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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煩惱少年狂，南北東西當故鄉；
血雨腥風渾細事，荊天棘地也尋常。
年查歲審都成罪，戲語閒談盡上綱；
寄意兒孫戒玩笑，一生纏夾二流堂。
《上海灘》月刊約我寫一篇關於「二流堂」的文章。說心裡話，我真不願意寫。
原來不過是朋友們之間日常生活裡互相交往的一些細事小事，但是居然被那些別有
用心、慣於無事生非、小題大作的政治運動家們把它渲染、誇大成為一個轟動全國
的什麼反革命政治集團。從昏天黑地的1957年反右開始，到那個貽笑萬邦的十年
「文革」中，鬧得雞飛狗跳盡人皆知，都等著最後要爆出個什麼特大新聞來！而最
後浪費了不知多少時間，多少人力財力，到處內查外調，結果是一場瞎胡鬧，什麼
問題也沒有發現，更無論其為什麼「政治問題」了。想想真叫人又可恨，又可氣，
又可笑，又可悲。上面這首七言律詩作於1972年夏天的河北省靜海縣獨流河畔，地
名團泊窪的一處犯罪人的勞改農場。當時這片寶地乃是所謂中央文化部的五七幹校，
在那幾年當中，這個於校不知表演了多少悲劇、慘劇，更多的是鬧劇和滑稽劇。
坦誠快樂的「小丁」
1942年末，我在兩年前完稿的第二個大型歷史劇——以南宋宰相文天祥抗元殉
國為題材的《正氣歌》，將由抗日戰爭大後方重慶的中國電影製片廠劇團在成都和
重慶兩地上演。導演由陳鯉庭先生擔任，這部戲的主要演員有魏鶴齡扮演文天祥，
顧而已扮演賈似道，謝添扮演翁應龍，陣容十分強大。而劇中的服裝設計者畫家丁
聰成為我一生中最親密的好朋友中的一個。
丁聰比我大半歲，今年已是七十五歲的高齡了，他的作品至今署名小丁，七十
五歲的小了無論就其外形和性格而言都依舊符合「小丁」這一稱號，永遠坦誠快樂，
永遠笑容滿面，一片天真。小丁是漫畫名家，從30年代起以鋒利的筆觸勇敢地衝擊
反動統治的壁壘，到40年代以後又以幽默辛辣的方式針砭社會生活裡的醜陋落後現
象。他獨具特色的畫筆使他的作品即使混雜放置在千百個畫家的畫幅裡也可以叫人
一眼識別出來。丁聰系出名門，他的父親了驚是20年代便名揚上海的老畫家，在上
海灘上交遊廣闊，是上海文藝界深受尊崇的前輩。丁家的客廳裡經常坐滿上海知名
的年輕藝術家們，由於家庭的藝術薰陶，小丁不僅繪畫當行，而且是一位有弦拉成
調、有孔吹成曲的出色樂手。
從40年代起，我和小丁有過多年合作乃至一同生活的經歷。從重慶到成都，上
青城山，去青衣江；又在抗戰勝利後的上海合編過刊物，到香港在一家製片廠搞電
影工作。更大的因緣是在新中國的1957年，雖然不在一起合作了，卻同其命運地被
一網打成右派，因此，又在極北邊唾冰天雪地的北大荒異地重逢，共同接受過「改
造」……近年來，由於居處較遠，難得見面，但從60年代「文革」以後，我的具有
「特異功能」、從文盲變成作家的妻子新鳳霞，奇跡般地寫出了數白萬字的生活短
文，小丁給她繪製的插圖為她的文章增添了聲色。插圖不知己畫了幾百幅，看來他
們還要長期合作下去。小丁和我——如今加上了妻子，將是永恆的兄弟。
抗日戰爭期間，由於物質條件的限制，電影事業發展困難，而大批曾在上海成
就非凡的電影從業人員雲集重慶，大量加入了話劇隊伍，因此使話劇藝術在戰時的
陪都得到空前——甚至是絕後的發展。在《正氣歌》演出之前，我雖然已經有了
《鳳凰城》的演出，但我的交往大致沒有越出當時國立劇專的範圍；從《正氣歌》
上演開始，也可以說是從與丁聰密切相契的開始，我才廣泛地接近了我所嚮往的
「海派」影劇界同行們，從而大大開拓了我的眼界。
認識丁聰以後，他帶我去到他住的地方，地處臨江門下，一個小院，兩間平房，
一間房裡住的是綺年玉貌的女作家、演員鳳子，另一間住的是三個獨身的男子漢，
除小丁之外，還有音樂家盛家倫和仰光華僑唐瑜。這間房裡沒有床鋪，三個人合睡
在一條非常漂亮的高級地毯上；地毯是唐瑜買來的，房子也是他租來的。
鳳子是散文作家，上海復旦大學的高材生，又是著名的話劇演員，是曹禺名劇
《原野》主角金于的第一個扮演者。只是由於性別的原因，兩間房子她獨佔了一間，
而把三個男人擠在另一室的地下睡覺；女同胞毫無歉意，男同胞也毫無怨言。這幾
位朋友給我的第一個印象不錯——重文明、有禮貌、講義氣。
「大食國王」盛家倫
