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冰瑩書的毀滅

書的毀滅

　　這也許是受了父親遺傳的緣故，我從小便愛書。

　　在我的故鄉，有一種這樣的風俗，一個小孩生下來，不論是男是女，在他滿一周歲的那天，做母親的要用盤子盛了雞蛋，錢，鮮花，毛筆，算盤等等來試驗他，注意他最初拿甚麼東西；如果是蛋，證明他好吃；假若他先拿花，表示他愛色；如果是錢，就暗示他長大了愛財，說不定還是個貪官；假設最初拿的是筆，那麼他將來一定是個讀書人，該窮一輩子；要是他撥動著算盤，證明他是個商人，將來一定會發大財，這就男的方面而說；假使生女孩呢？那麼筆就取消了，代替著的是一束紅紅綠綠的絲線，算盤也不見了，另換上了一條尺；用不著說明，一看就明白，女孩子是只配做針線，不能讀書，也不能當商人的。

　　當著許多來賓的面前，舉行這個「抓周」典禮，是相當熱鬧的；一切人的視線，都集中在這個穿了新衣裳的孩子手上；如果他一動手便抓到錢，就大家鼓起掌來，雖然孩子能不能長大，或者長大了，即使真能賺錢，而這錢是不是能否送給今天在座的每個人，這都是問題；但錢究竟是誰都愛的，所以不知不覺地大家都鼓起掌來。

　　母親曾經告訴我一個關於我「抓周」的故事：

　　那年的秋天，恰巧父親在家，他主張男女應該平等，一樣地受教育，他不許母親把筆拿走，要試驗我將來最愛的是甚麼。據一般人的心理推測，以為孩子最喜歡的是花，其次是蛋，或者是錢；可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我一伸手就緊緊地抓住了那支筆桿，媽媽想從我手裡將筆拿下來，試探我第二件東西拿甚麼，我卻哇的一聲大哭起來，什麼也不要，只死死地抓住那管筆不放，看的人都驚訝起來，只有父親高興得連眼淚都流出來了。

　　「她是我的好孩子，什麼都不要，只愛寫字讀書。」

　　父親得意地說著。

　　「女人讀書有什麼用處？即使科舉恢復，也沒有女狀元可中了。」

　　母親很不高興地回答父親，幸而有許多客人在那裡，洪大的笑聲，隔斷了父親的聽覺，假使只是他們兩個人，又會大吵一架的。

　　記得當我八九歲的時候，母親逼著我繡花，說我假如不多繡些花，將來出嫁的時候，什麼嫁妝也不給我，當時我很生氣地回答她：

　　「什麼嫁妝都不要，我只要父親的書。」

　　說起父親的書來，實在是相當驚人的，不但幾座大房子裡的樓上堆滿了書架，連箱子裡，衣櫃裡，床底下，樓梯下面，無一處不是書。因為年代太久，書櫃被老鼠咬了許多洞，書更被它們咬得只剩三分之二了，更多的是那些黑色的，白色的小蛀蟲，躲在書頁裡從出生到死亡，養育兒孫一代又一代，父親非常痛恨它們，每年到了陰曆六月六日，把所有的書搬出來大曬一次，鄉間的迷信，說這天曬了的東西是不會生蟲的，其實滿不是這麼一回事，蛀蟲仍然是年年有，根本無法消滅它們。

　　因為愛讀書的緣故，從小學時候起，就喜歡買書。記得在長沙稻田師範讀書的時候，即使在圖書館看過的書，那些好的，我也要每種買一本來鎖在箱子裡；因為我還想看第二遍，更喜歡在上面寫些小注解，或者加上些圈圈點點。二哥從山西寄給我的零用錢，或者三哥給我的稿費，我都用在買書上面。慢慢地我的書越來越多了，於是買了幾個篦箱子來盛它，每年寒暑假回家的時候，我就雇了挑夫一擔一擔地挑回家，明知花了錢會挨母親的罵；然而父親是高興我這樣做的。

