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_聞一多_學達書庫

莊子

　　臣子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養生主》

　　一

　　莊子名周，宋之蒙人（今河南商丘東北）。宋在戰國時屬魏，魏都大樑，因又稱梁。《史紀》說他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莊子》《田子方》、《徐無鬼》兩篇于魏文侯、武侯稱諡，而《則陽》篇、《秋水》篇徑稱惠王的名字，又稱公子，《山木》篇又稱為王，《養生主》稱文惠君，看來他大概生於魏武侯末葉，現在姑且定為周列王元年（前375年）。他的卒年，馬敘倫定為赧王二十年（前295年），大致是不錯的。

　　與他同時代的惠施只管被梁王稱為「仲父」，齊國的稷下先生們只管「皆列第為上大夫」，荀卿只管「三為祭酒」，呂不韋的門下只管「珠履者三千人」——莊周只管窮困了一生，寂寞了一生，《莊子·外物》說他「家貧，故往貸粟于監河侯」，《山木》篇說他「衣大布而補之，正緳系履而過魏王」。這兩件故事是否寓言，不得而知，然而拿這裡所反映的一副窮措大的寫照，加在莊周身上，決不冤枉他。我們知道一個人稍有點才智，在當時，要交結王侯，賺些名聲利祿，是極平常的事。《史記》稱莊子「其學無所不窺」，又說他「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莊子的博學和才辯並不弱似何人，當時也不是沒人請教他，無奈他脾氣太古怪，不會和他們混，不願和他們混。據說楚威王遣過兩位大夫來聘他為相，他發一大篇議論，吩咐他們走了。《史記》又說他做過一晌漆園吏，那多半是為口計。吏的職分真是小得可憐，談不上仕宦，可是也有個好處——不致妨害人的身份，剝奪人的自由。莊子一輩子只是不肯做事，大概當一個小吏，在莊子，是讓步到最高限度了。依據他自己的學說，做事是不應當的，還不只是一個人肯不肯的問題。但我想那是憤激的遁詞。他的實心話不業已對楚王的使者講過嗎？

　　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

　　又有一次宋國有個曹商，為宋王出使到秦國，初去時，得了幾乘車的俸祿，秦王高興了，加到百乘。這人回來，碰見莊子，大誇他的本領，你猜莊子怎樣回答他？

　　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癒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車之多也？子行矣！

　　話是太挖苦了，可是當時宦途的風氣就可想而知。在那種情況之下，即使莊子想要做事，叫他如何做去？

　　我們根據現存的《莊子》三十三篇中比較可靠的一部分，考察他的行蹤，知道他到過楚國一次，在齊國待過一晌，此外似乎在家鄉的時候多。和他接談過的也十有八九是本國人。《田子方》篇見魯哀公的話，毫無問題，是寓言；《說劍》是一篇贗作，因此見趙文王的事更靠不住。倒是「莊子釣于濮水」，「莊子與惠子游于濠梁之上」，「莊子遊乎雕陵之樊」，「莊子行於山中……出於山，舍于故人之家」——這一類的記載比較合于莊周的身份，所以我們至少可以從這裡猜出他生活的一個大致。他大概是《刻意》篇所謂「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閑處，無為而已矣」的一種人。我們不能想像莊子那人，朱門大廈中曾常常有他的足跡，儘管時代的風氣是那樣的，風氣幹莊周什麼事？況且王侯們也未必十分熱心要見莊周。憑白的叫他挖苦一頓做什麼！太史公不是明講了「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嗎？

　　惠子屢次攻擊莊子「無用」。那真是全不懂莊子而又懂透了莊子。莊子誠然是無用，但是他要「用」做什麼？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這樣看來，王公大人們不能器重莊子，正合莊子的心願。他「學無所不窺」，他「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正因犯著有用的嫌疑，所以更不能不掩藏、避諱，裝出那「其臥徐徐，其覺于於，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的一副假癡假駿的樣子，以求自救。

