了不少的酒。我們是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負責人的身份出現，他們對我們稱哥道弟，講朋友，講義氣，有很濃厚的江湖好漢的氣派。我們在開封盤桓了一天半，由他們寫了一封信介紹我們到鄭州找機務廠的一個工匠淩楚藩。我們有一個同志趙子健在鄭州扶輪學校當教員。我們到了鄭州，羅章龍回北京，我在鄭州住在趙子健的家裡，從容地找到淩楚藩等作了幾次長談。他們對於勞動組合書記部很感興趣，很同意把工人組織起來，並決定先組織工人俱樂部，再籌備組織工會，全路各站、各廠分頭進行。京漢鐵路有三個總段，即長辛店、鄭州、江岸（漢口附近的劉家廟），規模很大，工人很多，我當時與趙子健商量了一下，寫信給羅章龍把長辛店的組織活動劃歸勞動組合書記部北京支部負責進行，鄭州和江岸的組織活動歸長江支部負責，我即拿著淩楚藩的介紹信到江岸去會見楊德甫（湖北人）、薑紹基（福建人）、黃桂榮（安徽人）。淩楚藩送我上車，並介紹一個加油工人姓田的請他帶我去見江岸的幾個工人。到了江岸正是黃昏時候，工廠已下工了，我們先到楊德甫家裡，由楊德甫找到薑紹基、黃桂榮。他們看了淩楚藩的信，我說明來意，他們都認為很新奇，感興趣，認為這是一個大事，要好好商量一下，並約定三天以後（星期日），約幾個負責的人到我的家裡詳談。我理解到他們要瞭解我是個什麼人和勞動組合書記部是什麼樣的團體，我同意了他們的意見，屆時我約了李漢俊（他剛從上海來漢口，任漢口市政督辦公署的總工程師，市政督辦是湯薌銘）、陳潭秋參加。他們一共來了七個人，除楊德甫、薑紹基、黃桂榮而外，還有林祥謙、張連光、黃子堅、周天元、曾玉良等。我首先介紹了李漢俊、陳潭秋的身份，其次講了一些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宗旨，最後說明勞動組合的理論和方法，李漢俊也講了一些世界各國工人運動的情況。他們瞭解我們都是文教和報界（我當時是新聞記者的身份）有地位的人，也同意我們組織起來的意見。他們說：一切沒有困難，只是他們每日要照時上工，沒有人負責聯絡和各處有關組織工作，要我們介紹一個適當的人辦理文書和聯絡工作。事實上這個工作就是組織工作，我答應介紹一個人，但是當時並沒有適當的人。

　　有一天，我接著一封信，署名項德隆，他自稱是模範大工廠的紡織工人，是《勞動週刊》的讀者（上海《勞動週刊》在武漢有發行處，地點是武昌察院坡時中書店）。他要同我見面談談，我馬上複了信，請他於星期日下午一點鐘到黃土坡我們的寓所會談。他那一天身穿一件皂色的長棉袍，頭戴一頂棉布的黑色西瓜皮帽，因為天陰，腳上穿一雙油透了的釘鞋，手拿一把雨傘，完全是鄉下人的打扮，看來不過二十歲左右，這是我到武漢第一次接觸到的青年工人。我們坐下來，我首先就問模範大工廠的情況。他說：「我想同包先生談一兩個鐘頭，你忙嗎？」我答應可以。他就開始從他的家世、讀書及到模範大工廠當學徒以至在模範大工廠做工的情況說了一遍，他說：「我是湖北武昌人，我的父親死了很久。我和我的妹妹是靠母親紡織刺繡撫養成人，十五歲時在武昌私立日新學校畢業，因為沒有錢不能升學，所以考入模範大工廠當學徒，三年學徒生活中，受了不少的折磨，出師以後仍在該廠做工，每月工資八至九元，是以成品計工資，我今年已二十歲了，工資不能養母育妹，母親仍靠紡織刺繡以自活，妹妹以前撿了幾年破爛，現在也在上小學。我每天工作時間在十個鐘頭左右，規定星期日休假，但有時還要加班，休假之日就沒有工資，所以一般工人也不爭取休假。工廠的黑暗，工人的痛苦是太多了，我自從讀了《勞動週刊》，知道中國工人也要組織起來，我願意從這方面來努力，希望你指導我如何造就自己，如何參加工作。」我從他的來信和他的談話與表情，我覺得這個人不平凡，看起來像個鄉下人，但他的思想、他的說話，表現出充沛的熱情與抱負！我接著安慰了他一番，鼓勵了一番，我送了他幾本書和小冊子，是新青年社出版的，如《兩個工人談話》之類，並請他寫一點關於模範大工廠的工人情況，約定下星期日下午一時再談。

　　第一次的會談竟達兩個半鐘點，他走了我很高興，我想如果各工廠的工人都和項德隆一樣，我們的工作就好做了。我到徐家棚同李書渠談起，李書渠說：「項德隆我認識，是我小時的同學，很聰明也很調皮，他很窮。他的胞叔項仰之（武昌慈善會的會長）有錢有勢，他從不和他叔叔往來，常罵他叔叔是個吃人的光棍，他叔叔知道了也把他無可如何。我曾經同他談到你和勞動組合書記部，他說要找你談談。」因此我對項德隆更感興趣了，即約李書渠於本星期日參加我們的會談。

　　到了星期日還不到正午一點鐘，我剛吃完午飯，項德隆來了，一見面他就笑嘻嘻地說：你給我的書都看了，我每天夜晚看兩個鐘點的書，近兩年來沒有間斷，他並和李書渠談了一些模範大工廠的情形。這一次見面他就不像上次的拘謹，我們坐下來先由他談了一點模範大工廠工人的一般情形，我就提出紗、布、絲、麻四局各廠和第一紡織廠的工人情形，他很直率地說：「我一直是被關在模範大工廠內，外面的情形知道得不多，不過因為自己是個工人，知道一些工人的心理和要求，《勞動週刊》號召我們『組織起來』，『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這都是工人迫切的要求。如何實現這個要求呢？我願意跟著你們共同努力，如何做法，我還提不出具體意見。」我本來從第一次和他會談以後，我就想把他吸收到勞動組合書記部工作，派到「江岸」擔任京漢鐵路工人俱樂部籌備工作，因為瞭解他不多，所以一時沒有決定，經過李書渠的瞭解和我們兩次會談，我相信他是一個純潔天真有作為的青年工人，就把我的意見提出來請他考慮，並由勞動組合書記部負擔他的生活費，他毫不猶疑地答應了，我並請他和他的母親商量一下，因為他是經過三年學徒的熟練工人，拋棄這個職業，在一個平常人就不是一件小事。他說：「選擇職業我完全有自由，我也沒有把紡織工人作為終身事業來打算。」說話之間，豪邁之氣溢於言表，我對他這樣的見解很驚異！

