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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教育之一斑


  連續了十多天的海上生活,難說不令人感覺煩悶。酷熱的氣候,一望無際的大洋,不停的電扇,吸煙室中的笑語,甲板上的留聲機唱出單調的爵士音樂,這類情形偶然有幾日尚覺不十分討厭,不過長期航行在鬱熱的海面上,天天如此過活,即是有耐性的老人也要歎氣。在船上讀書,寫字,固然可以自作消遣,我卻不易辦到。意大利郵船的二等經濟艙在我們這樣的旅客看來已夠舒服了。有潔淨的房間,寬大的餐廳,一天四頓豐富的飯食,飯後還有一小杯釅釅的黑咖啡。如果你願意多花幾個里拉的話,吸煙室的小酒排間有汽水,果子汁類的冷飲,可以叫來享受。至於晚上有時聽聽意大利的名曲,與看看美國式的電影,並不須分外花錢——不是嗎?這比住上海的中等旅館合適得多,然而我最感到不快意的便是用筆的問題。

  本來,海上生活不是預備人用分析與評判的腦力的,它是希望每個旅客吃的飽飽的,喝的醺醺的,(侍役們第一高興的事是你要他們的酒,這是他們的小買賣與大廚房毫無關係。)談天起勁,散步下力,再就是在帆布篷底的大椅上軟洋洋地一躺,似睡非睡,靜候著吃午後茶的鑼聲。

  看書當然可以,不見有些旅客神氣十足地斜坐在甲板的躺椅上把書本當做消遣?他們多半是看小說,雜誌——當然有些學士一類的人在讀著經濟,法律,歷史等書。我親眼看見一個錫蘭的黑學生天天攻讀一本高等算理的教科書,又一位印度某木學的教授,細心校正他方出版的英文本《大戰後的經濟趨勢》。這真是不易得的勤學之士。話說回來,也不過是好那一門的多看幾頁就是了,他們也不易極切實地用功,而且有時得大打呵欠,或望著海水發呆。

  誰能容易脫卻環境的引誘與包圍呢?旅人們不管是有什麼目的,離開了故國與親戚,朋友,走上長途,說好聽點是「乘風破浪」;其實誰的心是一塊硬石頭?不同的氣候,不同的人群,水色不同的洋面,奇奇怪怪的各種言語,這已足夠你感受的了,伺況有潑刺驚跳的飛魚,有呢喃輕飛的海燕,有熱海上分外明的星星,月亮,清晨與黃昏後的霞光。如果你是個詩人,這自然界的情形准可給你添上不少的材料。每隔三天五天,有時須長至八天,才到一個碼頭,更換更換你的眼界。

  這並非是寂寞的旅行,天天有新的希望與變化多趣的觀感,然而也因為這全是動的生活,便不容易平靜。你若是個書呆子,必要在船上「手不釋卷」;考究你的天文,地理,或要精心研究什麼政治,經濟與哲理的大問題,包管你准得害腦子痛;准會使你飲食減少,精神疲怠……至少我個人是有這樣的經驗。再說到提筆寫文,只可在清早起來瞅空,甲板上陽光還沒罩滿,吸煙室中一兩個侍役正在收拾桌椅的時候,你如有文思倒可寫點片段的遊記,日記,或信件。其他的時間最相宜於談話,吸煙,打撲克,聽戲片子。毒熱的午間,不管海上是怎樣的平安,一陣陣的倦意襲來,直想躺著,什麼事都不願幹。

  長久的沉默,我沒有那點耐性;想正經看書作文的念頭早被南海中的熱風與印度洋上的日光打掃淨盡。找一點可以自覺舒暢的事做,除卻在夜間看海上的星星,月亮,便是覓伴談天。

  談天,像是隨時可以找到對手的,話可不能這麼說。不說是在海上旅行,就是在平常時候談天也不容易找到有意思的對手。我這裡所謂談天,不是開學術辯論會,也不是作「今日天氣好,你從哪裡來?……哈!……」那類應酬話。談天是上下古今,無拘無束,還得要「有味兒」!「有味兒」,這三個字不好講,有的人自以為學貫東西,識包中外,侃侃而談,覺得有份道理,說句不合時宜的話,我就怕這一手。尤其是在這麼悶氣的海上生活中,我不願意領教這類健談的套數。