　　歸真的講，關於莊子的生活，我們知道的很有限。三十三篇中述了不少關於他的軼事，可是誰能指出哪是寓言，哪是實錄？所幸的，那些似真似假的材料，雖不好坐實為莊子的信史，卻滿足以代表他的性情與思想，那起碼都算得畫家所謂「得其神似」。例如《齊物論》裡「莊周為蝴蝶」的談話，恰恰反映著一個瀟灑的莊子；《至樂》篇稱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又分明影射著一個放達的莊子；《列禦寇》篇所載莊子臨終的那段放論，也許完全可靠：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如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其餘的故事，或滑稽，或激烈，或高超，或毒辣，不勝枚舉，每一事象徵著莊子人格的一方面，綜合的看去，何嘗不儼然是一個活現的人物？

　　有一件事，我們知道是萬無可疑的，惠施在莊子生活中占一個很重要的位置。這人是他最接近的朋友，也是他最大的仇敵。他的思想行為，一切都和莊子相反，然而才極高，學極博，又是和莊子相同的。他是當代最有勢力的一派學說的首領，是魏國的一位大政治家。莊子一開口便和惠子抬杠；一部《莊子》，幾乎頁頁上有直接或間接糟蹋惠子的話。說不定莊周著書的動機大部分是為反對惠施和惠施的學說，他並且有誣衊到老朋友的人格的時候。據說（大概是他的弟子們造的謠言）莊子到梁國，惠子得到消息，下了一道通緝令，滿城搜索了三天。說惠子是怕莊子來搶他的相位，冤枉了惠子，也冤枉了莊子。假如那事屬實，大概惠子是被莊子譭謗得太過火，為他辦事起見，不能不下那毒手？然而惠子死後，莊子送葬，走到朋友的墓旁，歎息道：「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兩人本是旗鼓相當的敵手，難怪惠子死了，莊子反而感到孤寂。

　　除了同國的惠子之外，莊子不見得還有多少朋友。他的門徒大概也有限。朱熹以為「莊子當時亦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像是對的。孟子是鄒人，離著蒙不甚遠，梁宋又是他到過的地方，他避楊墨，沒有避到莊子。《屍子》曰：「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沒有提及莊子。《呂氏春秋》也有同類的論斷，從老聃數到兒良，偏漏掉了莊子。似乎當時只有荀卿談到莊子一次，此外絕沒有注意到他的。

　　莊子果然畢生是寂寞，不但如此，死後還埋沒了很長的時期。西漢人講黃老而不講老莊。東漢初班嗣有報桓譚借《莊子》的信劄，博學的桓譚連《莊子》都沒見過。注《老子》的鄰氏、傅氏、徐氏、河上公、劉向、毋丘望之、嚴遵等都是西漢人，兩漢竟沒有注《莊子》的。莊子說他要「處乎材與不材之間」，他怕的是名，一心要逃名，果然他幾乎要達到目的，永遠埋沒了。但是我們記得，韓康徒然要向賣藥的生活中埋名，不曉得名早落在人間，並且恰巧要被一個尋常的女婦當面給他說破。求名之難哪有逃名難呢？莊周也要逃名，暫時的名可算給他逃過了，可是暫時的沉寂畢竟只為那永久的赫烜做了張本。

　　一到魏晉之間，莊子的聲勢忽然浩大起來，崔譔首先給他做注，跟著向秀、郭象、司馬彪、李頤都注《莊子》。像魔術似的，莊子忽然佔據了那全時代的身心，他們的生活、思想、文藝——整個文明的核心是莊子。他們說「三日不讀老莊，則舌本間強」。尤其是莊子，竟是清談家靈感的泉源。從此以後，中國人的文化上永遠留著莊子的烙印。他的書成了經典。他屢次榮膺帝王的尊封。至於歷代文人學者對他的崇拜，更不用提。別的聖哲，我們也崇拜，但哪像對莊子那樣傾倒、醉心、發狂？

　　二

　　庖丁對答文惠君說：「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這句話的意義，若許人變通的解釋一下，便恰好可以移作莊子本人的斷語。莊子是一位哲學家，然而侵入了文學的聖域。莊子的哲學，不屬本篇討論的範圍。我們單講文學家莊子；如有涉及他的思想的地方，那是當做文學的核心看待的，對於思想本身，我們不加批評。

　　古來談哲學以老、莊並稱，談文學以莊、屈並稱。南華的文辭是千真萬真的文學，人人都承認。可是《莊子》的文學價值還不只在文辭上，實在連他的哲學都不像尋常那一種矜嚴的、峻刻的、料峭的一味皺眉頭，絞腦汁的東西；他的思想的本身便是一首絕妙的詩。