　　過了幾天，我同江岸各廠的幾個負責的工人談好了，暫時把項德隆作為工人俱樂部籌備處的文書。俱樂部的籌備幹事是楊德甫、黃桂榮、林祥謙，張連光管財務，周天元管庶務，因為鐵路工人各處都有幫口，如福建幫、廣東幫、安徽幫、山東幫、湖北幫等，在京漢路的江岸各廠即是福建幫、湖北幫、安徽幫勢均力敵的，幫口雖然是我們勞動組合工作中的很大障礙，但在開始組織的時候，還不能不照顧幫口關係，否則就組織不起來，所以這五個籌備人的產生經過了我同他們商量了好幾次才決定的。林祥謙、張連光是福建幫，楊德甫、周天元是湖北幫，黃桂榮、曾玉良是江南幫。當時的情況，調和各幫與用階級教育來消滅幫口的成見，是工作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我把這些情況和項德隆談透了，要他注意這個問題（幫口），我們才一路到劉家廟江岸車站與楊德甫、林祥謙、黃桂榮等見了面，當確定由俱樂部籌備處每月給項德隆十五元的生活費，俱樂部的一切籌備工作幾乎是完全交給他了。過了不到一星期的時間，我再到江岸，他們已租定江岸龍王廟為俱樂部籌備處的辦公地址。俱樂部的招牌已掛出來了，寫著「京漢鐵路江岸工人俱樂部」，為京漢鐵路工人組織公開活動的開始。據林祥謙他們說：他們把組織俱樂部的事報告了機務廠的廠長。這個廠長是個法國人，他說：工人組織俱樂部在他們的國家裡是極平常的極普遍的事，因此就把俱樂部的活動作為是一個合法的活動，俱樂部的招牌就是這樣的掛出來了。項德隆與幾個負責的工人處得很好，因為他是一個熟練的紡織工人，又能說又能寫，年紀又輕，又能吃苦耐勞，所以對各方面的人事關係搞得很好。俱樂部的活動有象棋、圍棋、唱戲、講演各組，並組織了一個工余夜校，項德隆自任教員。在夜校讀書的以小工居多數，產業工人中，工匠（如翻砂匠、打磨匠之類）是很有地位的，一般人都稱為師傅，工資也比較高些；小工是最苦的，工資少，都是做出力的工作，此外還要被工頭、工匠呼喚差使，服規定以外的私人勞役，稍微不慎，就要挨打或被開除。所以小工最苦也最沒有保障，自從俱樂部組織起來，小工與工匠、工務員和工程師都坐在一起開會或下棋唱戲，無形中把小工的地位提高了一步，我們也經常以階級的友愛對工匠們作宣傳教育，他們對小工的團結也重視起來，而小工對俱樂部的信仰很高，更因為工餘夜校的關係，項德隆在小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二二年三月初，在一個星期日（日期記不清），京漢鐵路江岸工人俱樂部舉行成立大會。那一天天陰，細雨濛濛，劉家廟差不多是距漢口十五華里的鄉下，街道甚窄，泥濘甚深，路上非常難走，可是到會的人很多，全體工人除了出勤的以外差不多都到了，他們並把各廠的廠長都請到了。會場佈置得很堂皇富麗，有茶煙、點心招待，並有很名貴的雪茄和名貴的點心，各處來參加俱樂部成立大會的有京漢鐵路鄭州、信陽、駐馬店、各站廠的工人代表，還有粵漢鐵路徐家棚總站工人俱樂部代表，漢口租界人力車夫工會的代表，李漢俊也被邀參加，他是以漢口市政督辦公署總工程師的身份出現。我是代表勞動組合書記部參加。約在上午十時宣佈開會，由楊德甫主席，報告俱樂部籌備的經過及組織俱樂部的意義，主要的內容是提高工人的地位，崇尚正當娛樂、學習文化等。報告完了以後，主席就請他們的洋廠長講演，這個洋廠長個子不高，年紀在四十歲左右，他是用不熟練的中國話講演，他對於歐洲各國的工人組合，作了簡單的介紹，最後祝賀俱樂部的成立。他的講演雖然沒有什麼新鮮的內容，但他把歐洲各國工人組織俱樂部和工會的歷史作了一個簡單的介紹，對於我們發展工人運動有良好的影響。接著工務廠的廠長吳國梁也講了話，李漢俊講了「日本勞動組合的情況與中國工人組合的步驟」。我是以《勞動週刊》的代表被主席邀請講話（因為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名詞不很通俗），我講的題目是「新文化運動與工人運動」，並介紹了全國各地的工人組合活動。因為這是在勞動運動的啟蒙時期，照我們的勞動運動的計劃是在「組織起來」的階段。所以還沒有提出「階級鬥爭」與「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啊！」的口號，成立會是在廠長、工程師、工匠、小工和諧的狀態下舉行的，放了很多鞭炮，據項德隆說：在成立會的前一天，全體工人尤其是小工都非常踴躍來繳會費辦理登記的手續。

　　俱樂部算是很順利地成立了。次一步的工作就是發動組織工會，當時組織工會有兩個很重大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反動政府沒有給工人的集會、結社自由。法律上也沒有工會法，工人的組織無論是俱樂部也好，工會也好，軍警可以隨時予以武力的干涉或解散。所以這一「工人集會的自由」是當前一個重大的政治鬥爭。第二個問題，是當時工人的階級覺悟還很差，封建式的幫口作用，嚴重地影響了工人的團結，江岸的工人是如此，全京漢鐵路工人的情形也是如此，其他如津浦、京奉、京綏、正太、隴海各路的工人也是如此，這一問題如得不著適當的解決，組織工會是有困難的。當時我們決定把第一個問題作為一個政治問題來解決，從實際鬥爭中來解決。我們公開活動的依據是抓住一九二一年吳佩孚通電：「保護勞工，勞動立法」的小辮子，秘密的進行工會的組織工作。第二個問題我們決定聯繫各幫的領袖人物，調和各幫的衝突。再以「工人無祖國」的階級教育來團結工人，瓦解幫口。

