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山靈雨·國粹與國學(2)_許地山

國粹與國學(2)

　　我們應當規定「國粹」該是怎樣才能夠辨認，哪樣應當保存，哪樣應當改進或放棄。凡無進步與失功用的帶「國」字頭的事物，我們都要下工夫做澄清的工作，把渣滓淘汰掉，才能見得到「粹」。從我國往時對於世界文化的最大貢獻看來，紙與絲不能不被承認為國粹。可是我們想想我們現在的造紙工業怎樣了？我們一年中要向外國購買多量的印刷材料。我們日常所用的文具，試問多少是「國」字頭的呢？可憐得很，連書畫紙，現在製造的都不如從前。技藝只有退化，還夠得上說什麼國粹呢！講到絲，也是過去的了。就使我們能把蠶蟲養到一條蟲可以吐出三條的絲量，化學的成就，已能使人造絲與乃倫絲奪取天然絲的地位。養蠶文化此後是絕對站不住的了。蠶蟲要回到自然界去，蠶萡要到博物院，這在我們生存的期間內一定可以見得著的。

　　講到精神文化更能令人傷心。現代化的物質生活直接和間接地影響到個個中國人身上。不會說洋話而能吃大菜、穿洋服、行洋禮的固不足為奇，連那僅能維繫中國文化的宗族社會（這與宗法社會有點不同），因為生活的壓迫，也漸漸消失了。雖然有些地方還能保存著多少形式，但它的精神已經不是那麼一回事了。割股療親的事固然現在沒人鼓勵，縱然有，也不會被認為合理。所以精神文化不是簡單地複現祖先所曾做，曾以為是天經地義的事，必得有個理性來維繫它，批評它，才可以。民族所遺留下來的好精神，若離開理智的指導，結果必流入虛偽和誇張。古時沒有報紙，交通方法也不完備，如須「俾眾周知」的事，在文書的佈告所不能用時，除掉舉行大典禮、大宴會以外，沒有更簡便的方法。所以一個大人物的殯儀或婚禮，非得鋪張揚厲不可。

　　現在的人見聞廣了，生活方式繁雜了，時間寶貴了，長時間的禮儀固然是浪費，就是在大街上吹吹打打，做著誇大的自我宣傳，也沒有人理會了。所謂遵守古禮的喪家，就此地說，雇了一班搽脂蕩粉的尼姑來拜懺，到冥衣庫去定做紙洋房，紙汽車乃至紙飛機；在喪期裡，聚起親朋大賭大吃，鼓樂喧天，夜以繼日。試問這是保存國粹麼？這簡直是民族文化的渣滓，沉澱在知識落後與理智昏聵的社會裡。在香港灣仔市場邊，一到黃昏後，每見許多女人在那裡「集團叫驚」，這也是文化的沉澱現象。

　　有現代的治病方法，她們不會去用，偏要去用那無利益的俗道。評定一個地方的文化高低不在看那裡的社會能夠保存多少樣國粹，只要看他們保留了多少外國的與本國的國渣便可以知道。屈原時代的楚國，在他看是醉了的，我們當前的中國在我看是瘋了。瘋狂是行為與思想回到祖先的不合理的生活，無系統的思想與無意識的行為的狀態。瘋狂的人沒有批評自己的悟性，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從天才說，他也許是個很好的藝術家或思想家，但決不是文化的保存者或創造者。

　　要清除文化的渣滓不能以感情或意氣用事，須要用冷靜的頭腦去仔細評量我們民族的文化遺產。假如我們發現我們的文化是陳腐了，我們也不應當為它隱諱，愣說我們所有的一切都是優越的。好的固然要留，不好的就應當改進。翻造古人的遺物是極大的罪惡，如果我們認識這一點，才配談保存國粹。國粹在許多進步的國家中也是很講究的，不過他們不說是「粹」，只說是「國家的承繼物」或「國家的遺產」而已（這兩個詞的英文是National Inheritance，及Legacy of the Nation）。文化學家把一國優越的遺制與思想述說出來給後輩的國民知道，目的並不在「賽寶」或「獻寶」，像我們目前許多國粹保存家所做的，只是要把祖先的好的故事與遺物說出來與拿出來，使他們知道民族過去的成就，刺激他們更加努力向更成功的途程上邁步。所以知識與辨別是很需要的。如果我們知道唐詩，作詩就十足地仿少陵、擬香山，瞭解宋畫，動筆就得意地摹北苑、法南宮，那有什麼用處？縱然所擬的足以亂真，也不如真的好。所以我看這全是渣，全是無生命的屍體，全是有臭味的幹屎橛。

