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第一次全軍黨代表大會對三年遊擊戰爭基本總結的決議

　　（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大會聽了陳毅、譚震林二同志對三年遊擊戰爭總結的報告，全體代表一致同意並成立決議如下：

　　（一）1937年冬中央政治局對三年遊擊戰爭的決議其中指出：「南方三年遊擊戰爭在項英同志領導之下，保持了南方遊擊戰爭的基本陣地和基本部隊，保護了南方黨的基本組織與群眾利益，這是各級黨長期堅持黨的基本方針，以英勇犧牲艱苦奮鬥所獲得的結果，這種布爾什維克的精神是全黨的模範，號召全黨學習」。大會認為中央上列的決定是完全正確的。

　　（二）大會認為三年遊擊戰爭能夠堅持能夠勝利的基本原因在於有堅強的党的領導和全黨一致的團結，在於依靠群眾鬥爭的基礎，在於以武裝鬥爭為骨幹，同時並充分利用各省邊區的地形條件發展和創造了靈活的新遊擊戰術，這是中國黨內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新四軍今天能夠在大江南北戰勝日本強盜，就是在於繼承了這些經驗與教訓，這不僅是共產黨的光榮，也是全民族的光榮，在今天抗日戰爭中各個遊擊區域都值得學習和研究這些經驗與教訓。

　　（三）大會認為党在領導過去三年遊擊戰爭中間，不僅堅持了黨的方針，尤善於抓住當時形勢與當地鬥爭條件進行很藝術的配合，這指明了我黨在勝利時，不但善於進攻，而且在挫折和不利時更善於組織退守，也證明了黨在三年遊擊戰爭中靈活的運用自己的武器——馬克思列寧主義，所以能克服困難爭取勝利迎接新時代的到來，這種領導藝術的成就，對於今天抗日戰爭尤當有實際教育意義。

　　（四）大會認為三年遊擊戰爭是在雙方力量對比的絕對懸殊之下進行的，是在主力紅軍放棄南方陣地以後進行的，是在進攻者不斷的進攻和包圍中間進行的，是在南方十數省邊區經常隔絕和包圍狀態中進行的，因此，一方面，使新四軍具備了任何困難時候都有堅持獨立作戰的特長，同時另一方面也使新四軍在抗戰中雖為了江南各種不利條件仍然發揮其傳統精神，取得不斷的勝利，這些鐵的事實，是粉碎唯武器論、亡國論和遊擊戰爭取消論最有力的武器，也是新四軍對中國抗戰最偉大的貢獻，這種政治上的成就我們應該清楚認識的。

　　（五）大會同時指斥有一種偏向，就是只看到三年遊擊戰爭中偉大的優良的一方面，而忽視它的弱點一方面，大會指出在三年遊擊戰爭中因主客觀條件的不同，也產生了許多不良的傾向，如散漫無組織性的遊擊主義，如不顧主客觀形勢的拼命盲動傾向，以及小單位的地方本位主義和組織上的個人英雄思想等等。這些傾向無疑的在某些組織中存在著，給三年遊擊戰爭以損害，這些損害也就相當削減了三年遊擊戰爭的成果。大會號召全軍全黨對這方面進行深刻的自我批評。大會更深刻指出，這些傾向在新四軍黨還存在著或多或少的殘餘，如何徹底肅清這些殘餘是擺在新四軍黨面前的迫切任務。

　　（六）大會指出，三年遊擊戰爭之堅持，事實上說明政治領導是遊擊運動存在和發展的唯一保障，南方黨強有力的政治領導是三年遊擊戰爭能夠堅持的基本條件，同時在某些地區或部隊中因某一時期政治領導薄弱和放鬆就立即遭受損失甚至根本失敗，因為如遊擊隊及遊擊區在獨立作戰環境中，在敵人經常包圍中，容易接受外界感染，容易忽視大局，容易產生各種不正確傾向，此時黨的政策上的領導恰如鬥爭堅持的防腐劑，他不僅能夠防止並糾正各種傾向，而且能更有遠見的指示方針和前途，更加勇敢頑強的精神突破困難。在三年遊擊戰爭結束之際，產生了楊文翰[1]、劉維泗[2]等土匪主義，既於長期脫離党的領導，其政治意識逐漸削弱，以至最終失掉本來面目，在根本上起了質的變化，而走上土匪主義的沒落道路，這種最苦的教訓應適用於當前抗日遊擊戰爭，如分散於敵後的遊擊部隊必須加強政治領導及上下級聯繫，始有走向正確發展壯大的光明前途。

　　（七）大會承認三年遊擊戰爭之偉大政治意義僅在於他能突破對方的包圍「清剿」，保持自己的基幹力量，戰勝所遭遇的各種政治經濟軍事的困難，但是三年遊擊戰爭絕不能推翻敵對方，這就是由於當時的主客觀的形勢所限制，也說明遊擊戰爭的作用是不能擔負革命戰爭的決戰任務，因此遊擊運動由開始到最終均應積極向擴大主力方面前進，絕不可能長年歲月停頓在遊擊戰爭的階段上，這對於當前的抗日遊擊戰爭更富於實際的政治教訓！

　　（八）最後大會向犧牲於堅持三年遊擊戰爭的先烈同志們致哀悼和崇敬，向南方各遊擊區的革命群眾及先烈家屬致慰問，大會認為應繼承和發揚三年遊擊戰的精神，為堅持大江南北抗戰，爭取抗戰最後勝利而奮鬥到底！

　　[1]楊文翰，皖浙贛邊一支紅軍遊擊隊負責人，拒絕下山改編。1943年因叛徒告密，被國民黨當局殺害。

　　[2]劉維泗，皖浙贛邊九江地區一支紅軍遊擊隊的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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