盛家倫學貫中西，堂堂儀錶，永遠西裝筆挺，打著領帶。他是著名的音樂家、
但他的學問遠遠超出音樂的領域之外，多少學術界知名人士把盛家倫當做諮詢、解
答問題的大家，可以坐在他的大書桌對面傾談終日。新中國成立前後，他定居的北
京東單西觀音寺樓上那個大房間裡，桌上、床上、地板上全是書；中文書、外文書、
線裝書，一堆堆垛得像小山一樣。琉璃廠的個體書商三天五天地給他送書來，他外
出歸來，也很少不捧著或夾著書的。任何時候闖入他的房間，你總會看見他或坐或
臥，或在窗前，或在燈下，一定是在看書。除了朋友之外，他只有與書為伴；即以
朋友而論，他也是絕對的，他是個魯男子，只有男朋友。對於女性，他從來無動於
衷，多少個好事者、好奇者熱心地為他作過介紹配偶的努力，但都以失敗告終。誰
都承認，並且尊重他作為音樂界專家學者的崇高地位，但他從來沒有炫耀過自己，
也從不附和別人。無論是中國的、東方的或是西洋的音樂家、音樂史……他都具有
淵博的知識；但是朋友們難以理解的是他從來沒有寫過任何著作，他沒有留下一篇
文字材料，或許他曾經有過研究、寫作的計劃，然而未及著手便在他還是壯年的19
65年，也即「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因病逝世，給人留下永遠的遺憾。
他在高興時喜歡吹口哨，吹得十分輕盈、流動，很好聽。他也是歌唱家，30年
代初期上海出品、金山主演的電影《夜半歌聲》轟動一時，該片的那支主題歌就是
盛家倫主唱的，不是男低音，也不像男高音，或許就是罕見的男中音吧！「誰同我
等待著天明？……」的歌聲流傳了多年，但是奇怪的是我同家倫同住在西觀音寺大
宅院的近兩年當中，從未聽見他唱過一首歌，很難想像他的歌聲曾經震撼和感動過
萬千個聽眾。
在抗戰時期的重慶，我和家倫接觸不多，和他日夕過從是在我和新鳳霞結婚之
後的50年代初期。他十分喜歡鳳霞的表演，也知道這個演員出身貧民窟，自幼失學，
沒有文化。他熱情地主動提出來願意教她學點樂理，最低限度要她學一點簡譜，最
好能進一步學會五線譜。這太使我們夫妻倆高興了，我還從未見過家倫對別人如此
熱心過。在這以前我就經常去後院，把家倫這個光棍漢請到樓下，讓他在我家吃飯，
由於他生性懶散，晚睡晚起，懶得出門，常常是饑一頓飽一頓的，有時出去買一個
大麵包，就點開水就能吃幾天。所以我家只要吃點好的，就常常請他來，他是個美
食家，很講究吃喝，但作為一個光棍漢，又很能將就。我見過他躺在床上看書，床
頭上放著一大桶奶粉，過一會兒就伸手進桶抓起一大把奶粉送進口裡幹嚼，連個勺
子都懶得拿。他的一顆門牙掉了，據他自己說是一次張口咬一個大蘋果時崩掉的。
他的綽號叫「大食國王」，大家叫他國王。我非常喜歡他，歡迎他來教鳳霞識譜，
這樣他就是我們的家庭老師了。然而事與願違，儘管我鄭重其事地去買了一個小黑
板，釘上釘子，掛在牆上；又去買了學習簡譜和五線譜的書，希望這位民間藝人出
身的大演員學會識譜，長點本事。但是事情真叫人灰心失望，鳳霞演戲、唱戲玲瓏
剔透，才氣橫溢；對於學識譜卻其笨如牛，家倫費了很大勁，她可就是學不進去；
大約只學了不到三次，師生二人都泄了氣。家倫對許多女性朋友都是很不客氣的，
但對鳳霞卻一向優禮有加，這回也只是把兩手一攤，就算打了退堂鼓。回想我自己
在當年北平最新潮的孔德學校上學時，音樂老師教五線譜時也是一點也學不進去。
別說五線譜，至今還是連簡譜也不懂，於是連責備妻子的勇氣也沒有了。
「碧廬主人」唐瑜
再要提到的一個人，實際是所謂「二流堂」的最關鍵人物，沒有他就沒有「二
流堂」。他就是唐瑜。
仰光華僑唐瑜，兩年前出國，現在僑居加拿大，年紀應在八十歲左右了。我雖
在1942年才與他相識，但他早在30年代初期便活躍於上海的電影界。據說他是由於
反對家庭包辦的親事，逃婚到上海的。和眾多的海外華僑一樣，他熱愛祖國，反對
當時的封建反動的統治者，因此回到祖國便投入左翼的親共反統治者的行列，他和
當時上海的中共地下黨員潘漢年、夏衍、光未然，以及著名的進步電影導演蔡楚生，
還有陳荒煤等等都有密切的關係。他在上海編小報、副刊，寫影評，並先後在幾個
電影廠擔任宣傳工作。除此之外，他有一個屬經濟方面的優越條件，就是在仰光
的胞兄是一個非常富有的商人，尤其這個富有的哥哥特重手足之情，對兄弟關懷備
至，只要兄弟提出經濟上的要求，兄長都予以滿足。抗日戰爭爆發後，唐瑜大概是
從上海回到仰光，然後經緬甸到昆明的公路來到重慶的。唐瑜曾約略說過，他哥哥