　　項德隆同志在這一工作中，在京漢鐵路鄭州以南各站各廠費了很大的努力，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同各站廠負責的工人和積極分子都發生了密切的聯繫，發揮了他的發動群眾與組織群眾的天才。他除了工作以外，就是讀書，他的求知欲望很高。我們每星期內要彙報一次工作情況，我要到江岸同一些負責的工人談話一次，我們每逢見面除彙報工作以外，他就講他讀了幾頁或者是幾本什麼書，有些什麼心得，他一到我們的機關部來首先就是翻書報，如有新出版的書報他必爭取先睹為快。所以他的進步很快，我們在一起工作了近四個多月的光景，我就介紹他入黨，他第一次參加黨的會議是在一九二二年三四月間，當時因為黨員的人數還不多，沒有分組，一起不過十幾個人，我們開會的地點是在武昌胭脂山下南陵街李漢俊的寓內，他對黨報告和每一個同志的發言都入神地聽並詳細地記錄。會後他同我說：「我過了二十多年的孤獨生活，對人世間的冷酷是憎惡極了，現在入了黨，在今天的會議上接觸了這些同志，覺得大家都充滿了革命的熱情，都有豐富的思想，都是精誠無間的團結，共產黨人真是一種特別的人，我接觸到人生光明的一面，我要做一個好共產黨員。」我們互相勉勵了一番，他也沒有回家去看他的母親，一直過江回江岸去了。

　　德隆的母親姓夏，也是武昌人，在舊社會中是一個很能幹的老太太。他們一向是母子三人相依為命，德隆在到江岸工作以前是從沒有出過門的，他到江岸以後就很少回家，夏老太太很不放心。有一天，她老人家來看我，這是第一次同她老人家見面，她是中等身材，靠近五十歲的樣子，穿一身青布褂褲，小腳窄鞋，身體很健康，我請她坐下後，她說：「項德隆的父親死得早，因為窮也沒有教他多讀書，他的世故淺，性情也有些古怪，他不同親戚家門來往，他不肯求人，所以也沒有人幫助他，聽他說包先生介紹他到江岸工人俱樂部教書，他教得了嗎？我很不放心，這幾個月以來他很少回家，我也不放心……」我知道他們是寡母孤兒相依為命，現在的德隆成了出籠的鳥了。他在追求他自己的進步和發展革命事業，不可能把他拖回來專做孝順母親的事情，我於是乎安慰了她老人家一番，並說德隆聰明能幹，書教得很好，她老人家聽了很高興。談了一會兒她老人家要走，留她吃飯，她不肯，我送她出門分別時，她還囑咐我叫項德隆時常回家。過了一兩天，我到江岸把上面的情形告訴項德隆，並勸他時常回去看看母親，以安老人之心。德隆說：「我在家時是我的母親照顧我，我沒有照顧她老人家，她很健康，她能生產自給，還不需要我養她，我出來了，她老人家得省事。我也忙，所以很少回家。」這就是項德隆的個性，他對人處世就是乾脆。他對他的母親是如此，對同志、對同事、對群眾也都是如此，他不回家就是不回家，他決不因他的母親要他回家或是我勸他回家看看他就回家。在我們討論問題時，他總是爭先發表他的意見，在處理工作時，他總是很勇敢地擔當任務。他每日工作都很忙，若有一點餘暇，他就是一隻手拿一本書，一隻手拿一支紙煙，他對紙煙簡直有癮。每天要抽三四包小哈德門，兩隻手四個指頭都成了煙黃色。他的兩道眉毛中間是連起來的，眉毛很濃厚，如果在他考慮問題或者是不高興的時候，雙眉一皺就成了一字濃眉，他的頭髮經常是蓬鬆零亂，衣服的扣子總不很完全，也很難得去剃頭去洗澡。他在生活方面是非常簡單，始終是一個工人的本色。他自在京漢鐵路工作後，常用化名「夏英」對外通訊或在報上寫小品文章，後將化名與本名聯合起來為項英。一直到他成仁。

　　一九二二年的六七月間，我黨在上海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項德隆代表武漢區出席。他在這一次的會議中對黨有進一步的認識，他對張國燾小組織活動也很憎惡。他對黨內的工人同志太少認為是個缺點，他常說：「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工人成份在党中應該占一定的比重，吸收大量的進步的工人入黨，是我們的一個重要任務。」約在同年的七八月間，我們在鄭州召開京漢鐵路總工會的籌備會議，出席這一次會議的工人代表有楊德甫、張連光（江岸）、淩楚藩、劉文松（鄭州）、王俊、史文彬（長辛店）、張德惠（新鄉），其他幾個大站廠也有代表參加，我黨方面有項德隆、吳汝明（他在長辛店工人俱樂部工作）、張國燾和我，還有林育南、許白昊兩同志是以《勞動週刊》的記者列席。會議一共開了三天，決定了總工會籌備會各段、各廠的負責人，起草了總工會的會章草案，決定以項德隆為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會的總幹事，楊德甫、劉文松、張德惠、史文彬等為籌備會的正、副主任委員，主要的工作都是項德隆負擔，張國燾也沒有搞出什麼花樣。項德隆的工作信譽已經由江岸發展到各段、各站、各廠了。可是從這次會議以後，中央就把我調到北京交通部工作，我離開了武漢，也不要我過問京漢鐵路的工作。我同項英、李書渠、陳潭秋還是保持聯繫。

