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產生的最近歷史

　　——南方三年遊擊戰爭(1)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一日）陳毅

　　我繼續講第二個三年遊擊戰爭，就是在一九三四年蘇維埃運動和土地革命受著損失以後，紅軍主力部隊萬里長征，留在以江西為中心的各個遊擊區域單獨奮鬥。一九三四年到抗戰爆發，二年零八個月，算三年。這就是新四軍產生的最近歷史。第一個階段的歷史，不僅新四軍如此，也包括了八路軍，是整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第二階段完全是直接產生新四軍的嫡親歷史，是直接的血統。當時政治，很簡單的說，全世界的帝國主義正在準備第二次的世界大戰，意大利準備進軍阿比西尼亞[1]，希特勒登臺摧毀凡爾賽和約[2]進軍萊茵河[3]左岸，英、美儘量鼓勵進攻蘇聯，造成帝國主義最優良的形勢。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成為唯一的最強大的力量，日本帝國主義從九一八事變以後，要更進一步吞併全中國，爆發中日戰爭，使空前的國難臨到了全中國的頭上。中國民眾開始要求國民政府抗戰，要求結束內戰，一致對外。這是一。

　　第二，就是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第一次五年經濟計劃的全部完成，第二次五年計劃，正付諸實現，蘇聯在國際上的地位提高。國民政府在全中國民眾的壓力之下，不得不對蘇恢復邦交，造成中蘇兩大民族的聯合，這是中華民族二次跟蘇聯攜手。爆發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以後，由於資產階級的叛變，違反了中國民眾的意志，使中蘇破裂，十年以後又回轉來重新合作，這個轉變更強有力的激起了中國的抗戰運動。

　　第三，當時中國資產階級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就是必先「剿共」，先對內而不對外，一面不抵抗到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到長期抵抗，結果不抵抗，在這樣的投降政策之下，激起了全中國的憤怒；同時五次的「圍剿」，使兩方面造成了重大的損失，「圍剿」的軍隊將近一百三十萬，差不多損失三分之二，反「圍剿」的軍隊工農紅軍，在江西也受著嚴重的損失。日本帝國主義趁這機會加緊進攻，民族危機空前的嚴重，國際上各個友邦像英國、法國、美國、蘇聯都願意幫助中國抗戰，民眾更迫切的要求抗戰，可是兩個大政黨「圍剿」與反「圍剿」進行得正當猛烈，造成兩方面重大的損失。在這樣整個政治形勢下，造成當時中國共產黨對自己的政策，開始重新考慮，認為土地革命今天應該結束，應該有組織有計劃的發動和準備抗日運動，不應該再停在江西進行內戰，應該北上跟日本帝國主義打起來，才可以使他抗日必先剿共的政治資本完全失掉。在政治上為什麼到西北？因為到西北唯一的可能實現的路線是抗戰，可能實現的政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是當時的政治形勢和中國共產黨政策的轉變的開始，就是要迎接偉大的抗日運動，要把紅軍變成抗日運動中間的主力，把所有遊擊根據地變成抗日的根據地，兩個政黨能夠共同攜手合作。我們可以拿毛澤東同志常講的□語就是「民族矛盾提高，階級矛盾降低了」，也就是「中華民族跟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提高了，跟英、美帝國主義的矛盾降低了」，共產黨在這基礎上決定了他的策略路線，所以有朱、毛驚天動地的萬里長征，能夠在綏遠、在察哈爾與日本打起來，這時候中國局面將有大的變化，我們應該不惜任何犧牲爭取這個前途（這是我親自聽到的）以大無畏的精神爭取客觀形勢的成熟，我們站在這政策上去努力。至於這個問題與新四軍有什麼關係呢？我現在要講了，在這個問題決定以後，所以主力部隊九萬八千多人開始前進，留下的有主力師——二十四師三個團，每一個連有一架機關槍，每一個團有重機關槍、迫擊炮，一起剩下在福建、江西、廣東交界的地方，武裝遊擊隊有三千多支槍，以江西為中心進行堅持。在北上部隊勝利以後，造成南北呼應，以將來抗戰的戰略上有著偉大的意義。當時中央政治局特別指示留在江西的部隊有特殊的困難，可是「事在人為」，靠我們黨的努力，能夠保留一支槍、一個幹部，將來等於千支槍、千個幹部，當時在江西組織了中央分局來主持。當時他們□□□□最主要的政策是要肅清中央蘇區，無論如何不能使死灰復燃，無論如何要斬草除根，當時□□打給□□□的電報就是這樣說的。長征軍從十一月十號他們離開了我們，我們到第二年的二月間，對方以大兵「圍剿」，二十四師主力被包圍，遊擊隊被繳械，這個地區就完全血洗淪陷。我們退出蘇區轉到南嶺山脈，重新組織遊擊戰爭，大家都分開了，方志敏負責贛東北的遊擊區，黃道負責閩北區域，粟裕司令負責浙江區域，在閩東由葉飛負責，在閩西遊擊區由譚震林、鄧子恢、張鼎丞負責，在湘贛由譚餘保負責，在湘鄂贛由傅秋濤、鐘期光、張藩[4]負責，那時候我管的地區可憐得很，只有八個屋子，在山的右邊一間、左邊一間，山的那邊一間、山的這邊一間，一共八間，睡於此，跑於此，吃於此。這地方的狗都有了很好的訓練，看到敵軍來了它就叫。那時項英同志管千里長坑，有二千多人民，算比較好的了，那一個局面是非常嚴重。