給了他兩部大卡車和一部小轎車，卡車上裝有當時可以暢銷的物資，讓弟弟做點賺
錢的生意，但是另一輛卡車上這位弟弟卻裝上了一滿車的食品，到了重慶便和朋友
們共享美食，需要錢用時便賣貨，最後賣車。記得我有一次和他一同走在重慶中一
路近四德裡時，遠遠開過來一輛十分豪華而嶄新的小轎車，唐瑜忽然停步不走了，
當時大雨初晴，路上積水很深，汽車飛馳而過，我們兩人躲避不及濺了一身水，尤
其是唐瑜滿臉都是泥水。他仍舊不動地望著汽車遠去才回過神來，對我說：「這車
是我的。」
朋友們大多來自內地，缺少較為舒適的住處，唐瑜租房都是與友人共享的。從
租房開始，他對建房發生了興趣。重慶當時外地來客雲集，新房不斷修建起來，建
屋就地取材，大都採用當地極易取得的巨大的竹子捆綁起來做成屋架、門、窗，然
後裡外抹灰，加蓋屋頂，便成為居室，這種在當地統稱為「捆把房子」的建築經過
細緻的加工，完全可以成為漂亮的西式住宅。唐瑜先後修建起不止兩三處住房，都
是提供給朋友居住，他的第一套房子「依廬」就是給夏衍一家住的。其中還有一次
被包工頭把他預付的建房款捲逃而去，無處查找，只得算了。
唐瑜最後建造的最大的一幢房子，就在中一路四德裡下坡的四德村，有一個很
寬敞的大客廳和三間住室，裝修比較考究，取了一個名字，叫做「碧廬」。「碧廬」
與「壁爐」同音，唐瑜特別喜歡壁爐，冬夜架柴燃燒起來，有又紅又暖的詩一般的
情調，大客廳裡砌了一個很講究的漂亮壁爐。
重慶的朋友當中，只有書畫家、詩人、才子的黃苗子和畫家郁風有一幢真正的
漂亮洋房，由於苗子是當時政府的財政部機要秘書，人家有求於他，存心討好而向
他進獻的。但是苗子的別墅也沒有碧廬那樣款式的大廳。
碧廬落成之後，住在裡面的客人男的是盛家倫、高集，還有我。女客是方菁、
高汾和呂恩。後來唐瑜還接待過一個名叫劉德銘的人，劉帶著妻子和一個落生不久
的嬰兒。這個劉原來是個招搖撞騙的傢伙，住進來之後就大發請帖大宴賓客，請帖
信封上寫的都是重慶當時的高官顯貴，而且故意放在桌上，目的是讓我們看見，顯
示他的來歷非凡。這樣便激怒了我們，當天趁他出去的短暫時間，把他準備酒席上
使用的唐瑜所有的一套名貴西洋瓷器盤碗酒杯等等全部搬走，一件也沒留下，然後
我們也全部走掉。可以想見客人到了之後，這席菜飯盛不出來的狼狽相。他是請了
一家著名的餐館大師傅來做菜的。
劉的惱火亦可想像。不久他和他的秘書沈求我先生又發生了矛盾。一天夜晚，
沈先生來和他談話，二人先是談論，變為爭執。聲音由低至高，後來竟動了手，劉
德銘彎腰抓起痰盂向沈的頭上砍去，頓時頭破血流。這下子禍闖大了，劉競連夜攜
同妻與孩子落荒而逃，再也沒有回來。不久以後，劉德銘成立了一個軍之友社，騙
局更大了，再往後，軍之友社搬到了臺灣，從此我們沒有再見他。
後來劇作家宋之的把劉德銘的事寫成一個話劇劇本，什麼題目我忘記了，希望
誰記得告訴我。
唐瑜是潮州人，朋友都叫他阿朗，他自己在寫信時署名也叫朗。是否是小名？
我不清楚。有時亦寫成阿聾，他確實有點聾，別人講話常常聽不見。亦有人說他是
裝聾，不想聽的話就裝聾作啞。
阿朗的碧廬，在重慶文藝界是一個引人的去處，朋友們都願意到這裡來坐坐，
聊聊，自由自在。在我的記憶裡，年節時候，不止一次開過舞會，大家興致很高，
十分熱鬧，作家、演員常常跑到這裡來。中央青年劇社、中國電影製片廠劇團、中
華劇藝社都離這裡不遠，所以演員們來得更多。
郭沫若戲稱「二流堂」
周恩來同志領導的曾家岩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是中國共產黨在重慶的常設機構，
和重慶的進步文藝界有緊密的聯繫，我在這裡就多次見到過周公以及董必武、林伯
渠、王若飛、林彪和一些從延安來到陪都的同志，也常在這裡聽到一些政治或政策、
文件等的傳達報告，也收到過從延安帶來送給朋友們的毛衣料、小米和紅棗……這
些傳達、通知和饋贈都是大家敬愛的夏公轉來的。
給大家較深印象的是從延安來了一個小型的秧歌劇表演，演出的節目是《兄妹
開荒》，兩個演員是歐陽山尊和李麗蓮，這種表演形式大家都未之前見，感覺十分
新鮮。在劇中的對話裡，聽到一個很新鮮的未之前聞的陝北名詞，就是妹妹送飯，
原在開荒的哥哥假裝在地裡睡覺，妹妹生氣了，罵哥哥是「二流子」，就是光吃不
幹的懶漢。這個有趣的名詞把大家打動了，文藝工作者生活大都沒有規律，夜裡不
