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儒家|聞一多

什麼是儒家

　　——中國士大夫研究之一

　　「無論在任何國家，」伊裡奇在他的《國家論》裡說，「數千年間全人類社會的發展，把這發展的一般的合法則性，規則性，繼起性，這樣的指示給我們了：即是，最初是無數階級社會——貴族不存在的太古的，家長制的，原始的社會；其次是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社會，奴隸佔有者的社會。奴隸佔有者和奴隸是最初的階級分裂。前一集體團不僅佔有生產手段——土地，工具（雖然工具在那時是幼稚的），而且還佔有了人類。這一集團稱為奴隸佔有者，而提供勞動於他人的那些勞苦的人們便稱為奴隸。」中國社會自文明初發出曙光，即約當商盤庚時起，便進入了奴隸制度的階段，這個制度漸次發展，在西周達到它的全盛期，到春秋中葉便成強弩之末了，所以我們可以概括的說，從盤庚到孔子，是我們歷史上的奴隸社會期。但就在孔子面前，歷史已經在劇烈的變革著，轉向到另一個時代，孔子一派人大聲疾呼，企圖阻止這一變革，然而無效。歷史仍舊進行著，直到秦漢統一，變革的過程完畢了，這才需要暫時休息一下。趁著這個當兒，孔子的後學們，以董仲舒以代表，便將孔子的理想，略加修正，居然給實現了。在長時期變革過程的疲憊後，這是一帖理想的安眠藥，因為這安眠藥的魔力，中國社會便一覺睡了兩千年，直到孫中山先生才醒轉一次。孔子的理想既是恢復奴隸社會的秩序，而董仲舒是將這理想略加修正後，正式實現了，那麼，中國社會，從董仲舒在中山先生這段悠長的期間，便無妨稱為一個變相的奴隸社會。

　　董仲舒的安眠藥何以有這麼大的魔力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還得從頭說起。相傳殷周的興亡是仁暴之差的結果，這所謂仁與暴分明代表著兩種不同的奴隸管理政策。大概殷人對於奴隸榨取過渡，以至奴隸們「離心離德」而造成「前途倒戈」的後果，反之，周人的榨取比較溫和，所以能一方面贏得自己奴隸的「同心同德」，一方面又能給太公以施行「陰謀」的機會，教對方的奴隸叛變他們自己的主人。仁與暴是漂亮的名詞，實際只是管理奴隸的方法有的高明點，有的笨點罷了。周人還有個高明的地方，那便是讓勝國的貴族管理勝國的奴隸。《左傳》定四年說「周公相王室，分魯公以……殷民六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使之職事于魯，……分之土田陪敦（附庸，即僕庸），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這些殷民六族與七族便是勝國投降的貴族，那些「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的「祝宗卜史」便是後來所謂「儒士」——寄食于貴族的智識分子。讓貴族和智識分子分掌政教，共同管理自己的奴隸（附庸），這對奴隸們和奴隸佔有者（周人）雙方都有利的，因為以居間的方式他們可以緩和主奴間的矛盾，他們實在做了當時社會機構中的一種緩衝階層。後來勝國貴族們漸趨沒落，而儒士們因有特殊智識的技能，日漸發展成一種宗教文化的行幫企業，兼理著下級行政幹部的事務，於是緩衝階層便為儒士們所獨佔了。（當然也有一部分沒落的勝國貴族，改業為儒，加入行幫的。）

　　明白了這種歷史背景，我們就可以明白儒家的中心思想。因為儒家是一個居於矛盾的兩極之間的緩衝階層的後備軍，所以他們最忌矛盾的統一，矛盾統一了，沒有主奴之分，便沒有緩衝階層存在的餘地。他們也不能偏袒某一方面，偏袒了一方，使一方太強，有壓倒對方的能力，緩衝者也無事可做。所謂「君子和而不同」，便是要使上下在勢均力敵的局面中和平相處，而切忌「同」於某一方面，以致動搖均勢，因為動搖了均勢，便動搖自己的地位啊！儒家之所以不能不講中庸之道，正因他是站在中間的一種人。中庸之道，對上說，愛惜奴隸，便是愛惜自己的生產工具，也便是愛惜自己，所以是有利的；對下說，反正奴隸是做定了，苦也是吃定了，只要能吃少點苦就是幸福，所以也是有利的。然而中庸之道，最有利的，恐怕還是那站在中間，兩邊玩弄，兩邊鎮押，兩邊勸諭，做人又做鬼的人吧！孔子之所以憲章文武，尤其夢想周公，無非是初期統治階級的奴隸管理政策，符合了緩衝階層的利益，所謂道統者，還是有其社會經濟意義的。