　　在這裡面要注意幾個問題：就是中央蘇區在紅軍大部隊在內的時候，從中央政府到縣政府，區公所，區鄉蘇維埃全部的政治系統、黨的系統、群眾團體系統，都是健全的。主力部隊在前方作戰，後方進行動員，前後方配合，爭取戰爭的勝利。紅軍走後這個系統就破壞了，每一個鄉，每一個縣，只能單獨起來與敵人對抗。當時整個蘇區幾百萬民眾，對這形勢就轉不過來，動員工作突擊工作，後方辦公廳工作做慣了，一下轉到遊擊戰爭環境，政治上的策略路線，軍事上戰略戰術，組織生活要立即轉變過來，非常困難。因此最有名的領袖方志敏被捕了，抗日先遣隊失敗了。由於轉變工作解釋的不明，佈置不好，造成中央蘇區嚴重的損失，其他蘇區能夠保持遊擊隊，比如方志敏的遊擊區，黃道遊擊區，粟裕司令、葉飛、譚震林等遊擊區都保存了，因為他們很早就變成遊擊區，敵人不注意，而中央蘇區過去還是一個模範蘇區，是項英同志直接領導的，在主力撤退以後，就全部淪陷，基本原因就在這裡。他們集中全力來剿，加上我們轉變不夠，所以失敗。領導革命的藝術也正是在這關鍵上。當時有同志認為只要主力取得勝利，我們就有辦法，其實不然，他包圍根據地是重要的，他讓主力走，包圍主力成為次要的。我們要中央也考慮到這個問題，而下層幹部就不瞭解，那時候我很抱歉受了傷，除了他們到我房間裡開會，我參加一點意見外，就不作事，責任完全由項英同志負責。在這裡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個政治策略的轉變，如果下面幹部不瞭解是很危險的，這是最大的經驗教訓。新四軍為什麼能夠保全？也正是許多地方部隊黨都堅持執行中央的路線。所以我們雖然丟掉了中央蘇區，但是到南嶺山脈又抓到了那地方的遊擊隊，恢復了中央蘇區的工作而堅持下去。

　　第二，從紅軍大部隊出動，留在這一塊堅持的容易產生悲觀失望的心理，認為十幾萬紅軍在這裡都不能堅持，留下我們地方武裝怎樣能堅持？所以那時候我們反對散夥主義，因為今天中國革命的□生，第一是由於帝國主義壓迫，而帝國主義沒有消滅，革命也不會結束，今天我們遭遇的是挫折，不是革命的最後的失敗。中國革命產生的第二原因是廣大的群眾要改善自己的政治生活，今天工人、農民、青年學生的政治生活沒有改善，那革命遲早始終是要來的。我們要有堅持的勇氣，像法國革命八十年，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才四十年，我們拿法國來比還有四十年，所以中央蘇區認為能保存一個人一支槍下來，將來是有偉大的前途的，無論如何要堅持，党號召革命高潮的時候，作一個前進積極分子是容易的，可是在革命失敗遭受挫折，仍然還是有革命家的風度，那就要鍛煉。今天正在考驗我們過去經驗，打漳州、打贛南、打長沙，擊破一、二、三、四次的「圍剿」，我們勇敢對革命不動搖，能吃苦耐勞是好的，要獎勵，可是今天反革命占上風，甚至佔領我們後方，這時我們在山上露營，沒有槍支，沒有子彈，沒有補充，甚至一點消息不知道，要有更大的勇氣堅持。在進攻時的好漢，在失敗時也要成為英雄。堅決反對當時黨內一部分同志、軍隊裡頭一部分同志可恥的動搖。

