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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野鴿的話》


  寫文的時候,每覺得筆尖有鬼。有時胸中有千頭萬緒,寫了好幾天,還是寫不出半個字來。有時腦裡沒一星半點意思,拿起筆來,卻像乩在沙盤上亂畫,千言萬語,如瀑如潮,頃刻湧瀉出來。有時明知寫出來不合時宜,會挨譏受罵,筆還是不停地搖。有時明知寫出來人會歡迎,手卻顫動得厲害,一連在紙上杵成無數污點。總而言之,寫文章多是不由自主,每超出愛寫便寫之上。真正的作家都是受那不得不寫的鬼物所驅使。

  我又覺得寫文的目的若果專在希冀讀者的鑒賞或叫絕的話,這種作品是絕對地受時間空間和思想所限制的。好作品不是商品,不必廣告,也不必因為人歡迎便多用機器來製造。若不然,這樣的作品一定也和機器貨化學貨一樣,千篇一律。作好文章的作家的胸中除掉他自己的作品以外,別的都不存在,只有作品本身是重要的。讀者不喜歡不要緊,挨譏刺也不要緊,挨駡更不要緊,賣不出去尤其不要緊。作者能依個人的理解與興趣,在作品上把精神集中於生活的一兩個問題上也就夠了。

  現在中國文壇上發生了許多爭論。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所謂文學的「積極性」。我不懂這名詞的真詮在什麼地方。如果像朋友們告訴我說,作者無論寫什麼,都要旗幟鮮明,在今日的中國尤其是要描寫被壓迫的民眾的痛苦,和他們因反抗而得最後的勝利,這樣,寫小說必得「就範」。一篇一篇寫出來,都得像潘金蓮做給武大賣的炊餅,兩文一個,大小分量都是一樣,甚至連餅上的芝麻都不許多出一粒!所謂積極性,歸到根底,左不過是資本家壓迫勞工,勞工抵抗,勞工得最後的勝利;或是地主欺負農民,農民暴動,放火燒了地主全家,因得分了所有的土地。若依定這樣公式作出來,保管你看過三兩篇以後,對於含有積極性的作品,篇篇都可以背得下來,甚至看頭一句便知道末一句是什麼。文章的趣味,到這步田地可算是完了。我並非反對人寫這種文章。我承認它有它的效用。不過,若把文學的領域都歸納在這範疇裡,我便以為有點說不下去。若是文壇的輿論以為非此不可的話,我便祈願將那些所謂無積極性的作品都踢出文學以外,給它們什麼壞的名目都可以。

  人類的被壓迫是普遍的現象。最大的壓迫恐怕還是自然的勢力,用佛教的話,是「生老病死」。農工受壓迫的是事實,難道非農非工便都是吃人的母夜叉母大蟲,難道壓迫農工的財主戰主沒有從農工出身的,難道農工都是無用者?還有許多問題都是不能用公式來斷定的。我不信凡最後的勝利都值得羡慕。我不信凡事都可以用爭鬥或反抗來解決。我不信人類在自然界裡會有得到最後勝利的那一天。地會老,天會荒,人類也會碎成星雲塵,隨著太空裡某個中心吸力無意識地繞轉。所以我看見的處處都是悲劇;我所感的事事都是痛苦。可是我不呻吟,因為這是必然的現象。換一句話說,這就是命運。

  作者的功能,我想,便是啟發讀者這種悲感和苦感,使他們有所慰藉,有所趨避。如果所謂最後勝利是避不是克,是順不是服,那麼我也可以承認有這回事。所謂避與順並不是消極的服從與躲避,乃是在不可抵擋的命運中求適應,像不能飛的蜘蛛為創造自己的生活,只能打打網一樣。天賦的能力是這麼有限,人,能做什麼?打開褲襠捉捉蝨子,個個都能辦到;像阿特拉斯要扛著大地滿處跑的事只能在虛空中出現罷。無論如何,愚公可以移山誇父不能追日,聰明人能做得到的,愚拙人也可以做得到。然而我只希望不要循環地做,要向上地做。我受了壓迫,並不希望報復,再去壓迫從前的壓迫者。我只希望造成一個無壓迫的環境,一切都均等地生活著。如果用這個來做文心,我便以為才是含有真正的積極性。

  又,像我世代住在城市,耳目所染,都是城市生活和城市人的痛苦。我對於村莊生活和農民不能描寫得很真切,因為我不很知道他們。我想,一個作者如果是真誠的話,一定不會放著他所熟悉的不寫,反去寫他所不知的。生活的多方面,也不能專舉一兩種人來描寫,若說要做一個時髦的作家必得描寫農工,那麼我寧願將我的作品放在路邊有應公的龕裡,讓那班無主孤魂去讀。

  穎柔先生的文學生涯已過了十幾年。雖然因他不常寫,寫也不為賣錢的緣故,有一兩篇在結構上似乎有點生澀或不投時尚,但他的文學率真、有趣,足能使人一讀便不肯放手。從前的人們拿小說當安眠藥,拿起書來,望床上一躺,不管看的是什麼,是哪一回,胡亂地讀一陣,到打個呵欠,眼睛漸閉,書掉在地上,就算得著其中意味了。穎柔的作品卻是興奮劑。他描寫的不出他的經驗和環境,內容也不含有積極性,只為描寫而描寫,可是教人越讀越精神。他每篇都寓著他個人的人生觀,最可注意的是他不以一般已成的道德和信仰為全對。他覺得這當中有時甚至是虛偽、可憎和危險。現在他把從前所寫的小說和散文等集成一小冊,名為《野鴿的話》。因為是老同學,對於他的文章又有同調的感觸,所以不妨借題發揮,胡說一氣。我想我這樣解釋穎柔的作品,他一定不會見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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