　　一壁認定現實全是幻覺，是虛無，一壁以為那真正的虛無才是實有，莊子的議論，翻來覆去，不外這兩個觀點。那虛無，或稱太極，或稱槃，或稱本體，莊子稱之為「道」。他說：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維鬥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壞得之以襲昆侖，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歂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車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有大智慧的人們都會認識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實有，卻不像莊子那樣熱忱的愛慕它。在這裡，莊子是從哲學又跨進了一步，到了文學的封域。他那嬰兒哭著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悵惘、聖睿的憧憬、無邊無際的企慕、無涯岸的豔羨，便使他成為最真實的詩人。

　　然而現實究竟不容易抹殺，即使你說現實是幻覺，幻覺的存在也是一種存在。要調解這衝突，起碼得承認現實是一種寄寓，或則像李白認定自己是「天上謫仙人」，現世的生活便成為他的流寓了。「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莊子仿佛說，那「無」處便是我們真正的故鄉。他苦的是不能忘情於他的故鄉。「舊國舊都，望之悵然」，是人情之常，縱使故鄉是在時間以前，空間以外的一個縹緲極了的「無何有之鄉」，誰能不追憶，不悵望？何況羈旅中的生活又是那般齷齪、逼仄、孤淒、煩悶？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

　　莊子的著述，與其說是哲學，毋寧說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運用思想，與其說是尋求真理，毋寧說是眺望故鄉，咀嚼舊夢。他說：「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一種客中百無聊賴的情緒完全流露了。他這思念故鄉的病意，根本是一種浪漫的態度、詩的情趣。並且因為他鍾情之處，「大有逕庭，不近人情」，太超忽，太神秘，廣大無邊，幾乎令人捉摸不住，所以浪漫的態度中又充滿了不可逼視的莊嚴。是詩便少不了那一個哀豔的「情」字。「三百篇」是勞人思婦的情；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莊子的情可難說了，只超人才載得住他那種神聖的客愁。所以莊子是開闢以來最古怪、最偉大的一個情種；若講莊子是詩人，還不僅是泛泛的一個詩人。

　　或許你要問，《莊子》的思致誠然是美，可是哪一種精深的思想不美呢？怎見得《莊子》便是文學？你說他的趣味分明是理智的冷豔多於情感的溫馨，他的姿態也是瘦硬多於柔膩，那只算得思想的美，不是情緒的美。不錯，不過你能為我指出思想與情緒的分界究竟在哪裡嗎？唐子西在惠州給各種酒取名字，溫和的叫做「養生主」，勁烈的叫做「齊物論」。他真是善於飲酒，又善於讀《莊子》。《莊子》會使你陶醉，正因為那裡邊充滿了和煦的、鬱蒸的、焚灼的各種溫度的情緒。向來一切偉大的文學和偉大的哲學是不分彼此的，你若看不出《莊子》的文學，只因他的神理太高，你驟然體驗不到。

　　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是就下界的人們講的，你若真是隸籍仙靈，何至有「不勝寒」的苦頭？並且文學是要和哲學不分彼此，才莊嚴，才偉大。哲學的起點便是文學的核心。只有淺薄的、庸瑣的、渺小的文學，才專門注意花期的美茂，而忘掉了那最原始、最寶貴的類似哲學的仁子。無論《莊子》的花葉已經夠美茂的了；即令他沒有發展到花期，只他那簡單的幾顆仁子，給投在文學的園地上，便是莫大的貢獻、無量的功德。

　　三

　　講到文辭，本是莊子的餘事，但也就夠人讚歎不盡的，講究辭令的風氣，我們知道，春秋時早已發育了；戰國時縱橫家以及孟軻、荀卿、韓非、李斯等人的文章也夠好了，但充其量只算得辭令的極致，一種純熟的工具，工具的本身難得有獨立的價值。莊子可不然，到他手裡，辭令正式蛻化成文學了。他的文字不僅是表現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種目的。對於文學家莊子的認識，老早就有了定案。《天下》篇討論其他諸子，只講思想，談到莊周，大半是評論文辭的話。

　　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其書雖瑰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這可見莊子的文學色彩，在當時已瞞不過《天下》篇作者的注意（假如《天下》篇是出於莊子自己的手筆，他簡直以文學家自居了）。至於後世的文人學者，每逢提到莊子，誰不一唱三歎的頌揚他的文辭？高似孫說他：