　　第三，對於當前的政治形勢，我們黨作了結論：今天□□□佔領了中央蘇區，以及紅軍的撤退，給我們造成非常困難的形勢，同時我們懂得今天反革命的困難比我們更大，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立即要大舉的進攻，想吞併中國是眼前的事，全中國的民眾要求抗戰，不管□□□□如何，抗日潮流一定是不能阻擋的，所以我們堅持這個前途。當時我們在中央蘇區材料不充分，還不知道有統一戰線的前途，革命政黨不能歪曲事實，為自己辯護是不對的，我們知道統一戰線政策，是在兩廣事變以後，才明顯看出有結束內戰、開展抗戰的新傾向。但當時的對革命運動的再來的估計是正確的，這三個條件下，南方各個遊擊區域能夠堅決依靠黨的路線，廣大的民眾與反革命作鬥爭，能夠奠定政治基礎，度過危險的三年，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這三年的困難環境中，我們黨的損失，軍隊的損失，有十分之七，保留的只有十分之三。群眾損失更是嚴重，整個南方各省的土地，都被豪紳地主收回，成千成萬的民眾被綁入牢監，重刑拷打，婦女像豬仔一樣，賣到廣東、南洋；鄉村被血洗火燒，採用移民政策，把農民從這地方移到那地方，從福建移到湖南這樣的移，許多山被燒像剃光了頭一樣。樹木岩石一點不留。那時候講話，不能大聲一點，非常親密，總像講情話一樣（笑）。不能咳嗽，煮飯白天冒煙，不能煮，要晚上煮。走路不能有腳印，有了要弄掉，草都非常愛惜，不能踏平。走路有大路不走，要走小路。有時候從山頂一直滾到山腳下，有時候跌在坑裡找也找不到。糧食完全沒有，春天吃春筍，冬天吃冬筍，秋天吃香菇，夏天吃楊梅。最好的是水，完全是泉水，夏天好在很不熱，要蓋毯子，一個蚊子也沒有。反革命分子採用這樣殘酷的「移民空山」的辦法，把這地方包圍起來。派兵清查，不留一個人，一進山聽到打槍，知道有遊擊隊，不准老百姓與紅軍共產黨通消息。在這地方搜查以後，找不到紅軍共產黨，不知道在那裡，他就採用這樣的辦法：用米放在大路口，數好數目，有多少？一個星期以後再去數，沒有少就知道這裡沒有紅軍，如果敵人發覺拿去了，就是這地方還有紅軍，再要搜。如果被野豬野貓吃了，那我們倒黴（笑），把共產黨當野豬，他們的士兵就是都說到山上打野人，共產黨是長鬍子不穿衣服，廣東軍隊還訓練了獵狗來尋路線，我們同志常被它咬死。老百姓在附近村子上買東西，多有限定買多少，多買了就「通共」要殺頭。買了鞋子馬上就要穿起來，不能拿在手上，怕是給共產黨買的。買紙煙一包，馬上抽兩根，他知道老百姓會幫助紅軍、共產黨，所以故意要作難打擊打擊，他心裡才痛快。有時候，在半夜裡派便衣隊到村子裡，把槍放在衣服裡面到老百姓家去叫門，說我是共產黨，找不到隊伍借住一夜，老百姓出來開門了，他就說你通共產黨殺頭。老百姓以後知道了就不答應，甚至有時候在夜晚上用土炮一打，打死幾個。反動派說：「我們以為又是共產黨來敲門了，所以才打」（笑）。這樣反動派還說：「打得對！這老百姓靠得住」（笑）。各種辦法，無微不至，有些辦法在軍事上很有趣味，在戰術上，值得研究的。比如要包圍一個村子，一夜出發到早上埋伏好，老百姓也不知道，如果有我們工作同志走過，就被抓住，要他帶路，把我們的機關搗毀。有時候，很突然的把房子關好，所有的老百姓都關在裡面，不准說話，他就穿著便衣，裝著是這家的老百姓，站在門口，我們去探消息，他就抓起來。有時大批的人來了，一下都走，留下幾個人躲在樓上，老百姓也不知道，我們同志以為走了，大搖大擺出去被它抓住了。打仗也是這樣，我們在能夠抵抗的時候就抵抗，不能夠抵抗就躲在草裡，他也有辦法吹集合號說：「土匪調皮找不到，我們走吧！」於是一連人走了，一排人兩排人打埋伏，我們聽到他們吹集合號走了就出來。糟糕！這許多辦法很妙，但是我們對付的辦法也更好，所以在三年遊擊戰爭中很好的經驗告訴我們，只要有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堅持鬥爭和靈活的戰略戰術及廣大群眾擁護，無論是反磨擦、反「掃蕩」都是可以百戰百勝的。我們在南京、鎮江地區能堅持抗日遊擊戰爭，獲得很大的成績，就是繼承了過去三年遊擊戰爭的作風，所以三年遊擊戰爭是有它偉大意義的，不僅在它的本身是這樣，在三年抗日戰爭上講也有它偉大的作用。

