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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年前的《小說月報》革新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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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年距今年恰恰過去了二十七個年頭。 這二十七年若用歷史的眼光看去,真是多麼短促多麼不值得使人注意,但在我們這多難的中國,時代越近卻與我們的關係越深。一百年,五十年……無論國際國內的事件,可說差不多都與我們的現時有關。 為什麼單單談起二十七年前呢? 這是由一本頗有短期歷史性的一種雜誌所引起的。 《小說月報》,姑且借用一般話的「老牌」說罷,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確也夠得上老牌的稱語。我在十來歲初讀這種以小說為主材的月刊是在清末宣統三年,其實它的創刊還在頭一年(清宣統二年)。我所見到的第一冊是它的第二卷第二期,(那時《小說月報》以六冊為一卷,即半年結束一次。)三十二開的小型版,封面用兩色影印著人物或西洋風景畫片的複製版。每冊約有八九十頁,一律兩欄排列,全用五號字。五號字在當時是極小的字模。每冊內准有四頁或六頁的銅版畫,每冊也分類刊載短篇小說、長篇小說、筆記、詩詞、談片、劇本等。當然是文言的占篇幅最多。林譯正在風行,每期有畏廬老人與人合譯的長篇,我記的那一卷中連載著他譯的《雙雄較劍錄》,還有胡詩廬譯的《孤士影》,誰譯的《劫花小史》。 作的長篇則有指嚴的《醒遊地獄記》……在清末肯以五號印雜誌的當以商務所出的幾種刊物為首創,但如《教育雜誌》、《法政雜誌》、《東方》等,雖然以五號字的頁數較多,而有關議論、主張,甚至小說的,卻以四號字刊出,(如同一年的《教育雜誌》上所登的包天笑作《埋石棄石記》此篇小說,全用四號,看來極為醒目。而在《東方》上所登的特別體裁的長篇《碎琴樓》,與天游譯的未來戰爭小說則皆用五號。)惟有《小說月報》用字一律。這個小說月刊直到民國成立的那年初夏(陽曆五月)才改了版型,另換編者,成為很大方美觀而內容頗見充實的國內惟一的定期小說雜誌。原編者王蘊章換成了惲鐵樵,同時也將全五號換成了全四號;這倒不同於後來的刊物,字體愈變愈小。大概是為了仍然保持每卷六期之故,所以民國後那一卷的第一號卻在五月出版。 從民元到民九年,《小說月報》一直保持著大型版與四號字的形樣,其內容大致相同。而惟一特點即是林譯的長篇小說年年繼續刊載。惲氏編了約近七年,再換上舊人王氏編輯。到五四運動後,一時白話文學的流行給中國文壇開創出一種新氣象,商務印書館以出版界首擘的地位,不能不隨著潮流,在所刊行的各種雜誌上添入一小部分帶了標點的新體文藝。《小說月報》於民八九年便已有了這樣的新形式,不過大部分還是文言的與舊體的文章。 民國九年的冬天,商務的經理張菊生與編輯主任高夢旦到北平去與各「新」字號的文人、學社,接洽出版新書事務。那時商務的幾種雜誌需要全盤改革(形式與內容)的情勢已經成熟,而各個新學術團體的著譯新書也逐漸在該館出版,而他們的編譯所中的新人才也努力於這種出版改革運動。是時雁冰先生,他也早在該館的各種雜誌上發表了一些著譯的新文章。因有這種因緣,張高兩位先生到北平時便與「文學研究會」的負責者共商改組明年出版的《小說月報》的事務。 共商的結果頗為圓滿,即在北平立了供給文稿的契約。高先生提出以雁冰負編輯《小說月報》之責,「文學研究會」當然同意,因為他人都在北平,且以雁冰原是該館編輯之故,辦理順手。 到十二月初,鄭振鐸先生催收諸位的文稿凡兩大包,做兩次快郵寄滬。(創作與翻譯的小說以及第一篇論文,都是從北平郵去的,其他,雁冰有一篇論文與他拉的譯劇等是滬上的稿件。)以後,約在每月底或次月初即由北平集稿供給。 以上所述皆就記憶所及約略寫下,但民國十年《小說月報》革新後的第一期,現在已成罕見的舊刊,除卻幾個大圖書館幸能存留者外,不易找到了。 抗戰前兩年我居滬上,曾與《小說月報》革新後的兩位編者——雁冰與振鐸,屢屢談及想要找一份從民十刊行的《小說月報》,可是他們二位都沒保存。至於民十年的第一號更是難能借得。商務印書館中當然有,可是毀於淞滬戰役,當時常為這個刊物寫文章的熟人手中也無存留。本來我有幾近全份,(從第二卷起至那時)又沒攜帶。往往談及,就聽見稍帶惋惜的口吻說:「我還想找個全份,現在連一年的都沒有了!」 我清晰記得,革新後的第一期因被子侄友人索觀,曾有三本後來都無從要回,所以就以自存的《小說月報》說,也缺少此冊。 蘆溝橋戰後的第二年春初,我自己未帶走的中西書冊連同衣物都在青市損失淨盡,那原是不甚全的《小說月報》,大該被人掠去成了包油條花生的碎紙。 想不到近日忽從冷攤上遇到十幾本革新後的《小說月報》!本來無意購買,稍加翻閱,攤主人殷殷談價遂即買回放在案上。及至順冊閱目,民十年一月全換成白話體的革新號即在其中,好在封面裡頁絲毫未損,而且敦谷先生所畫的搖籃中的新嬰依然面含微笑,象徵著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前途。 