　　可是切莫誤會，中庸絕不是公平。公平是從是非觀點出發的，而中庸只是在利害上打算盤。主奴之間還講什麼是非呢？如果是要追究是非，勢必牽涉到奴隸制度的本身，如果這制度本身發生了問題，那裡還有什麼緩衝階層呢？顯然的，是非問題是和儒家的社會地位根本相抵觸的。他只能一面主張「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一面用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論，維持現有的秩序（既成事實），然後再苦口婆心的勸兩面息事寧人，馬馬虎虎，得過且過。我疑心「中庸」之庸字也就是「附庸」之庸字，換言之「中庸」便是中層或中間之傭。自身既也是一種傭役（奴隸），天下那有奴隸支配主義的道理？所以緩衝階層的真正任務，也不過是懇求主子刀下留情，勸令奴才忍重負辱，「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天秤上的碼子老是向重的一頭移動著，其結果，「中庸」恰恰是「不中庸」。可不是嗎？「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果然你辭了爵祿，蹈了白刃，那于主人更方便（因為把勸架的人解決了，奴才失去了掩蔽，主人可以更自由的下毒手），何況爵祿並不容易辭，白刃更不容易蹈呢？實際上緩衝階層還是做了幫兇，「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冉求的作實在是緩衝階層的唯一出路。孔子喝令「小子鳴鼓而攻之！」是冤枉了冉求，因為孔子自己也是「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的，冉求又怎能餓著肚子不吃飯呢？

　　但是，有了一個建築生產關係上的社會，季氏便必然要富於周公，冉求也必然要為之聚斂，這是歷史發展的一定的法則。這法則的意義是什麼呢？恰恰是奴隸社會的發展促成了奴隸社會的崩潰。緩衝階層既依存於奴隸社會，那麼冉求之輩的替主人聚斂，也就等於替緩衝階層自掘墳墓。所以畢竟是孔子有遠見，「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冉求是自己給自己毀壞青山啊！然而即令是孔子的遠見也沒有挽回歷史。這是命運的作劇吧？做了緩衝階層，其勢不能不幫助上頭聚斂，不聚斂，階層的地位便無法保持，但是聚斂得來使整個奴隸社會的機構都要垮臺，還談得到什麼緩衝階層呢？所以孔子的呼籲如果有效，青山不過是晚壞一天，自己便多燒一天的柴。如果無效，青山便壞得更早點，自己燒柴的日子也就更有限了，孔子的見地遠是遠點，但比起冉求，也不過是「以百步笑五十步」而已。結果，歷史大概是沿著冉求的路線走的，連比較遠見的路線都不曾蒙它採納，於是春秋便以速度的發展轉入了戰國，儒家的理想，非等到董仲舒是不能死灰復燃的。

　　話又說回來了，儒家思想雖然必需等到另一時代，客觀條件成熟，才能復活，但它本身也得有可能復活的主觀條件，才能真正復活，否則便有千百個董仲舒，恐怕也是枉然。儒家思想，正如上文所說，是奴隸社會的產物，而它本身又是擁護奴隸社會的。我們都知道，奴隸社會是歷史必須通過的階段（它本身是社會進步的果，也是促使社會進步的因）。既然必須通過，當然最好是能過得平穩點，舒服點。文武周公所安排的，孔子所表章的奴隸社會，因為有了那緩和的榨取政策，和為執行這政策而設的緩衝階層，它確乎是一比較舒服的社會，因為舒服，所以自從董仲舒把它恢復了，二千年的歷史全在它的懷抱中睡著了。

　　誠然，董仲舒的儒家不是孔子的儒家，而董仲舒以後的儒家也不是董仲舒的儒家，但其為儒家則一，換言之，他們的中心思想是一貫的。二千年來士大夫沒有不讀儒家經典的，在思想上，他們多多少少都是儒家，因此，我們瞭解了儒家，便瞭解了中國士大夫的意識觀念。如上文所說，儒家思想是奴隸社會的產物，然則中國士大夫的意識觀念是什麼，也就值得深長思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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