睡，早晨睡懶覺，吃飯不定時都是常事。尤其是盛家倫，生活太沒規律，而且讀那
麼多的書，卻一個字也不寫，大家說他「光吃不拉」，叫「二流子」是從他開始的。
有一天郭老（郭沫若）和徐冰同志等到碧廬來，聽見大家在互稱二流子。郭老
說：「好，給你們取個堂名吧。就叫二流堂好不好？」大家都說好。徐冰叫大家拿
紙筆來，請郭老當場題字做匾，但是找了半天，無筆無墨，更無大張宣紙，只得罷
了。但是「二流堂」這個名字卻從此叫開了。
這個「二流堂」簡明、響亮、好叫、好記。不久就名傳遐邇，文藝界、新聞界、
演員們把這裡當做休息、聚會的地方。說心裡話，我對這個名詞沒有什麼好感，我
寫作一直很勤奮，也不愛過多地聊閑天，除了最初叫著新鮮之外，後來我就很少跟
著起哄了。抗戰勝利之後，大家紛紛復員，各奔前程，歷經上海，再去香港，到19
49年蔣介石敗走臺灣，當年流亡重慶的朋友回到新中國的首都北京重新團聚。
我是1949年10月2日回到暌別十三年的北京的。那時演員戴浩與虞靜子夫婦在東
單西觀音寺34號（後門是棲鳳樓61號）租了一所老式的大洋房，進門是一排六間平
房，相連一幢寬大的樓房，分租一間樓房給盛家倫，樓下一大間住的是音樂家鄔析
零全家，另外還有一個跨院的兩間平房由黃苗子和鬱風租住，另外還有樓下一間大
廳和兩間側室由我介紹給遷來北京的新民報社做北京辦事處，《新民報》總經理和
北京經理陳銘德和鄧季惺夫婦是我們在重慶結識的好朋友。我則租住了進門那六間
一排的平房。我和鳳霞就是在這裡結婚的。
老朋友又在這裡聚頭了，而且基本上還是當年碧廬舊人，增加的黃苗子夫婦更
是多才多藝討人歡喜，房主人亦即經租人戴浩、虞靜于夫婦都是演員，平素交遊廣
闊人緣特好。唐瑜已經結婚成家，成為這裡的常客。於是馬上就傳播人口，都說是
「二流堂」在北京重建起來了。
我家本來客人就多，眼看著客人更多起來，我住的一排平房又是在院子最外邊，
來人一進大門就敲我家的房門。就在這時，我們大院的斜對門開了一家叫做益康的
川菜館，很地道的川味。女老闆姓金，據說是滿清皇族的一位格格，又說是川島芳
子的妹妹，為人很豁達靈活，開張不久便生意興隆，去吃飯的客人常常要排隊等候。
這麼一來，我家更熱鬧了，熟朋友來益康吃飯，碰上要等候，索性到我家一邊聊天
一邊等。吃完飯也來我家坐一會再走。無論是本市的，來自外地的，經常能聽到
「去二流堂走走……」這樣的話。日以繼日，真教人受不了，我們倆即便是再好交
友，也經不住這樣的疲勞轟炸了。而且我確實是不喜歡「二流堂」這個名字，我的
嘴裡也從來不叫這個名字，如今深受其累，我和鳳霞就計算著搬離這個地方。1954
年我決定把住在上海的父親和母親接來北京同住，那時父親已中風臥病多年，母親
除去照顧父親，還要為我照顧不足兩歲的兒子歡歡，為此我求得北京市東城房管局
的幫助，買了一所坐落在帥府園馬家廟9號有十八個房間的四合院，並在這年秋天把
他們接來北京。
父親母親一生最重的兩個負擔，一是子女太多，除早年去世的一女三子外，還
有十一個子女，苦熬半世都已長大成人；二是父親一生醉心于收購文物，除戰亂流
離中損失甚重外，這回來京還帶來數百件之多，箱籠一大堆，不知母親是怎樣收拾
起來的。我對父親說：「今天的政府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政府，父親一世傾全部財
力收集起來的這批文物應當捐給國家，將遠比自己保存安全可靠得多，」父親當時
說話比較困難，但神志思維都是十分清楚的，他立即同意了。經我請來了當時的中
央文物局長鄭振鐸伯伯和古文物專家來當面點收這批共計二百四十餘件的精選珍品，
無償捐獻給故宮博物館。是建國以來社會人士向國家捐獻文物精品的先驅者。
這樣我們一家算是在北京定居下來了。住處在王府井大街帥府園協和醫院北側，
正是北京繁華區的中心地帶，來訪客人仍不在少，但是畢竟不同于在益康飯館對面，
總是安靜些了。那三年我為京劇藝術兩位大師梅蘭芳和程硯秋拍攝了一共四部影片，
工作夠緊張的，但和兩位大師的合作關係都極和諧融洽，尤其是程硯秋先生資質穎
異坦率天真，雖然年事已高卻富有青春氣息，使我永生難忘。
所謂「小家族」成員的遭遇
一連拍攝幾次重頭的京劇，又是新中國拍攝彩色片的開始，從籌備，到建組，
導演的設計，美術處理上寫意與寫實的結合，乃至於重新編寫劇本；還包括與蘇聯
專家的合作，工作十分繁重。時間又拖得這麼長遠，連我這做導演的有時也不免感