這一冊的材料集成如上所述,但以二十七年的過去,現在四十歲上下的愛好文學者,我想或者不易看到這本革新後第一期?因此不憚煩瑣將其中的重要目錄記下: 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第一號要目 改革宣言 聖書與中國文學 周作人 文學與人的關係及古來中國對於文學者身份的誤認 沈雁冰 創作 笑 冰心女士 母 葉紹鈞 命命鳥 許地山 荷瓣 瞿世英 沉思 王統照 譯叢 瘋人日記(俄國郭克裡著) 耿濟之 鄉愁(日本加藤武雄著) 周作人 熊獵(俄國托爾斯泰著) 孫伏園 農夫(波蘭高米裡克基著) 王劍三 劇本:鄰人之愛(俄國安得列夫著) 沈澤民 雜譯泰戈兒詩 鄭振鐸 腦威寫實主義前驅般生 沈雁冰 書報介紹 鄭振鐸 中華民國十年一月十日發行 尚有幾篇作譯目錄未曾寫入,插圖有一張三色版印的《跳舞》,兩頁銅版圖題各是《浴女》、《洗衣人》,全是法國有名印象派畫家德加Degan所作。封面畫者許敦谷先生,他方從日本學繪畫、音樂。回國不久,也在商務服務,由許地山的介紹請他畫封面,並負責選印插圖。 就內容與頁數論,在當時夠得上是一本唯一專載新文學的刊物。如《新青年》、《新潮》、《新中國》等。在北平出版的新雜誌,雖則每期總有兩三篇創作或譯述的小說、散文,但只是一小部分。而「創造社」的《創造》尚未出版。《小說月報》革新首先適應了新文學愛好者的需求。 對於這一期裡的文章不必多加評述,但《聖書與中國文學》確是到現在還是一篇罕見的論文。那時周豈明(自然還無此稱謂)的清朴平贍的文學論文,實是領導一班對西洋文學認識尚淺或無綜合理解的青年,使之走上文學的正途。我們知人論世須有分別,以後的如何殊不能抹煞其博學與優美的文章。《笑》是一篇千餘字的散文,在當時也當短篇小說看,是冰心早期所作,很美麗很悠淡而文字又極簡潔的一篇。《命命鳥》則以特異的風格,略摻舊式的寫法,在異國風習中烘托出男女真戀的醇美。譯文中介紹腦威寫實主義之重要文人般生,以及他所作的獨幕劇《新結婚的一對》,在新開闢的文壇上可謂創舉,與《新青年》之第一次介紹易蔔生一樣。(般生的作品是時除卻先有一篇名《記者》的劇本在《新青年》刊過外,別的刊物並未介紹)可惜,經過近三十年了,般生的小說,長劇,還沒在中國以漢文印出! 至於耿濟之之介紹郭戈裡(即郭克裡)的短篇,鄭振鐸之首先譯泰戈兒的名詩,也都是第一回。 在堅明的主張與改正中國歷來對於文人身分的誤認上,雁冰那篇文章確值一讀——至今依然值得重讀。因不易看到它,遂選錄幾段於後,借作本文的結束。 ……總而言之,他們都認文章是有為而作,文章是替古哲聖賢宣傳大道,文章是替聖君賢相歌功頌德,文章是替善男惡女認明果報不爽罷了。這是文學者對於文學的一個見解。還有一個絕相反而同是不合理的見解,就是只當做消遣品,得志的時候固然要借文學來說得意話,失意的時候也要借文學來發牢騷。原來文學誠然不是絕對不許作者抒寫自己的情感,只是這情感決不能僅屬作者一己的一時的偶然的。屬作者一己的一時的偶然的,誠然也能成為好的美的文學作品,但只是作者一人的文學罷了,不是時代的文學,更說不上什麼國民文學了。我國古來的文學大半有這缺點。 ……譬如英國罷,英國也經過,朝廷獎重文學後貴閥巨室獎重文學的時代,和我國的情形差不多。所不同者,他們文學者自身對於文學的觀念,卻和我國大不相同。他們卻發見了一件東西叫做「個性」,次第又發見了社會、國家和民眾,所以他們的文學進化到了現在的階段。 文學不是作者主觀的東西,不是一個人的,不是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反過來,人是屬文學的了。 ……這樣的人的文學——真的文學——才是世界語言文字未能劃一以前的一國文字的文學。這樣的文學家所負荷的使命,就他本國而言,就是發展本國的國民文學,民族的文學;就世界而言,便是要連合促進世界的文學。在我們中國現在呢,文學家的大責任便是創造並確立中國的國民文學。 「我來服役於人,非服役人」。文學者必不可不如此想。 「所以我們現在的責任,一方是要把文學與人的關係認得清楚,自己努力去創造。一方是要校正一般社會對於文學者身分的誤認……」 雖是這一冊上的各種文章到後來有些收入各人的專集,但也有只是印過一次並未再見的,如《鄰人之愛》一篇的譯文即其一例。 年光不曾饒人,古代以三十年為一世,少者壯,壯者老,人的一生,三十年不是占了年光的一大部分?即以二十七年前這本刊物上寫文章的人物說,至少,我知道有三位已經長辭人間了!其餘諸位論年齡平均總在五十罷。人事紛擾,世變多端,即不提起「訪舊半為鬼」的心情,而稍具深厚感念者展書一覽可能無動於中!自然,新文學的年年進步,人才輩出,作譯繁多,無論見解,評論,介紹,……迥非昔比。可是回想那時以二十許的若干青年人受時代的促進思潮的動盪,惟日孳孳的爭讀新書,力作文章,不管學識經驗是否充足,要以共同的努力為中國新文學開闢大道的志願卻「如火如荼」不能自遏。拋開收穫,但論辛勤,那種年輕的興致或值一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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