　　經過了半年以上的籌備，全京漢路各段、各站、各廠的工人差不多都組織起來了，決定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舉行京漢鐵路總工會的成立大會，總工會的地點在鄭州。各總段設分會，各站廠都設有分會及工會委員或小組，組織很普遍很嚴密，並建立了工會糾察制度。會場是佈置在鄭州市中心區的一個戲院裡（普樂園），在舉行成立會的前一日，各處的代表都到達了鄭州，都以無比的歡欣來迎接這個總工會的成立大會。可是到了二月一日的黎明，鄭州宣佈戒嚴，會場被軍警稽查處封閉了。經過了幾次派員向軍警負責人黃某交涉，沒有結果，至正午十一時，工人非常憤慨，各廠各單位的工人都把工作丟著不做跑到工會來問消息。於是由項英同一部分工人糾察隊奮勇地沖進了會場。有一部分代表隨之進入了會場，軍警方面馬上就開來了兩連部隊包圍會場，荷槍實彈，如臨大敵，相持了半個鐘點的時間，工人在這樣的強力壓迫之下，只好退出會場。工會馬上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全京漢路的總罷工，二月二日正午一時（按：應為2月4日中午12時）全京漢鐵路的總同盟罷工開始，各段、各站、各廠、各處都是協同一致。工人糾察隊普遍地組織起來，分途出動，執行罷工的紀律。總工會辦事處由鄭州遷江岸，因為江岸的工人多，工會組織健全，以項英為中心的工會核心比較鞏固。在罷工的過程中，秩序良好，在江岸方面：武漢各大中學校的學生，聲援罷工，每日有學生結隊從數十人至數百人到江岸慰問罷工工人，並醞釀罷課示威，形成了聲勢浩大的有政治意義的罷工運動。當時的中央政府在北京，大總統是黎元洪，他完全是吳佩孚的傀儡。內閣總理是張紹曾，他是軍人中的政客，周旋于曹錕、吳佩孚、馮玉祥之間，同奉張也有些聯繫。政治實權掌握在曹、吳手裡，而曹錕只是吳佩孚的老長官，除了直隸省長是他的弟弟曹銳而外沒有什麼實權。曹錕駐保定，吳佩孚駐洛陽。曹錕的部下如曹銳、吳毓麟師等常發出不平之鳴，即所謂「保洛爭權」的政潮時常發生，馮玉祥是陸軍檢閱使，駐在南苑，他有一萬多軍隊，在政治上不起什麼作用。交通總長原是高恩洪，是吳佩孚的同鄉同學，這個人倒還不算是很壞的官吏，在京漢鐵路工潮爆發時，更換了吳毓麟。參眾兩院也是當時政府的組成部分，參議院的議長是高淩爵，副議長是張伯烈。眾議院的議長是吳景濂，副議長是褚輔成，參眾兩院雖然常發生倒閣的風潮，不過是軍閥的應聲蟲而已，點綴門面，沒有什麼作用。

　　京漢鐵路是吳佩孚的經濟力量，也算是他的重要政治本錢，他對京漢鐵路的重視和他的直屬三萬親信軍隊一樣。所以他對京漢鐵路的掌握是費了不少的心機。京漢鐵路的總罷工，對他是一個政治威脅，也是一個經濟損失，他當時的對策最好是把京漢鐵路員工一起收買起來作為他的忠實奴才，馬上復工，他可以給予員工一些小恩小惠。如果收買不了，他就把京漢鐵路全體員工認為是他的敵人，儘量地屠殺。所以在二月三、四、五、六日當中，京漢鐵路總局的局長趙繼賢（一九五一年在蘇州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執行槍決），南段局長馮澐派了很多的爪牙向各段的工人威迫利誘，談判復工的條件，希望得到妥協，迅速復工。罷工支持到第六日，即是二月七日，京漢鐵路全線宣佈戒嚴，湖北督軍蕭耀南派了一些兵包圍江岸車站和工會，各廠各處都有武裝兵士把守，禁止員工出進，蕭耀南的參謀長張厚庵親自到江岸扶輪學校仍以談判復工條件，約集工會的負責人會談，楊德甫、林祥謙、黃桂榮、項英、曾玉良等工會負責人到扶輪學校與張厚庵見面，首先提出先撤退軍隊再談復工，張厚庵堅持談好了復工即撤退軍隊，張厚庵用帶威脅的語氣說：「你們要放明白些，不馬上復工我們對吳大帥是交代不了的！」林祥謙馬上就搶著說：「復工是全京漢鐵路工人的事，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就是我們答應復工，也是不解決問題的！」張問：「你叫什麼名字？」林答：「林祥謙。」張說：「你的責任很重，我還給你一個機會，迅速召集全體工人叫他們馬上復工。」林祥謙說：「不是那樣簡單容易。」張厚庵的臉色很難看，厲聲說：「我下命令恢復交通，你下令復工，還有什麼別的話好說？」項英看到了事態嚴重，不能不有一個脫身之計，就很和緩地說，「我們馬上召集大家開一個會，商量一下再來回報如何？」張答應了，大家退出來，向工會方面走。項英對林祥謙說：「你去通知各廠處的代表，我去通知糾察隊到工會集合。」他示意林祥謙不要回工會，因為林祥謙是罷工委員會江岸分會的委員長，這個任務對外是秘密的，張厚庵在談話中流露出來他知道林祥謙是罷工運動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從他同林祥謙說話中的冷笑，暗藏著無限的惡意，因此他想把林祥謙調到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繼續執行罷工任務，林祥謙方在遲疑還沒有說話，跟在他們後面的有一個軍官說：「你們幾位去通知大家開會，我們陪『林會長』（軍官這樣稱呼）到工會去等他們。」林祥謙知道他們的來意，就很憤慨地說：「光天化日之下，正正當當的集會結社罷工自由，我只有執行總工會的命令，服從群眾的意見，其他一切我都不管。」林祥謙就徑直回工會，其餘的人都散了。一會兒車站上發出號音（緊急集合），大家還以為軍隊是撤退了，豈料不到一刻鐘的時光，軍隊散開了，以作戰的姿態，沖進了工會和各廠處，實行逮捕工人，尤其是工會負責人，將林祥謙等十三人及幾個火車司機綁到江岸車站，把林祥謙等綁在電杆上，有一個軍官帶著幾個背著大刀的兵士來問林祥謙說：「你還不下命令復工嗎？」林祥謙很從容地說：「我向誰下命令？」那個軍官指著火車司機說：「向他們和糾察隊下命令。」林祥謙很激憤地高聲說：「你們太不講理，暗無天日，要殺就殺，沒有話講！」那個軍官指揮大刀隊在林祥謙的左肩上砍了一刀，林祥謙緊閉雙眼操著福建口音，高聲厲罵，正在相持之際，工人糾察隊約有百人沖進了車站，項英也在糾察隊中間（糾察隊的團長羅海澄、副團長曾玉良勇敢不識字，實際上糾察團是項英指揮）。正在混亂當中，糾察隊快撲到林祥謙身邊，軍隊竟對徒手工人發出衝鋒的號音，一時槍聲四起，彈如雨下，整個的劉家廟槍聲、人聲、喊殺聲、喊打聲、婦孺哭泣聲，混作一團。綁在電杆上的十三個工人除林祥謙是被亂刀砍死而外，其餘的十二個人及一部分糾察隊和工會中的幾個值班的人，都被亂槍打死，接著武裝部隊協同路警逐戶搜索工人，工人綁進工廠，火車司機綁上車頭，一部分工頭也出來為軍警服務。這是二月七日下午三時至五時之間發生的事態。在江岸屠殺工人事件的同時，全京漢鐵路各廠小站，都發生軍隊用武力鎮壓工人罷工。信陽、鄭州、新鄉、保定、長辛店，都逮捕了很多工人。在工人糾察隊執行罷工紀律和拒捕中都有死傷，但不似江岸之慘烈。這說明這一次的罷工運動的重心在江岸，我黨負責這一次罷工運動的指揮調度的是項英。參加這一次罷工的在江岸方面除項英外，還有施洋、李之龍、許白昊、陳潭秋、廖乾五等，在長辛店方面的是吳汝明。