到煩倦。這時候忽然發生了一件使我感到十分惶惑的事情：一天夏衍同志找到我，
要我抽個時間去看一下北京電影製片廠廠長田方，和他談一下抗戰期間重慶「二流
堂」的「事情」。這個問題提得太奇怪了！「二流堂」是個什麼？還有什麼「事情」？
我實在沒法談，只覺得莫名其妙。但忽然想起幾天以前在街上偶然遇見一對新婚伴
侶，過去常來我家的，這是一夥六七個自幼孤苦失怙，亂世中備嘗艱苦成長起來的
青年人，其中一個是我在電影局工作的同事田莊，常到我家來，並且漸漸地把他的
這些小夥伴們也帶來，有時就在我家吃飯，並且管我和妻子稱為大哥大嫂，稱他們
自己這一夥為「小家族」。他們之中有畫家、音樂家、詩人、小說家、劇作家……
大都年輕有為，生機活潑，我和鳳霞都很喜歡他們。遇見他倆之後我才覺得，為什
麼有一段時間他們都不到我家來了。他們告訴我，就在幾個月以前開始的一個叫做
「肅清反革命」的運動，他們出了事：「小家族」裡發現了「胡風反革命集團」裡
的成員，所以他們幾乎都受到了審查，被認為是「胡風集團」的外圍組織，如今審
查還沒有結束，但他倆卻不顧一切地結了婚。
我怎麼也不能想像，這樣可愛的一夥年輕人會是一群反革命分子。至於胡風是
不是反革命我也難以想像。可是忽然要我去找廠長談「二流堂」，會不會和「小家
族」發生類似的情況了？但我在直覺上完全不相信「小家族」會是反革命。在我印
象中，這群年輕人對共產黨衷心愛戴，沒有半點虛假；連這樣的青年都要懷疑，那
就太愚蠢了。
我懷著一種不祥的預感去看田方，田倒是十分平靜、客氣，叫我不要多想什麼，
說「二流堂」誰不知道？還說「二流堂」是郭老取名，周總理都知道。這使我也想
起，聽人說，建國初期，周總理在一次文藝界的集會上大聲問：「『二流堂』的人
都回來了嗎？」
這樣我就沒有什麼顧慮的了，連一點點的不祥之兆也全都煙消雲散；但對那些
年輕朋友們的不幸遭遇卻一刻也難忘懷。總覺得為什麼這麼多疑，這麼缺少自信？
真難理解。
妻子阻止我作整風發言
拍完了梅蘭芳，又拍程硯秋，待程硯秋的《荒山淚》拍完，又結束了全部後期
製作，已經是1956年的秋天。由於我早已和北影廠達成協議：梅蘭芳影片的拍攝是
我做電影導演的最後作品，只是由於程硯秋的《荒山淚》是周總理親自交下的任務，
而且又指定要我導演，不能推辭，只得接受。拍攝結束，北影代廠長錢筱璋說，為
了慰勞我，要我帶領一個小小的攝製組去拍一部兩本篇幅的風景片，實際上就是任
我選擇一個風景勝地當做一次旅遊。主要的原因是有一批為數不多的彩色片再不用
完就要過期成為廢片；那時彩色片十分珍貴稀罕，決不能白白浪費掉。這樣我帶著
一共四個人的隊伍先去四川，但由於時屆深秋，只有一片濃綠，沒有彩色了；然後
再去雲南，到昆明拍了一部《春城秋色》，從此結束了我的電影導演生涯。
實際上影片的後期製作結束已經是1957年，即使我平時對政治毫無興趣也感到
了國際國內的風雲動盪。在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批判了斯大林，波蘭出了問題……
國內有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公私合營，民族資產階級敲鑼打鼓進入社會主義；黨中央
提出了在思想和文化領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處處使人感覺到春天到
了，文藝界的春天也來到了，整個國家社會生氣勃勃，使人感覺到有一股清新之風
吹進生活；報紙刊物上議論風生，精神振奮，文藝界一洗沉鬱之風，戲劇界也呈現
一派生機。1957年3月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我也應
邀去聽了講。他老人家從容揮灑，妙語如珠，聽得大家十分振奮，但是後來發表的
講話定稿卻作了大量的改動。
這年5月間黨中央發出號召，要求大家向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要人們消除顧
慮，大膽地敞開發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那時我正
在創作新的話劇本，我為停止了我一向不感興趣的電影工作而十分振奮，急於寫出
新的話劇本，已定名為《吹皺一池春水》。但是家裡不斷來人，屢屢打斷我的寫作，
