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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儒·道·土匪


  醫生臨症,常常有個觀望期間,不到病勢相當沉重,病象充分發作時,正式與有效的診斷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病人方面,往往愈是痼疾,愈要諱疾忌醫,因此恐怕非等到病勢沉重,病象發作,使他諱無可諱、忌無可忌時,他也不肯接受診斷。

  事到如今,我想即便是最冥頑的諱疾忌醫派,如錢穆教授之流,也不能不承認中國是生著病,而且病勢的嚴重,病象的昭著,也許賽過了任何歷史記錄。惟其如此,為醫生們下診斷,今天才是最成熟的時機。

  向來是「旁觀者清」,無怪乎這回最卓越的斷案來自一位英國人。這是韋爾斯先生觀察所得:

  「在大部分中國人的靈魂裡,鬥爭著一個儒家,一個道家,一個土匪。(《人類的命運》)」

  為了他的診斷的正確性,我們不但欽佩這位將近八十高齡的醫生,而且感激他,感激他給我們查出了病源,也給我們至少保證了半個得救的希望,因為有了正確的診斷,才談得到適當的治療。

  但我們對韋爾斯先生的擁護,不是完全沒有保留的,我認為假如將「儒家、道家、土匪」改為「儒家、道家、墨家」,或「偷兒、騙子、土匪」,這不但沒有損害韋氏的原意,而且也許加強了它,因為這樣說話,可以使那些比韋爾更熟悉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人感覺更順理成章點,因此也更樂於接受點。

  先講偷兒和土匪,這兩種人作風的不同,只在前者是巧取,後者是豪奪罷了。「巧取豪奪」這成語,不正好用韓非的名言「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來說明嗎?而所謂俠者不又是墮落了的墨家嗎?至於以「騙子」代表道家,起初我頗懷疑那徽號的適當性,但終於還是用了它。「無為而無不為」也就等於說:無所不取,無所不奪,而看去又像是一無所取,一無所奪,這不是騙子是什麼?偷兒、騙子、土匪是代表三種不同行為的人物,儒家、道家、墨家是代表三種不同的行為理論的人物,儘管行為產生了理論,理論又產生了行為,如同雞生蛋,蛋生雞一樣,但你既不能說雞就是蛋,你也就不能將理論與行為混為一談。所以韋爾斯先生叫儒家、道家和土匪站作一排,究竟是犯了混淆範疇的邏輯錯誤。這一點表過以後,韋爾斯先生的觀察,在基本意義上,仍不失為真知灼見。

  就歷史發展的次序說,是儒,墨,道。要明白儒墨道之所以成為中國文化的病,我們得從三派思想如何產生講起。

  由於封建社會是人類物質文明成熟到某種階段的結果,而它自身又確乎能維持相當安定的秩序,我們的文化便靠那種安定而得到迅速的進步,而思想也便開始產生了。但封建社會的組織本是家庭的擴大,而封建社會的秩序是那家庭中父權式的以上臨下的強制性的秩序,它的基本原則至多也只是強權第一,公理第二。當然秩序是生活必要的條件,即便是強權的秩序,也比沒有秩序的好。尤其對於把握強權、制定秩序的上層階級,那種秩序更是絕對的可寶,儒家思想便是以上層階級的立場所給予那種秩序的理論的根據。然而父權下的強制性的秩序,畢竟有幾分不自然,不自然的便不免虛偽,虛偽的秩序終久必會露出破綻來,墨家有見於此,想以慈母精神代替嚴父精神來維持秩序,無奈秩序已經動搖後,嚴父若不能維持,慈母更不能維持。兒子大了,父親管不了,母親更管不了,所以墨家之歸於失敗,是勢所必然的。

  墨家失敗了,一氣憤,自由行動起來,產生所謂遊俠了,於是秩序便愈加解體了。秩序解體以後,有的分子根本懷疑家庭存在的必要,甚至咒詛家庭組織的本身,於是獨自逃掉了,這種分子便是道家。