　　在盧溝橋事變爆發以後，造成西北方面的合作，這個合作擴大到南方。可是這裡我還要簡單的提幾個問題：

　　第一，西安事變以後，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可是那時候的頑固派（現在的好朋友）認為這個合作，只能和西北朱、毛的部隊有組織有紀律的真正的紅軍合作，南方各省項英、陳毅之流，他們只有幾支爛槍，和朱、毛的部隊不同，談不到合作，所以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提出願意南方合作的時候，□□□不肯，說朱、毛先生！不要和他們講啊，他們是土匪，殺人放火的，三年來他們完全變了，他們不像你們，你們不曉得！完全拒絕和南方合作。所以當全國形勢改變了之後，有一部分同志以為：「現在我們可以下山了。」事實上，這完全是一種幻想，國民黨對我們的進攻，只是更厲害了。從一九三七年春天三月—五月這三個月中間是「清剿」最繁的時候，因為國民黨仍舊以階級利益為重，民族利益為輕，和八路軍合作是因為沒有辦法，對南方小遊擊隊還是非剿不可，而我們最後的堅持把他們打垮。盧溝橋事變爆發，不得不改變面目，前倨後恭的來談合作，這一點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

　　第二，開始談判的時候，他希望能各個擊破，我們堅持要他們和中央分局談，不要跟各個遊擊區談，他們就不承認項英、陳毅代表全體，跟你們只談你們贛南的問題，他和我們講，其他的地方，都談好了，就是你們這裡了，你們兩位先生對抗日運動太不關心了。但是我們堅持一定的方針，我們說：「你們去談好了！談好了再來找我們。」而當時南方各省都非常好，說實現和平是可以，你們不「清剿」我們，我們也不分土地，不打土豪，不煽動革命，但是最後的條件要由延安中央來決定，你們去和延安談，或者去和中央分局談，使他們各個擊破的計劃失敗。這證明了那種以為小紅軍是土匪，沒有組織、沒有訓練的話是錯誤的，證明共產黨是一致的，而且是最頑強的，是有路線、有政策、有訓練的，雖然脫離上級領導三年，還能保持布爾什維克的一致，證明共產黨的領導組織是最可靠的，不能壓迫，不能腐化，不能欺騙的。關於這個問題是不是每個頑固派都知道了呢？我想還沒有！他們今天為什麼打黃橋而不打八路軍，因為他們認為打八路軍打不贏，打新四軍有把握，所以才有李守維的到黃橋洗澡不回（大笑），就是他們把這個教訓弄錯了，他們和共產黨鬥爭十年，還沒有看到共產黨的組織一致、政治一致，鬥爭精神也是一致的，不管八路軍、新四軍，那一個團、一個連，都是一樣，這是我們革命勝利的最大的保證。