　　在江岸屠殺工人事件的同時，施洋在漢口被捕，約在下午四五點鐘之間，軍警稽查處的便探先到施洋的律師事務處（在漢口後花樓大同旅社浴室旁邊的一個弄堂內）說是接洽官司。施洋的夫人告訴他往地方法院出庭去了，便探就到地方法院去，走到後城馬路的中間距新市場不遠遇著施洋從地方法院回家，便探就攔住他，把他帶到稽查處，當即押解過江，在軍法審判處略加訊問，即執行槍決，到了第二天京漢鐵路復工通車了才准收屍，是由漢口人力車夫工會的負責人樊一狗、袁誥成負責收屍，棺材安葬在賓陽門外洪山的北麓，並為建亭立碑，到現在還存在。

　　施洋是湖北竹山縣人，寒士出身，辛亥革命時他不過二十多歲，一九一三年他開始進湖北省立法政專門學校肄業，一九一六年畢業，畢業後困在武昌半年之久，才辦理律師登記，取得了律師的身份以後，就在武漢掛牌當律師。他的律師事務所最初在武昌撫院街，據他自己說：在當律師的第一年簡直沒有生意，到了第二年雖然有點生意仍不能維持生活。在五四運動中，他參加了學生聯合會，曾代表武漢學聯到過北京、上海參加全國的學生運動。這就是他開始露頭角的時候，他很有點辯才，膽子也很大，我第一次遇見他是在湖北省教育會的籌備會上，他能目空一切毫無顧忌地與人爭論。有理無理，他總是不認輸。他很有點派頭，他經常是紅頂瓜皮帽，緞子馬褂黑漆皮鞋，金絲眼鏡，手拿一根流行的所謂文明手杖，早留了兩撇鬍鬚，見人好說大話，拉關係。當時我們是書呆子氣重，見了他的那一套，真是有點噁心。在五四運動中，我們的接觸較多，我們才開始認識他膽子大，有才氣，勇於任事，不怕艱難。在漢口人力車夫罷工運動中，他不僅出力，而且出錢。他對人力車夫的疾苦，體會得很深刻，替人力車夫出主意，以法律顧問的身份替人力車夫到租界工部局講條件。他在人力車夫的罷工運動中，建立了他的威信，全漢口的人力車夫都愛戴他，都稱他「施先生」。

　　在一九二二年五一勞動節，我們在武昌撫院街青年會舉行紀念會，並於會後舉行遊藝會。他自動地來參加，並出席演說，他的演說內容很豐富，他說明了中國工人階級發展的方向和他對馬列主義的信仰，他的詞令對群眾的啟發性和煽動性很大。因此，我們的同志對他的觀感也改變了。約在一九二二年六月中，由許白昊、項英兩同志提出介紹施洋入黨。第一次在區委會沒有通過，陳潭秋還說他政客的氣息很重，有風頭主義的毛病。決定要我同他多談兩次話再討論。我對施洋是有些瞭解，但以他的社會關係比較複雜，我雖同他談過幾次，仍不敢遽作決斷。因他與劉伯垂同行，我就問劉伯垂的意見。劉伯垂說：「只要他革命，政客氣息與風頭主義有何害？我們既不是清教徒、又不是學究，怕那些幹什麼呢？我同意他加入我們的黨。」我也同意劉伯垂的意見，在第二次提出區委會討論，才通過他入黨。他加入党以後，更加進步，很守紀律，對人處世都沉著篤實多了。因為他對勞動運動感興趣，所以把他分配在勞動運動方面工作。他家裡用的一個女工黃陂縣的一個孤女，同許白昊戀愛，後來也加入了黨，即是秦怡君。許白昊死了，她同李求實戀愛，李求實死了，她在上海福民醫院當護士，中日戰爭爆發上海淪陷後，就不知她的蹤跡了。

　　京漢鐵路工潮發生，施洋到江岸去過幾次，講演過一次，他因律師業務很忙，所以沒有在這次罷工中擔任什麼重要的工作。吳佩孚、蕭耀南因為要鎮壓工潮，打擊共產黨，所以把屠殺工人與槍殺共產黨人，認為是解決一個問題的兩面，施洋在當時是一個公開的所謂危險人物，他自己也是滿頭腦的法律觀念，對敵人沒有警惕性，所以他就不免於死了。血案鑄成了，他們自以為得計，而不知道因此震動了全世界，啟發了中國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樹立了我黨在工人群眾中的威信，施洋為工人階級、為中國共產黨光榮犧牲了，他的身後蕭條，只剩下他的夫人和一個不滿三歲的女孩子。