有很多報紙雜誌的記者，有很多議論當前形勢的朋友，甚至有老前輩擔任文化領導
的人物拉著我，要我陪他去民間小劇團去「放火」，更有說明白是奉命來要我發表
意見，寫文章給領導提意見的……這樣的記者遠不是一個兩個，而我對文藝的領導
也確是意見不少；然而在我家裡卻產生了很大的阻力。
阻力來自妻子新鳳霞，她聽到我的一些意見，十分反感，甚至害怕。她認為，
在舊社會受盡苦難，多虧共產黨救了她才翻了身；今天的領導方式儘管有問題，也
比舊社會強多了。我說：「這回是共產黨要大家提意見的，為了改進工作，又是毛
主席讓提的。」她說：「那也不許你提！」她叉著腰站在門口不許我出去，那是5月
31日，全國文聯周揚、陽翰笙兩位邀我出席一個小會，而且派人派車來接，汽車在
大門外撳喇叭，接我的人在一旁催我，一向溫順的妻子卻一反常態堅持不肯放行。
事情毫無轉彎的餘地，我狠狠勁一把把妻子推開就走了。聽見妻子哭了，我頭也沒
回，跑出院子，出了大門，上了車。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對女人這麼粗暴，真夠我一
生後悔的。但那時我想的只是：為了黨的事業。
從後果來說，妻子的攔阻是對的。那天的與會者只有馬思聰、金山等五六個人，
我的發言後來被前輩田漢先生加了一個標題：《党「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在
報上公開發表，成為反黨的鐵證。
後來的遭遇可想而知，我受到的大小會批判有幾十次，自己也記不得了；檢討
也作了一次又一次，反正是作不好，因為立場轉不過來嘛！不計其數的過去老朋友
好朋友都上臺批判我，甚至一位後來自己由於道德敗壞犯罪勞改的楚辭專家上臺發
言，歷數吳某如何黃色下流，指為當代的西門慶云云……
「我能等二十八年年！」
接著我被打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
這麼多的會，無盡無休的會，我已經被批得頭腦麻木了。但是其中的又一個會
使我更加意外。開會之前，幾位專案組的同志問我：「你還有一個重要問題沒有交
代。已經到這個地步了，不應該再隱瞞了。」
什麼問題呢？我實在不知道哪兒來的這麼多的問題。讓我回家去想也想不出來。
相持很久之後，才告訴我：「二流堂！」啊！原來又是這個「二流堂」。有什麼問
題？告訴了我我也不知道。於是我又成了說謊者，騙子……讓我寫我也寫不出來，
連我也覺得自己實在太糊塗了。最後領導方面召集了一次會，參加者全是當年重慶
陪都時代的朋友，這些當年老友聚于一堂，如今不得不刮目相看，居然都把我批判
得頭頭是道。最後是一位文化部的副部長發表了一篇洋洋灑灑超過三萬言的長文，
題為《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粉碎「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團》，歷數「二
流堂」的反黨實質、思想、表現，為「二流堂」做了高度概括的總結，同時發表在
當時的《文藝報》和《戲劇論叢》上。
吳祖光的罪行這回就又正式加上了這個一直「隱瞞」的反革命組織——「小家
族」，也是後來由革命同志揭發了，吳才被迫承認的。
接著我被打成右派分子，還得注明是反革命右派分子，是在北京電影製片廠召
開的全廠大會上宣佈的。同時被打成右派的還有戴浩。巧不巧，他也是「二流堂」。
還是那位副部長，把我的妻子新鳳霞召到文化部，命她與丈夫劃清界限。怎麼
劃清界限呢？副部長叫她看一份當天的《人民日報》，記載一位被劃右派的男人的
妻子斷然和丈夫離了婚，緊跟著入黨成為光榮的共產黨員了。「這就是劃清界限了。」
副部長說，「你應當向她學習。」但是一向見官就怕的這個民間藝人、貧民窟出身
的新鳳霞不知怎的，竟然拒絕了副部長的指示。她說：
「党要改造知識分子，他會改好的。」
「他能改好？」
「能改好。」
「我們要把他送到很遠的地方。」
「我可以等他回來。」
「噢！你能等多久？」
「王寶側等薛平貴等了十八年，我能等二十八年。」
副部長勃然大怒：「你給我出去！」
新鳳霞出了副部長的辦公室，大聲哭起來，跑出很長的樓道，跑下樓，一路哭
著跑出文化部。
隨後就是我在家聽候處理了。1958年早春的一個淩晨，大雪紛飛，我到父母親