　　第三，部隊的前途，當時有些有名望的人說：最好用火車把他們開到八路軍一起去，不能放在南邊搗亂；有的主張改編成為他們的隊伍，派參謀長、副司令，派工作人員，把過去共產黨的一套完全去掉；有的主張繼續剿，根本不允許合作。當時我們一方面堅決反對開到華北去，主張開到江南擔任抗戰任務，同時我們堅決主張成為黨領導的部隊，不容許任何人來干涉。可是這中間有一個特點，在開始還為我們一部分同志不瞭解，到今天都懂得了，就是八路軍和新四軍，固然都是党領導的武裝，但是中間是有不同的，八路軍是一色的，新四軍在開始的時候，無論如何含有統一戰線的性質，這個統一戰線最後達到絕對保持党的領導。因此，當時有許多新的分子加入新四軍，而且一來就負責工作，這一點為當時許多幹部，許多三年遊擊戰爭的英雄們所不瞭解，當時我們領導機關作了艱苦的解釋工作，今天證明他們錯了，這個辦法並沒有一絲一毫削弱党的領導，削弱党的優良傳統，而且正是擴大保證他能勝利的執行。

　　第四，這個合作並不是完全沒有困難的，我們遇到了一部分黨內的固執專家，他們有著狹隘的農民意識，他們不相信國共合作，只想停止在土地革命蘇維埃運動上面，甚至以為談判合作是叛變、是投降。於是發生了九江遊擊區劉維泗屠殺我們派去的同志，楊文翰殺掉我們派去的最優秀的代表，但是今天他們變成了□□。有些地方幹部最初也不瞭解，認為這是叛變，以「叛變」對待談合作的同志，以後也被說服了，這說明在長期遊擊戰爭中間，脫離了党的領導不能瞭解全國大事，容易使自己落在整個政治形勢後面，造成三年遊擊戰爭中間許多弱點，如遊擊主義習氣，局部的腐化墮落，局部的互相懷疑猜忌，無條件的採取盲動政策，除了工農而外，都要殺頭，甚至除了共產黨員而外都懷疑，因此使三年遊擊戰爭受到了損失。三年中間有些地方完全被打平了，有些地區縮小了，但有些地方卻有了新發展。為什麼會有這些區別呢？主要的就是對黨的策略路線瞭解的程度問題，凡是能夠有發展的，能夠堅持的，都是對黨的策略路線執行得比較好的，失敗的垮臺的正是因為在這個問題上有了錯誤。

　　這是第二次三年遊擊戰爭，也是直接產生新四軍的一部分，因此葉挺、項英成為最適宜領導新四軍的人物。葉挺同志是過去北伐時代老四軍的領導人物，項英同志確實是土地革命時期南方蘇區最高的領導者，沒有葉軍長出來調停奔走，要增加成立新四軍的困難。葉軍長為本軍的保持發展盡了最大的力量！這是葉軍長的功績。項副軍長在中央蘇區時代就領導這個地區，三年遊擊戰爭，在贛南，以後談判的時候變成了談判的中心。以其歷史地位在全黨的威信，使南方七八省遊擊隊造成鐵的力量。以後跟葉軍長合作，使改編成功，這就是本軍成立的關鍵。中央政治局認為主力紅軍向西轉移以後，留在南方各省的地方黨部及部隊，在項英同志領導之下基本上完成了任務。

　　[1]阿比西尼亞，過去對埃塞俄比亞的一種稱呼。

　　[2]凡爾賽和約，全稱《協約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以英、法、美、日、意等戰勝國為一方和以戰敗的德國為另一方，於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西南凡爾賽宮簽訂。主要內容是要德國交還被佔領的地區，支付賠款等。

　　[3]萊茵河，歐洲大河之一，源出瑞士境內阿爾卑斯山，流經奧地利、法國、德國、荷蘭等國。

　　[4]鐘期光，曾任湘鄂贛紅十六師政治部主任。張藩，曾任湘鄂贛抗日遊擊支隊參謀處長。

　　(1)本文節選自陳毅1940年10月11日晚在蘇北指揮部紀念新四軍成立三周年幹部晚會上的報告《本軍的歷史和發展》，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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