　　「二七」工潮是在血腥的武力鎮壓下復工了。於二月八日開始通車，工人俱樂部都被查封，我黨在交通部任職的張昆弟、何孟雄、陳為人、安體誠及我五個同志以鼓動工潮的嫌疑免職（我們五人分任京漢、京奉、津浦、京綏、正太五路的工人組合工作，高恩洪交給我們的任務是調查首領是葉恭綽的舊交通系人物和組織，最初的名義是「密查」，後以我們都是大學生，改為育才科的視學，隴海鐵路的工人組合工作是李震瀛負責，他不在交通部任職）。在我們離開交通部時，各路的工人組織已初步完善，每一路都有我們的同志負責領導。如京奉路有鄧培，津浦路有王荷波，隴海路有李震瀛，京漢路有項英、吳汝明等。項英在「二七」江岸大屠殺中，他在工人糾察隊中被亂槍擊散，潛伏在江邊，到黃昏時候，才搭上一隻小劃子到漢口法租界長清裡熊晉槐的寓內，廖乾五也住在那裡，就在此處建立聯絡處。他開始調查工人死亡的情形，擬定善後的辦法，建立工人工會的秘密聯繫，在江岸的被捕工人在工潮解決以後都釋放了，被開除失業者達數十人，其餘如保定、鄭州、長辛店各站被捕的工人和共產黨人都關了監，因此善後救濟成了我黨在當時的一個重要任務。

　　在京漢路罷工的過程中，北京比較武漢是沉重多了。罷工被鎮壓下去以後，我們才在北京展開政治宣傳與辦理善後工作，我們組織在參眾兩院請願，聯合眾議院的議員胡鄂公、彭養光、范叔衡（范鴻劼的堂兄）、白玉逾、吳昆等對吳佩孚、蕭耀南、趙繼賢等提出彈劾案，因為這幾個議員都是湖北人，同我們有些私交，黨就把這項工作交給我和劉子通、範鴻劫負責進行，並發動提出勞動立法案，爭取工人的集會結社罷工自由。胡鄂公是北京「今日雜誌」派的首領，他的幹部有鄺摩漢、熊得山、汪劍農、彭澤湘等，他曾派彭澤湘等赴莫斯科請求加入第三國際遭到拒絕，他回轉頭來爭取加入我們的黨，所以他對此彈劾案與勞動立法案的運動很賣力，完全服從我黨的領導。項英也來到北京，他和王俊代表京漢鐵路死難工人到參眾兩院請願，並在眾議院一個委員會作過「二七」工潮的報告，當時發行的《二七工訊》小冊子也是項英起草的初稿。彈劾案雖然照我們的原意由胡鄂公提出來，在徵求連署人的時候，把吳佩孚勾掉了，因為當時北京政府吳佩孚是一個實際支持者，議員老爺們哪裡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老虎頭上拔毛呢？所以彈劾的對象僅是蕭耀南、趙繼賢。勞動立法案倒是很順利地提出，連署的議員很多，雖然沒有經過大會通過、完成立法程序，但在政治宣傳上起了相當的作用。工人集會結社罷工自由運動，經過了「二七」工潮和這一次的「彈劾案」和「立法運動」有了不少的進步，也算是我們的合法鬥爭得到一個小小的勝利。其次就是善後與救濟工作，善後工作是對死亡的要安葬，死亡的家屬和數百個被開除而失業的工人要生活，被關監的工人要營救，一個幼年的黨，遇著這樣的問題，不能說不是個大事，所以我們一面進行募捐，一面組織救濟機構，選擇辦理救濟的人員，頗費周章。募捐方面國內的辦法很少，因為此時全國各地勞動組織尚在萌芽時期，工人的階級覺悟還不高，工會的經濟力量還不夠，非工人階級團體或個人如慈善會、救濟會、青年會及一般富商大賈不僅隔岸觀火，並把工人罷工認為是過激行為，還指「罷工運動」為「白老鼠過街，人人叫打」。我們的同志多半是教員、學生、新聞記者、工人，大家節食省衣捐湊一點為數有限。主要的捐款是在第三國際號召之下由各國共產黨和各國的赤色工會募集來的，為數倒不在少。此項經費主要的是救濟死難工人的家屬與維持失業工人的生活，時間還相當長，保管與發放是一個很不容易做的工作，我們的黨當時沒有慎重考慮，適當處理這個問題，僅就京漢鐵路失業工人當中組織了一個濟難委員會，北段是張德惠負責，南段是張連光負責，我們黨把收到的捐款如數地交給濟難委員會由他們處理，我們也沒有派人監督用途，稽查帳目，捐款是陸續地來，我們也是陸續地交給濟難委員會，因此他們對救濟費的發放不公平、不恰當，浪費、貪污，到了最後，張連光卷了五六千元現款逃回他的故鄉福建，匿跡銷聲。有人說他回家置了產業過他一個人的安樂生活。張德惠也拐了三千多元久不見面，過了幾個月把錢用到差不多完了，才跑到北京同範鴻劫、何孟雄、王俊見面交來了一篇假賬，報銷了二千多元，還差八百多元他說是他用了。如張連光卷款潛逃，倒還是一刀兩斷，沒有出什麼麻煩，張德惠犯了錯誤，我們就不理他，他跑到天津、上海、漢口、廣州，到處招搖撞騙，造謠生事，並與我們的階級敵人帝國主義豢養的走卒國際工會分子，廣州的馬超俊，湖南的王光輝，漢口的郭騁伯、郭案生、張纛等沆瀣一氣，對我黨作惡意的中傷，如：「共產黨騙俄國人的錢」，「共產黨被俄國人收買」，「共產黨陷害工人，煽動罷工」之類的誹語，工人群眾頭腦是比較簡單，聽了這些謠言，都信以為真。如楊德甫、羅海澄等跑到上海找陳獨秀要算賬，王光輝、郭案生、郭騁伯等到處宣傳說共產黨侵吞救濟工人的捐款，登報要我們公佈帳目。我們的黨在此時還是秘密的，我們救濟工人的捐款是從第三國際和各國友党募集來的，我們既不能在報上公佈帳目，也不能和這些工賊打官司，陳獨秀在《嚮導》上寫了一篇《我們對於造謠中傷者之答辯》文章闢謠，也沒有解決什麼問題。我同楊德甫以前處得不錯，我找他解釋過，越解釋他們的誤會越多，他們總以為還有多少錢掌握在共產黨手裡不給他們用，他們的欲壑是填不滿的。因此影響党與工人間的關係不少。在武漢方面因張連光卷款潛逃，林育南認為是項英用人不善，對項英提出過分的責難，李之龍說：「張連光是京漢鐵路工人推選出來的，就是用錯了他，也不是項英一人的責任，我們都有責任。」他們爭論起來，打了一架。同志間的團結，也發生問題，武漢的工作有很多矛盾，這是一九二三年夏秋之間發生的事。