  談天,管它是什麼題材:鄉間的故事,奇異的風俗,螞蟻吃大蜘蛛,打瘋狗的慘劇……什麼都可以談,只要說的,聽的,都感到「有味兒」,是非情理暫且不管。

  一個人過著單調生活,真希望能有談天的對手。可惜咱們的知識分子,不大有談天的本領。千篇一律的學校生活,政治經濟的一般評論,或是學理主義的模糊之影響談,你與他們談,不過幾十句話,你可以明白那一套的範疇。我一點不敢說,人「三句話不離本行」是偏狹,是囿于所習,其實我也是包在這樣範疇中的一個。幾乎除了自己所習,所略略懂得那一點的「學問」——就是大量地說「學問」吧——渣滓之外,從那裡能夠找點「有味兒」的談天資料。

  並不希奇,一個人為生活的力量與識域限定,更無好方法可以使他的談話有多方的趣味,尤其是終天混在都會中的知識分子。

  同等艙的西洋人中有天主教的神父,有嬌嬈的摩登女子,有在大英殖民地辦事的小官員,有到南洋印度去的商人。中國人多是所謂知識分子。但自從由香港上來了九位老鄉之後,因為言談與地域的關係與他們容易接近,於是在難找「有味兒」的談天對手的沉悶中我覺得十分快樂。

  當我由香港的岸上回船之後,很驚奇地發現了同等艙中新添出九位「山東大漢」。每每人家提到這四個字,聽的人心目中便立刻想到山東人是粗野,有氣力,高個子,說起話來聲音笨,甚至於喝燒酒,吃大蔥,與江南人的伶巧,溫柔,漂亮,秀氣成了反比。於是演繹之後,便將「老戇」兩個字送與他們了。不會錯,這個渾號送與大多數的「山東大漢」倒也合適,而且無論在形體與性情兩方,甚至於吃喝的嗜好上都對。

  但他們也有他們的「戇」的用處……看他們的行李:柳條包,真正道地國貨的小牛皮提箱,巨大的竹網籃,這不合於北平話「幹嗎呀?」如果是隨了這條大郵船到歐洲去的,還用得到網籃一類的國貨行裝?他們的衣服呢,不錯,也穿西裝——不甚合式的西裝,種種顏色的領帶,有的軟領歪了,有的褲子上有一些摺紋,粗勁的手指,不很文雅而有時是茫然的神情。幾個大肚皮的西洋人不免多看幾眼,中國的客人們當然也覺得奇異,應分是deck passengers,怎麼會跑到這艙裡來?可是一點不差,人家有船票,有護照,那些白衣亮發的意大利侍者們也只得給他們安排一切。

  天氣熱,在下層的艙中自然不能久待,所以當天晚上我同這幾位新客人便有了初次談話的機會。出人意外的是這群中的一位,近四十歲的,麻臉,厚唇,肩部微拱的大漢,在飯廳裡與侍者頭目說起俄國話來。

  那個侍者頭目很會幾句英德的照應話,卻沒人料到也會羅宋話。這位大漢別國話都不懂,但說起羅宋話來十分流利。這一來使滿廳的中外男女都向他看,恰巧我坐的方桌上還有一個空位,於是他便來補缺。

  以後,船是匆匆地經過新加坡,檳榔嶼,哥崙坡,孟買,航行於阿拉伯海上了。在這十余日中,每當午飯與晚飯後,便是我與這幾位大漢們談天的時間。說是大漢,不過僅僅用來作為山東人的代名詞而已,其實他們中的頭目——老闆,是一位五十多歲的黑須老頭,身個兒比我還矮點,黑巴巴的臉膛,眼角與嘴角的皺紋,一層一疊如同山水畫上的荷葉皴。說話老是一字一字地向外發。那點從容的氣概,比起「溫良恭讓」的士大夫階級中的「君子」還自然。另外一個是他的族孫,這個團體中的秘書先生,一切寫信與動文墨事全歸他擔任。廿九歲,多年前的高小畢業生。很清瘦的面貌,薄嘴唇,與細長的眉毛,是最年輕最文雅的一個。比起他的族叔祖僅僅高有半頭。除了這二位之外,其他的幾位夥計可真當得起「大漢」而無愧,即講膂力,我看只有船上的水手能夠同他們來一手,至於乘客們,不怕連挺腰凸肚的西洋人算在內,也不全是他們的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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