　　後來進了女師大，更加高興買書，儘管窮的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書是不能不買的。這裡有一個笑話，我曾經在「女兵十年」裡寫過的，因為繳不起飯錢，廚子想把我的箱子搬去做抵押，沒想到打開一看，裡面盡是書，他很失望地丟下不搬了。其實他那裡知道這才是無價之寶，若是他搬去了我的書箱，我准借了錢來贖的。

　　二十餘年來，為了我的流動性太大，到處飄泊，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固定的家。所以我的書不能聚集在一起，什麼地方都有一點。最使我傷心的，是在日本買的書，在我被捕的那次，全部被警察署沒收了。哥德，普希金，托爾斯泰，莎士比亞，易卜生，屠格涅夫……這些名作家的全集我都買了；但那些可恨的，橫蠻不講理的傢伙，連同我的日記，著作，相片，書信統統沒收，不肯發還，這仇恨，我是至死不能忘記的。

　　其次，長沙大火的那年，把我寄存在劉子程先生家裡的書籍，全部化為灰燼了！後來連子程先生也不幸永別了人間，使我每一憶及，便有無限的傷心！

　　和書同時殉難的，還有滿玻璃櫃的小玩藝兒，三嫂替我帶了兩件回家，後來又從遙遠的臨武取來托人帶給我，現在還擺在我的桌上：一件是有一對小鵝的墨水瓶，一件是一個日本負薪讀書的經濟學者二宮金次郎的小錫像。小玩藝兒也是我心愛的東西；不過拿書比起來，我自然要痛愛書，而寧可犧牲小玩藝兒了。

　　長沙大火，許多人感到痛心，他們是痛惜房屋被毀，損失財產太多，而我覺得房子燒了，只要有錢，可以再建；只有書被焚了，那怕你有再多的錢，也無法買回來，因為許多早已絕了版，在我看來，燒了書比燒了房子還要嚴重萬倍。

　　抗戰以後，我又買了不少的書，存在重慶一個教會裡面，還有我那口裝子彈的箱子裡，（這是一位在戰地認識的朋友送給我的）盛著許多戰利品；後來日本軍閥的炸彈，又把我的全部財產炸個精光，他們好容易在泥土裡替我挖出來了四隻炸破了的花洋磁菜盤，那時我正在西安，范定九先生還特地托人替我帶去，我把破了的地方叫錫匠修理好，每逢朋友來家吃飯的時候，便要敘述一遍關於這四個盤子的遭遇；同時還要提到那些被炸毀的書，好像得到朋友們幾聲同情的歎息，我的心裡就很舒服似的。

　　經過這幾次的災難，我對於藏書的熱情，漸漸地冷淡下去。三十二年的春天，我回到故鄉替先父母掃墓，臨別的晚上，我爬上樓，看到還有幾箱新文藝和抗戰的書籍，我高興極了；更寶貴的是那些日記和友人的書信，相片等等都好好地保存在那裡，一點也沒有散失。

　　我把相片帶去成都，日記和書信，書籍，仍然鎖在樓上。沒想到第二年，敵寇侵入新化，離我家只有七八裡了，嫂嫂他們害怕因為我那些抗戰書而惹出什麼大亂子來，索性打開箱子把我的書全部燒毀，和那面「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的團旗，她們也用剪刀把字剪掉，僅僅保存了幾塊紅布條。當我從三嫂手裡接到這些碎布的時候，真使我難過得流下淚來。

　　十多年來，我們由西安而成都，而漢口，而北平，而臺灣，為了交通困難，什麼也不能帶，笨重的書，自然更在被拋棄之列；幾乎成了一定的現象，每次當我換一個地方時，總有一大批書和雜誌送給朋友，他們得著了這份禮物的，自然很高興，而我的心裡每次都要感到酸痛的。來到臺灣，跑到朋友家裡去，看到他們藏了許多書，我又羡慕又嫉妒；同時想起了自己的書來，又覺得非常痛心！儘管在這樣物價高漲的今天，我仍然忘不了買書，我希望將來有一天能夠把我失去的書全部買回來，只可惜那些絕了版的就永遠無法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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