　　補記：在一九二三年夏天，我黨在廣州東山陳獨秀的寓內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這次會議的人有毛澤東、陳獨秀、瞿秋白、蔡和森、何孟雄、項英、王荷波、鄧培、張國燾、阮嘯仙等，劉仁靜、王俊新從莫斯科出席少年國際第三次代表會議回國，也被邀參加這次的會議作報告。這次會議中陳獨秀作了《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的報告》。鮑羅廷作了《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任務》的報告，劉仁靜、王俊作了《出席少年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報告》。瞿秋白（負責編《前鋒》是党的理論刊物）、蔡和森（負責編《嚮導》）作了黨的宣傳工作報告，張國燾作了黨的組織工作報告，各地的代表也分別作了各地的工作報告，毛澤東作了關於農民運動的報告。

　　（以上的這一段材料是最近會見劉仁靜據他的口述和我的記憶補記的，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惠僧）

　　項英是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仍派在武漢工作，他的主要工作是京漢鐵路工運，並參加武漢黨委會的工作，他把武漢的這些情況報告中央，請求解決，經過中央的研究討論，決定仍調包惠僧到武漢負責整理黨務，調林育南至上海工作。我接到中央調我回武漢工作通知的同時也接到項英的信，我知道問題的發生與中央這樣決定的經過，我很猶豫，但也不能不服從中央的調度，我只好照中央的指示：先到上海接洽工作的方針，在上海住四天，即回漢口。這是我第三次到武漢擔任黨的工作。

　　武漢區的黨務工作和勞動運動工作，從一九二一年冬天漢口租界人力車夫同盟罷工起至一九二三年「二七」工潮止，是一個發展高潮的時期，各學校都有「學生讀書會」、「婦女讀書會」、「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組織，各產業組合中各工廠中都有「工會」或「工會籌備會」、「工會俱樂部」的組織。漢陽兵工廠是屬軍事範圍，一向是嚴禁工人集會，也組織了工會性質的「工人小組」。運輸工人也組織起「碼頭工會」，黨員已經發展到四十餘人。自「二七」工潮以後，反動政府明白禁止工人集會，我們的工運不能不轉入地下工作，幾個負工運責任的同志行動也受到限制，項英、許白昊、李之龍等都成了軍警注意的人物，所以我們的機關部就不能不遷入租界。一九二三年秋末我到達漢口，我們的機關部設在日本租界一棟樓房裡，項英同京漢鐵路失業工人周天元夫婦和黃子堅等住在這裡，在英美煙草公司做工的一個女同志陳雲卿的丈夫是洋廚子，不是我們的同志，也常到這兒睡覺，我初到漢口同他們住在一起，我想一個秘密的黨的機關部住了這樣複雜的人在一起，如何進行工作呢？我同項英商量要改變環境開始工作，項英也同意我的意見，他說：「在租界上租房子要有家眷，我租房子時沒有辦法就把陳雲卿同志抓了來。後來周天元、黃子堅知道我住在這裡，樓下又有空房，他們要求搬來，我不好意思不答應，就這樣將就住在一起，他們也知道我們的工作性質，將來可以請他們搬走。」可是為了這一個問題費了很多事，還出了一個亂子。

　　我們的工作開始就是改組區委會，在區委會創組的過程中同張國燾小組織發生了不少的磨擦，結果是我當選區党〔常〕委兼委員長，許白昊當選區党〔常〕委兼秘書，許白昊是有小組織的色彩的，這樣的配合，是項英居中調和的結果。我同許白昊一起工作，一起生活，還算處得不錯。粵漢鐵路徐家棚的工運工作，在一九二二年秋天我離開武漢後就由劉易華來代替李書渠，這一次我回來又把李書渠代替劉易華，在人事調動中也發生不少的爭論，京漢鐵路的工作仍由項英負責，人力車夫工會的工作自施洋死了以後就由項英、許白昊共同負責，指導仍是樊一狗、袁告成負責。青年團的工作重點在武昌，劉昌群任書記，陳潭秋以區黨委負責指導團的工作。林育南調到上海工作，李之龍調到廣州工作，武漢的工作從「二七」工潮以後是沉寂了大半年，經過了這一次人事調動重加整頓以後，各方面的工作又漸有生氣。接著，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中央指派劉伯垂、廖乾五、李隆郅（立三）為武漢的代表，武漢此時尚未辦理國民黨登記黨員工作，我們的中央在名義上是指定李隆郅負責武漢國民黨改組的工作，實際李隆郅在湖北的人事不熟悉，又加以國民黨右派分子如張桓九、雷大同等從中作祟，李隆郅對這一工作是一籌莫展，他們到廣州的三個代表恐怕只能代表他們三個黨員，因為新黨員還沒有辦登記，舊黨員同他們還沒有任何聯繫，北京辦理國民黨黨員登記是比較早，我還是一九二三年在北京由李守常負責辦理登記填了表但未發黨證，武漢及兩湖是一九二四年初夏，林祖涵到漢口才開始辦理登記，並設立武漢市黨部於日本租界。這些情況也可以說明國民黨在一九二三年前後進行改組時期各地的改組工作和在廣州舉行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完全在馬林、鮑羅廷和共產黨領導之下進行的。