　　我們認識古人的成就和遺留下來的優越事物，目的在溫故知新，絕不是要我們守殘復古。學術本無所謂新舊，只問其能否適應時代的需要。談到這裡，我們就檢討一下國學的價值與路向了。

　　錢賓四先生指出現代中國學者「以亂世之人而慕治世之業」，所學的結果便致「內部未能激發個人之真血性，外部未能針對時代之真問題」。這話，在現象方面是千真萬確，但在解釋方面，我卻有些不同意見。我看中國「學術界無創辟新路之志趣與勇氣」的原因，是自古以來我們就沒有真學術。退一步講，只有真學術的起頭，而無真學術的成就。所謂「通經致用」只是「做官技術」的另一個說法，除了學做官以外，沒有學問。做事人才與為學人才未嘗被分別出來。「學而優則仕」，顯然是鼓勵為仕大夫之學。這只是治人之學，談不到是治事之學，更談不到是治物之學。

　　現代學問的精神是從治物之學出發的。從自然界各種現象的研究，把一切分出條理而成為各種科學，再用所謂科學方法去治事而成為嚴密的機構。知識基礎既經穩固，社會機構日趨完密，用來對付人，沒有不就範的。治人是很難的，人在知識理性之外還有自己的意志，與自己的感情意氣，不像實驗室裡的研究者對付他的研究對象，可以隨意處置的。所以如不從治物與治事之學做起，則治人之學必貴因循，仍舊貫，法先王。因循比變法維新來得更有把握，代表高度發展的祖先崇拜的儒家思想，尤其要鼓勵這一層。

　　所謂學問，每每是因襲前人而不敢另辟新途。因為新途徑的走得通與否，學者本身沒有絕對的把握，縱然有，一般人的智慧，知識，乃至感情意氣也未必能容忍，倒不如向著那已經有了權證而被承認的康莊大道走去，既不會碰釘，又可以生活得順利些。這樣一來，學問當然看不出是人格的結晶，而只為私人在社會上博名譽、占地位的憑藉。被認為有學問的，不管他有的是否真學問或哪一門的知識，便有資格做官。

　　許多為學者寫的傳記或墓誌，如果那文中的主人是未嘗出仕的，作者必會做「可惜他未做官，不然必定是個廊廟之器」的感歎，好像一個人生平若沒做過官就不算做過人似的。這是「學而優則仕」的理想的惡果。再看一般所謂文學家所作的詩文多是有形式無內容的「社交文藝」，和貴人的詩詞，撰死人的墓誌，題友朋或友朋所有的書畫的簽頭跋尾。這樣地做文辭才真是一種博名譽占地位的憑藉。我們沒有偉大的文學家，因為好話都給前人說盡了，作者只要寫些成語，用些典故，再也沒有可用的工夫了。這樣情形，不產生「文抄公」與「謄文公」，難道還會篤生天才的文豪，誕降天縱的詩聖麼？

　　學術原不怕分得細密，只問對於某種學術有分得這樣細密的必要沒有。學術界不能創辟新路，是因沒有認識問題，在故紙堆裡率爾拿起一兩件不成問題而自己以為有趣味的事情便洋洋灑灑地作起「文章」來。學術上的問題不在新舊而在需要，需要是一切學問與發明的基礎。如果為學而看不見所需要的在哪裡，他所求的便不會發生什麼問題，也不會有什麼用處。沒有問題的學問就是死學問，就是不能創辟新途徑的書本知識。沒有用處的學問就不算是真學問，只能說是個人趣味，與養金魚、栽盆景，一樣地無關大旨，非人生日用所必需的。學術問題固然由於學者的知識的高低與悟力的大小而生，但在用途上與範圍的大小上也有不同。「一隻在園裡爬行的龜，對於一塊小石頭便可以成為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物，設計鐵道線的工程師，只主要地注意到山谷廣狹的輪廓；但對於想著用無線電來聯絡大西洋的馬可尼，他的主要的考慮只是地球的曲度，因為從他的目的看來，地形上種種詳細情形是可以被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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