　　極天之荒，窮人之偽，放肆迤演，如長江大河，滾滾灌注，氾濫乎天下；又如萬籟怒號，澎湃洶湧，聲沉影滅，不可控摶。

　　趙秉忠把他和列子並論，說他們：

　　而為文，窮造化之姿態，極生靈之遼廣，剖神聖之渺幽，探有無之隱賾……

　　嗚呼！天籟之鳴，風水之運，吾靡得覃其奇矣！

　　淩約言講得簡括而尤其有意致：

　　莊子如神仙下世，咳吐謔浪，皆成丹砂。

　　讀《莊子》，本分不出哪是思想的美，哪是文字的美。那思想與文字，外形與本質的極端的調和，那種不可捉摸的渾圓的機體，便是文章家的極致；只那一點，便足註定莊子在文學中的地位。朱熹說莊子「是他見得方說到」，一句極平淡極敷泛的斷語，嚴格的講，古今有幾個人當得起？其實在莊子，「見」與「說」之間並無因果的關係，那譬如一面花、一面字，原來只是一顆錢幣。世界本無所謂真純的思想，除了托身在文學裡，思想別無存在的餘地；同時，是一個字，便有它的含義，文字等於是思想的軀殼，然而說來又覺得矛盾，一拿單字連綴成文章，居然有了缺乏思想的文字，或文字表達不出的思想。比方我講自然現象中有一種無光的火，或無火的光，你肯信嗎？在人工的製作裡確乎有那種文字與思想不碰頭的偏枯的現象，不是詞不達意，便是詞浮於理。我們且不講言情的文，或狀物的文。言情狀物要做到文辭與意義兼到，固然不容易，純粹說理的文做到那地步尤其難，幾乎不可能。也許正因那是近乎不可能的境地，有人便要把說理文根本排出文學的範圍外，那真是和狐狸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一樣的可笑。要反駁那種謬論，最好拿《莊子》給他讀。即使除了莊子，你抬不出第二位證人來，那也不妨。就算莊子造了一件靈異的奇跡，一件化工罷了——就算莊子是單身匹馬給文學開拓了一塊新領土，也無不可。讀《莊子》的人，定知道那是多層的愉快。你正在驚異那思想的奇警，在那躊躇的當兒，忽然又發覺一件事，你問那精微奧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樣湊巧的、曲達圓妙的詞句來表現它，你更驚異；再定神一看，又不知道哪是思想哪是文字了，也許什麼也不是，而是經過化合作用的第三種東西，於是你尤其驚異。這應接不暇的驚異，便使你加倍的愉快，樂不可支。這境界，無論如何，在莊子以前，絕對找不到，以後遇著的機會確實也不多。

　　四

　　如果你要的是純粹的文字，在莊子那素淨的說理文的背景上，也有著你看不完的花團錦簇的點綴——斷素、零紈、珠光、劍氣、鳥語、花香——詩、賦、傳奇、小說，種種的原料，盡夠你欣賞的、採擷的。這可以證明如果莊子高興做一個通常所謂的文學家，他不是不能。

　　他是一個抒情的天才。宋祁、劉辰翁、楊慎等極欣賞的——

　　送君者皆自壓而返，君自此遠矣！

　　果然是讀了「令人蕭寥有遺世之意」。《則陽》篇也有一段極有情致的文字：

　　舊國舊都，望之悵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悵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台懸眾間者也？

　　明人吳世尚曰：「《易》之妙妙於象，《詩》之妙妙於情，《老》之妙得于易，《莊》之妙得於詩。」這裡果然是一首妙絕的詩——外形同本質都是詩：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這比屈原的《天問》何如？歐陽修說：「參差奇詭而近於物情，興者比者俱不能得其仿佛也。」只講對了作者的一種「百戰不許持寸鐵」的妙技，至於他那越世高談的神理，後世除了李白，誰追的上他的蹤塵？李白仿這意思作了一首《日出人行》，我們也錄來看看：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曆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在哉？其始與終古不患，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于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興歇皆自然。

　　古來最善解《莊子》的莫如宋真宗。張端義《貴耳集》載著一件軼事，說他「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秋水》，至則翠鬢綠衣，一小女童，誦《秋水》一篇」。這真是一種奇妙批評《莊子》的方法。清人程庭鷺說：「向秀、郭象、應遜此女童全具《南華》神理。」所謂「神理」正指詩中那種最飄忽的、最高妙的抒情的趣味。