的住室去和老人告別。我要和一個有五百人的龐大的右派大隊去到極北邊的北大荒
勞動改造。早在幾個月前我開始受批判時就把一切有關的報紙刊物收起來不讓父親
看見，因此病中的父親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他也不知我要到什麼地方去，
分別時他是對我笑著的。那時我也不知這是與父親的永別，父親在第二年去世，我
在春耕的大田裡勞動時收到北京的報喪電報已經過了半個月。
我在三年以後，即是1960年底回到北京，好像做了一場噩夢，現在夢還未醒，
可是全國鬧災荒，老百姓苦不堪言，家家為吃的發愁。我發現最苦的是我的妻子，
新鳳霞三年中忍辱負重，發奮圖強，在巨大壓力之下排了許多新戲，尤其是一出
《乾坤帶》所獨創的新腔，為評劇的唱法和腔調劃了一個時代。而這些新作都是在
受到許多冷遇和不平等的對待中創造出來的。儘管由於周總理的親自過問，很短期
間就給她摘掉右派帽子，但在劇院裡，從領導起就一直在壓制她，給她種種的歧視，
同行演員除少數人同情她與她合作外，對她隨時壓制排擠經常不斷。惟一給她安慰
和鼓勵的是廣大熱情的觀眾，每次演出結束，觀眾歡呼為她鼓掌時，她卻被安排去
刷痰盂、清掃廁所了。甚至在去外地演出時，劇院在後臺張貼大標語：「大右派吳
祖光的老婆新鳳霞不要翹尾巴！」除了羞辱新鳳霞外，為的是外地的記者或觀眾朋
友不要接近她。
「四人幫」橫行時，江青看了新鳳霞一次演出，戲不終場便離座而去，叫著：
「新鳳霞不會演戲！」於是劇院領導便遵旨停止了她的演戲，使她約在三十八歲時
就這樣被迫離開了舞臺，然後就開始了長時期的體力勞動，在地下十幾米深處挖了
七年防空洞。1975年患高血壓，雖然醫生開出證明，但領導不准休息。終於在背著
行李準備到平谷山區去勞動時中風病倒，送醫院又被誤診，將「血栓」斷為「溢血」，
左肢癱瘓至今已經十六年。
「文化大革命」幾乎把國家引向崩潰，而「文革」剛剛開始，「二流堂」就又
成為一些「革命造反派」的一個焦點，無數的大字報、小報、標語紛紛把矛盾指向
「二流堂」，吳祖光再次成為「現行反革命」，我的住宅附近的著名的協和醫院院
牆上用幾乎兩米見方的大字寫著「徹底砸爛反革命裴多菲俱樂部二流堂」的大標語。
我家大門上也用白灰寫上「吳祖光二流堂」的大字。新鳳霞的中國評劇院的造反派
給她加上一個頭銜：「二流堂堂嫂新鳳霞」……反右派運動中，黃苗子、丁聰也被
打成右派。盛家倫在反右前逝世，假若他活著，他也跑不了。
在這段昏天黑地的日子裡，居然有人告訴我一件令人深為感歎的事情。前面提
到的那位為「二流堂」寫文章作總結的副部長，在這場十年浩劫中竟也成為被審查
的對象。有一天他被提出去接受審問，提出的問題是叫他說明「二流堂」的形成、
發展、性質、影響等一系列的問題，他竟張口結舌，一點也回答不出。這樣便激怒
了「造反派」，指出他曾經寫過三萬言專論，詳述和分析「二流堂」的一切，如今
怎能推個乾淨？但他仍不能回答，於是挨了一頓毒打。審問進行了大半天，被拖回
關押的住處時，狼狽委頓不堪的副部長癱倒在地委屈得放聲大哭……可憐的副部長
一定會後悔當年對「二流堂」過分的關心，而那篇專論顯然是叫秘書或其他哪位專
家學者寫的，只是署了副部長的大名罷了。副部長已經去世，我已沒有機會去慰問
他了。
「文革」十年，我在「五七幹校」消磨生命大概達七年之久。1972年12月7日至
13日有兩名身穿人民解放軍軍服、自稱為「中央專案組」的人來到我受鍛煉的河北
省靜海縣獨流河南畔的團泊窪勞改農場，我們文化部的幹校，向我查問「二流堂」
問題，要我寫交代材料，目的明確，要我說明「二流堂」是政治問題。這種憑空捏
造的問題我怎能回答得出來？於是當然說不清楚，於是就一天一天軟磨硬泡下去。
不過兩位解放軍倒是比較文明的，不像學生「造反派」那樣動輒打罵。不過問來問
去，使我感覺到來人是有目的的，也是有對象的，顯然他們想把「二流堂」的後臺
說成是周恩來總理。看樣子是江青「四人幫」派來的……當然這是我的臆測。他們
這種毫無根據的胡猜亂想糾纏了我整整七天之久。倒好，我歇了七天工。他們兩位
的審問結束之後，我就寫了這篇文章開頭的那首七言律詩。
再說一件教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後來我才知道：在「中央專案組」兩名解放軍
到團泊窪審問我之後，又到北京市問新鳳霞，要她交待重慶「二流堂」的材料。鳳