　　我們的機關部因為住的人複雜，完全失去了作用，我們的重要會議多半是到清芬二馬路劉伯垂的律師事務所去舉行，寫一個重要的文件必須等到夜十二時後一般人睡靜了才開始工作，工作上太不方便。我們決定搬家，由項英同周黃兩人開誠佈公地說明我們要搬家，為得免除軍警方面對我們的注意，我們一定要分開住，項英以為這是不會有問題的，但是周天元是一個狡猾多疑的黃陂人，他經常也和楊德甫一樣的看法，以為京漢鐵路的救濟捐款總還有若干在共產黨的掌握中，沒有盡其所有給他們，他們雖然知道我和項英不經手錢，總以為我和項英可以向共產黨要錢給他們，現在我們要搬家，要他們搬出去，認為我們是把他們當外人，不管他們了。他們由狐疑而懷恨，我也提醒項英注意這個問題，他說不要緊。過了幾天，我們搬到日租界對面中國地界的華景街華景裡一棟民房裡，這個地方周天元、黃子堅也知道。又過了半個月，我遷到日租界對面的三元里，項英就住到清芬二馬路廖乾五寓內，我的住所是秘密的。在農曆過年前，我們還當了幾件衣服由項英給了他們一點錢，他們仍然不滿意。有一天晚上，項英來我的寓內商量一件工作，剛剛坐下，周天元同羅海澄（失業工人）闖進了我的寓內，要我到茶館同他們說話，我們知道這是找麻煩的，我還沒有說話，項英就說你們的事我負責，他不管。羅海澄是個橫人，即破口大駡說京漢鐵路的亂子是包惠僧搞起來的，無論如何他不能不負責任，要不然我們就拼，便動手要和我打架，我也只好儘量忍耐同他們敷衍，結果是我們盡其所有湊了五塊錢給他們才下臺。我知道這是亂子的開始，我要項英注意解決這個問題。項英說：「不要緊，慢慢拖，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要兩個條件，第一他們無非是要錢，我們如果有錢給他就沒有問題。第二我們如果能夠給他們介紹工作也沒有問題。如果沒有這兩個條件，就只有『敷衍』和『拖』。」我說：「如果『敷衍』不下去、『拖』不了怎麼辦？」他說：「大不了得我們一路進監牢。」我說：「我們到了進監牢就是我們的工作失敗。」他說：「不要緊，羅海澄、周天元的膽子也很小，他們也不敢真和我們幹，京漢鐵路有幾百失業工人，將來這樣的事還要多，哪裡能夠對每一個失業工人和對每一件事都能處理周到，叫他們沒有話說呢？我們只能一面說服他們，一面盡可能來幫助他們，在張連光卷款潛逃以後，他們也常拿無賴的行為來威脅我，我還不是用『敷衍』與『拖』來處理嗎？」我認為他這樣的看和這樣的做是很危險的，果然過了三四天，有幾個警察來調查戶口，我不在家，接連又有一個陌生的人挨戶調查姓包的，我即到日本租界一個朋友地方住了幾天，我們才開會討論這個問題。我提出兩個辦法：第一我們建議中央先把楊德甫、周天元介紹在國民黨漢口市黨部工作，把處理京漢鐵路失業工人的事交給楊德甫負責。第二我們建立一個秘密的機關部，項英暫時不要和周天元等見面，我們的行動儘量地對他們保持秘密。這個意見，項英同意並經過區委會通過了，我們即找定英租界對面華界德潤裡二十三號，全樓共五間，我們幾個負責的同志如項英、許白昊、廖乾五、我和我的愛人夏松雲、許白昊的愛人秦怡君，還有我的大女兒愛生（才半歲），都住在一起，廖乾五雖然只有四十多歲，他早留有鬍鬚，完全是一個老頭子的模樣，我們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大人有小孩，完全像一個家庭的組織。房東住在樓下，他是一個商人，他們也沒有想到我們是一個秘密機關。我們差不多是晝伏夜出地工作，林祖涵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到漢口任特派員，曾到過這個地方，同我們交換過工作的意見。正在佈置漢口市黨部的工作當中，楊德甫也由上海回到漢口，我們還沒有同他見面。有一天周天元突然來到了我們的機關部，我們見面當然有點驚異，就在廖乾五的房內坐下，周天元很得意地說：「在漢口無論你們搬到哪裡我都找得到，漢口每一條馬路、每一個弄堂都有我們的弟兄。」他自己說他是洪門的老么，我們同他談了一下，送他走了，我就提議馬上找房子搬家，先把重要的文件送走，項英、白昊都說我太膽小了，不會有那樣嚴重，廖乾五倒同意我的意見。過了幾天，中央來信召集擴大會議，要我到上海去開會，我在行前還提出搬家的問題，他們都同意了，但要等我到上海請中央匯錢來才搬，他們總以為我是過慮。我到上海開完了會，乘船回漢口的途中航泊在南京碼頭，王荷波從上海坐火車趕來報告漢口機關部被查抄的情形，並帶來上海的報紙。我到南京碼頭已從報紙上知道漢口機關部被查抄，劉伯垂、許白昊被捕。王荷波說中央要我暫不西上，我想我是坐的怡和公司的船，碼頭在英租界，上岸沒有危險，還是先到武漢看看，並與各同志商量一下善後的辦法，王荷波也同意我的意見，我到漢口即住在英租界福昌旅館，設法找著了我的愛人夏松雲，才知道查抄德潤裡二十三號的那一天是在下午二時，夏之栩也在那裡，廖乾五、項英都不在家，當時就把許白昊綁去了，對於女人，軍警只監視行動，沒有逮捕。廖乾五到下午五時回來，走到弄堂口在香煙攤子上買香煙，香煙攤子的老闆說二十三號查封了，不知道是什麼事？廖乾五就很機警地向英租界逃跑，一個便探跟著後面追，差不多追上了。廖乾五就閃在路邊，對著便探向前跑的姿勢橫踢一腳，使便探跌了跤，廖乾五繼續向租界逃跑，湊巧通租界的一個鐵閘門經常是關著的，此時因為京漢、粵漢聯運的火車快到了，所以鐵閘子門開了，廖乾五三步並兩步地跑進了租界，便探就無可奈何了。廖乾五逃到南陵路孫武的家裡，才知道劉伯垂的律師事務所被查抄，劉伯垂被捕。到了半夜，德潤裡弄堂口的哨兵撤退了，在房子內監視的幾個警察也睡熟了，夏松雲從我住的房間向外的窗戶把夏之栩用繩子吊下去，夏之栩出去才到各同志處送信，否則在那監視他們的三天中，還不知道有好多同志因為接洽工作而進入羅網了。

　　我在福昌旅館住了一天，找著陳潭秋談了一些有關善後問題，我和項英、廖乾五都在明令通緝之列，政治環境不改變，我們在武漢是不能立足的。漢口的風聲還是很緊，陳潭秋也催我快點離開武漢，我即於次日坐日清公司的船回上海。不久項英、廖乾五也到了上海，項英即在中央負全國工運的責任，我同廖乾五先後到廣州參加軍事工作，在北伐時廖乾五任第四軍張發奎部政治部主任，工作做得很好，一直到「八一」南昌起義，他仍任第四軍葉挺部政治部主任，革命軍南征抵潮梅戰敗，廖乾五即不知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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