　　莊子又是一位寫生的妙手。他的觀察力往往勝過旁人百倍，正如劉辰翁所謂「不隨人觀物，故自有見」。他知道真人「淒然似秋，暖然似春」，或則「屍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他知道「生物之以息相吹」，他形容馬「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又看見「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他又知道「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二旬而葉成」。一部《莊子》中，這類的零星的珍玩，搜羅不盡。可是能刻畫具型的物件，還不算一回事，風是一件不容易描寫的東西，你看《齊物論》裡有一段奇文：

　　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隹，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窪者，似汙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者，咬者，前者唱於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曆風濟，則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注意那寫的是風的自身，不像著名的宋玉《風賦》只寫了風的表像。

　　五

　　討論莊子的文學，真不好從哪裡講起，頭緒太多了，最緊要的例如他的諧趣、他的想像；而想像中，又有怪誕的、幽渺的、新奇的、穠麗的各種方向，有所謂「建設的想像」，有幻想；就諧趣講，也有幽默、詼諧、諷刺、戲弄等等類別。這些其實都用得著專篇的文字來討論，現在我們只就他的寓言連帶的談談。

　　寓言本也是從辭令演化來的，不過莊子用得最多，也最精；寓言成為一種文藝，是從莊子起的。我們試想《桃花源記》、《毛穎傳》等作品對於中國文學的貢獻，便明瞭莊子的貢獻。往下再不必問了，你可以一直推到《西遊記》、《儒林外史》等等，都可以說是莊子的賜予。《寓言》篇明講「寓言十九」。一部《莊子》幾乎全是寓言，我們暫時無需舉例。此刻急待解決的，倒是何以莊子的寓言便是文學。講到這裡，我只提到前面提出的諧趣與想像兩點，你便恍然了；因為你知道那兩種質素在文藝作品中所占的位置，尤其在中國文學中，更是那樣鳳毛麟角似的珍貴。若不是充滿了他那雋永的諧趣、奇肆的想像，莊子的寓言當然和晏子、孟子以及一般游士說客的寓言，沒有區別，諧趣和想像打成一片，設想愈奇幻，趣味愈滑稽，結果便愈能發人深省——這才是莊子的寓言。

　　有國于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屍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今之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必且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

　　莊子的寓言竟有快變成唐宋人的傳奇的。他的「母題」固在故事所象徵的意義，然而對於故事的本身——結構、描寫、人格的分析、「氛圍」的佈置……他未嘗不感覺興味。

　　儒以詩禮發塚，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佈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其，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以及敘庖丁解牛時的細密的描寫，還有其他的許多例，都足見莊子那小說家的手腕。至於書中各種各色的人格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藐姑射山的神人、支離疏、庖丁、庚桑楚，都是極生動、極有個性的人物。

　　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針治，足以口，鼓英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征武士，則支離攘臂而游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鐘與十束薪。

　　文中之支離疏、畫中的達摩，是中國藝術裡最具特色的兩個產品。正如達摩是畫中有詩，文中也常有一種「清醜人圖畫，視之如古銅古玉」的人物，都代表中國藝術中極高古極純粹的境界；而文學中這種境界的開創者，則推莊子。誠然《易經》的「載鬼一車」，《詩經》的「牂羊墳首」早已開創了一種荒怪醜惡的趣味，但沒有莊子用得多而且精。這種以醜為美的興趣，多到莊子那程度，或許近於病態；可是誰知道，文學不根本便犯著那嫌疑呢！並且莊子也有健全的時候。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禦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欲熟。……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講健全有能超過這樣的嗎？單著「肌膚若冰雪」一句，我們現在對於最高超也是最健全的美的觀念，何嘗不也是兩千年前莊子給定下的標準？其實我們所謂健全不是莊子的健全，我們講的是形骸，他注重的是精神。叔山無趾「猶有尊足者存」，王駘「且不知耳目之反宜，而游心於法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莊子自有他所謂的健全，似乎比我們的眼光更高一等。即令退一百步講，認定精神不能離開形骸而單獨存在；那麼，你又應注意，莊子的病態中是帶著幾分詼諧的，因此可以稱為病態，卻不好算作墮落。

　　1929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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