  一個家庭的黃金時代,是在夫婦結婚不久以後,有了數目不太多的子女,而子女又都在未成年的期間。這時父親如果能幹保持著相當豐裕的收入,家中當然充滿一片天倫之樂,即令不然,兒女人數不多,只要分配得平均,也還可以過來相當快樂,萬一分配不太平均,反正兒女還小,也不至鬧出大亂子來。但事實是一個龐大的家庭,兒女太多,又都成年了,利害互相衝突,加之分配本來就不平均,父親年老力衰,甚至已經死了,家務由不很持平的大哥主持,其結果不會好,是可想而知了。儒家勸大哥一面用父親在天之靈的大帽子實行高壓政策,一面叫大家以黃金時代的回憶來策勵各人的良心,說是那樣,當年的秩序和秩序中的天倫之樂,自然會恢復。他不曉得當年的秩序,本就是一個暫時的假秩序,當時的相安無事,是沾了當時那特殊情形的光,於今情形變了,自然會露出馬腳來。墨家的母性慈愛精神不足以解決問題,原因也只在兒女大了,實際的利害衝突,不能專憑感情來解決,這一層前面已經提到。在這一點上,墨家犯的錯誤,和儒家一樣,不過墨家確乎感覺到了那秩序中分配不平均的基本癥結,這一點就是他後來走向自由行動的路的心理基礎。墨家本意是要實現一個以平均為原則的秩序,結果走向自由行動的路,是破壞秩序。只看見破壞舊秩序,而沒有看見建設新秩序的具體辦法,這是人們所痛惡的,因為,正如前面所說的,秩序是生活的必要條件。尤其是中國人的心理,即令不公平的秩序,也比完全沒有秩序強。

  這裡我們看出了墨家之所以失敗,正是儒家之所以成功。至於道家因根本否認秩序而逃掉,這對於儒家,倒因為減少了一個掣肘的而更覺方便,所以道家的遁世實際是幫助了儒家的成功。因為道家消極的幫了儒家的忙,所以儒家之反對道家,只是口頭的,表面的,不像他對於墨家那樣的真心的深惡痛絕。因為儒家的得勢,和他對於墨道兩家態度的不同,所以在上層階級的士大夫中,道家還能存在,而墨家卻絕對不能存在。墨家不能存在于士大夫中,便一變為遊俠,再變為土匪,愈沉愈下了。

  搗亂分子墨家被打下去了,上面只剩了儒與道,他們本來不是絕對不相容的,現在更可以合作了。合作的方案很簡單。這裡恕我曲解一句古書,《易經》說「肥遁,無不利」,我們不妨讀肥為本字,而把「肥遁」解這肥了之後再遁,那便說一個儒家做了幾任「官」,撈得肥肥的,然後撒開腿就跑,跑到一所別墅或山莊裡,變成了一個什麼居士,便是道家了。——這當然是對己最有利的辦法了。甚至還用不著什麼實際的「遁」,只要心理上念頭一轉,就身在宦海中也還是遁,所謂「身在魏闕,心在江湖」和「大隱隱朝市」者,是儒道合作中更高一層的境界。在這種合作中,權利來了,他以儒的名分來承受;義務來了,他又以道的資格說,本來我是什麼也不管的。儒道交融的妙用,真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在這種情形之下,稱他們偷兒和騙子,能算冤曲嗎?

  「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竊鉤者誅,竊國者侯」,這些古語中所謂王侯如果也包括了「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道家,便更能代表中國的文化精神。事實上成語中沒有罵到道家,正表示道家手段的高妙。講起窮凶極惡的程度來,土匪不如偷兒,偷兒不如騙子,那便是說墨不如儒,儒不如道。韋爾斯先生列舉三者時,不稱墨而稱土匪,也許因為外國人到中國來,喜歡在窮鄉僻壤跑,吃土匪的虧的機會特別多,所以對他們特別深惡痛絕。在中國人看來,三者之中,其實土匪最老實,所以也最好防備。從歷史上看來,土匪的前身墨家,動機也最光明。如今不但在國內,偷兒騙子在儒道的旗幟下,天天剿匪,連國外的人士也隨聲附和的口誅筆伐,這實在欠公允,但我知道這不是韋爾斯先生的本意,因為我知道在他們本國,韋爾斯先生的同情一向是屬￿那一種人的。

  話說回來,土匪究竟是中國文化的病,正如偷兒騙子也是中國文化的病。我們甚至應當感謝韋爾斯先生在下診斷時,沒有忘記土匪以外的那兩種病源——儒家和道家。韋爾斯先生用《春秋》的書法,將儒道和土匪並稱,這是他的許多偉大貢獻中的又一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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