霞說：「重慶那段沒有我。我是解放後才在北京見到吳祖光的。」但來人不依不饒，
說：「不管你怎麼說，文件上說你是二流堂堂嫂，你不交代不行！」居然就有這樣
水平的專案組，真是活見鬼！
我的右派帽子是1961年末在中國戲曲學校實驗京劇團的全團大會上宣佈摘掉的，
因為當時這個劇團要去上海演出，文化部認為我和上海的新聞界、文藝界和京劇界
關係都熟，需要我幫助這些青年演員打開局面，所以趕在出發前夕為我摘帽，並且
在《人民日報》上發佈消息。
新鳳霞是在1957年被劇院戴上右派帽子，但不過幾個月後摘了帽子，而「摘帽
右派」實際仍是右派，長年受到精神上、人格上、身體上的嚴重迫害，終於受害致
殘。到70年代據查她的檔案裡根本沒有戴帽的材料，完全是少數幾個劇院領導的蓄
意迫害，儘管這些人都還健在，但這筆賬沒法算了。
關於「二流堂」，如今自然已有結論：
1979年6月19日中共文化部黨組文件文黨字第99號，文化部複查委員會辦公室發
布撤銷《關於「二流堂」組織活動情況的報告》的通知：「……近年來我們對所謂
『二流堂』及『小家族』問題進行了反復調查研究，證明所謂『二流堂』（包括
『小家族』）的一些同志，都是好的和比較好的。過去曾被懷疑有政治歷史問題的
一些同志，也都查明沒有問題。而沒有一個是跟林彪、『四人幫』跑的。
「因此1955年原文化部黨組所作的《關於『二流堂』組織活動情況的報告》，
把它定為『反革命政治嫌疑小集團』是完全錯誤的。為了撥亂反正，落實黨的政策，
實現安定團結，黨組決定將1955年以『文化部黨組』名義發出的《關於『二流堂』
組織活動情況的報告》予以撤銷。凡受到與『二流堂』、『小家族』等問題牽連的
同志，都要按照黨的政策，實事求是地予以糾正。銷毀有關材料（本人寫的退還本
人）並在一定範圍內向群眾宣佈。家屬子女受牽連的，應將本人複查後的結論，通
知家屬所在單位。本件有附件：《所謂『二流堂』的簡況》（調查報告）」
「二流堂」前因後果大致如上述，經過了三十多年，有些往事記不清就不寫了，
也犯不上苦思冥索。
再回到我們這個倒黴的「二流堂」。在我最後一次長達七日的接受審查時，那
兩位「中央專案組」的同志在審到最後，對我的交代表示極為不滿之後，無可奈何
地宣佈審問即告結束了，並且非常感慨地對我說：「為了審查你的這個『二流堂』，
國家派出的外調人員幾乎走遍了大半個中國，而且反反復複不知經過多少周折……
你看你為國家造成多大的浪費？你慚愧不慚愧？」
我怎麼不慚愧呢？「文革」期間，不說我進了幹校之後，在這之前我就被外調
「二流堂」的一個接一個的革命組織弄得昏了頭。記得一次在那個帥府園四合院的
家裡，一群上海來的中學生把我從我的住室裡揪出來，連罵帶推，要我「低頭認罪」，
弄得強行搬入我家南屋居住的一家工人老劉師傅都看不下去，挺身而出，保護我，
把那群學生喝退了。這些青年學生來自上海某中學，我的小弟祖昌是這家中學的校
長，看來他也被學生專了政，知道校長有個大右派哥哥，於是引起這幫學生極大興
趣，反正全國大串聯，吃、喝、旅行都不花錢，於是北京一遊，來找吳祖光開心。
這些只是「文革」時期的事，「文革」十年前的反右我就領教了專案組和好事
者的審問，交代沒完沒了……真是替咱們的國家心疼，浪費了多少錢，多少人力物
力？
就說為我先先後後發的那五個國家正式文件，又要浪費國家多少人力、物力，
文件的擬稿人、審核者、最後簽字批准發出者要花費多少精力？風風火火，興師動
眾，最後是一場空對空的胡鬧，什麼問題也不存在。
「小家族」裡的汪明，劇作家，備受折磨，死於安徽勞改地。博聞強記，天資
穎異的戲劇家田莊，熬不過年年苦難，英年早逝。想到他們就教我悲傷不已。而我
呢，不覺早過了古稀之年，七十餘年的歲月，卻被這個「二流堂」攪掉我過半的生
涯。尤其是我的妻子，滿腔對共產黨的感恩圖報之心，只為了這點夫妻情義，即被
趕下舞臺，又受長年淩虐，終至半身癱瘓至今十六年之久，令我終身致憾，贖罪無
從。
二流堂！二流堂！歎光陰之苦短，哀人生之過速；無理取鬧，胡攪蠻纏，上海
話所謂「纏夾二」是也。這也就是我那句「一生纏夾二流堂」的本意。
1991年3月19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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