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飛自傳_學達書庫

王若飛自傳

　　王若飛自傳[1]

　　我於一八九六年生於貴州安順城內一個地主家庭中。親祖母早死。只在五歲前，我是九十多歲的曾祖父最寵愛的小孩。自曾祖父死後，庶祖母即將我父親逐出（她偏愛其親生的伯叔）。我母被留作磨房推磨與廚下燒飯工作，而我與妹妹則成了祖母伯叔每天拳打腳踢的東西。七歲時才被齊生舅父接到貴陽（連同母妹一塊）。我父親當時流浪各地，自己衣食都照顧不過來，所以我童年時代，完全是在舅父家中養活長大的。我舅父家庭也很清貧，完全靠教書過活。他創辦達德學校，我即在該校讀書（這個學校現在已有三十七年歷史，有學生一兩千人）。舅父及許多進步教員，經常秘密灌輸我們以反清革命思想。十五歲時，遭逢辛亥革命，我也興高采烈參加當時的學生隊，擔任稽查城防工作。這時許多過去受政府監視迫害的分子，都成了當時政府的要人，我大舅父也作了實業部長，二舅父則任貴州政府出外聯絡的代表。

　　哥老會組織突然公開了，所有武裝部隊都參加了哥老會，下層群眾也在哥老會組織下紛紛起來。但因為他們侵犯了地主階級的利益，破壞了地主階級的舊秩序（不還地主租債，並向地主要款）。地主階級的代表戴戡、劉顯世、任可澄等，乃勾結滇軍唐繼堯，假名北伐，於一九一二年一月進兵貴陽，將真正領導貴州光復的軍事力量、政治力量全部撲滅。我也自是年離開學校，到一個最愛我的老師蔡衡武先生所開的書店作店員，一面作事，一面讀書（老師的小女蔡之璋現在延安工作，是黨員，當時還在懷抱，現已卅左右了）。繼續了兩年之後，又隨我大舅父到銅仁礦務局（開採銻礦）工作。一九一五年冬，滇黔討袁軍起，舅父黃齊生代表貴州政府出外聯絡，命我攜款從湖南赴滬。當時沿江客旅已不通，盤查由貴州出外的人極嚴。我行自辰溪被扣，經過月餘以無確證釋放，乃趕到上海，隨舅父遍歷南北各省許多地方，於一九一六年冬天才經四川回轉貴陽。一九一七年，即在達德學校任小學教員。是年冬考取留日學生官費，同時，我舅父也因受當局故意為難、壓迫，遂於殘臘風雪中匆匆相偕離家遠出，從此以後即未回過貴州。一九一八年初到達東京，為了領官費掛名為明治大學學生，實際完全自己看書，未上過一次講堂。這時已受十月革命的影響（一九一八年），盡力搜讀社會主義刊物。一九一九年因五四運動回國，參加一般宣傳工作，並參加舅父黃齊生先生所領導的「貴州教育事業考察團」，到當時所謂「模範縣」的南通及「模範省」的山西考察。十月回到上海，值李石曾、吳稚暉等提倡赴法勤工儉學，遂向蔡衡武先生借到三百元路費，買船赴法。到法後，只住了三個月的學校，其餘三年多的時間，完全靠作工來維持生活。為尋職業，曾流寓了法國、比國許多的城市，受過多次失業與饑餓。工余集合同志，研究社會主義書籍，參加法國職工會組織，並進行對華工的教育，幫助他們爭自由的工作（當時旅法華工約廿萬，他們沒有居留證，不能自由行動與找職業）。又到處訪求思想前進的同志，結識了趙世炎、陳延年、蔡和森、羅邁等。當勤工儉學生爭取裡昂大學讀書運動失敗後（我是這運動的一個負責人），許多困守在裡昂大學校舍中的好同志被迫押送回國，我們幸而在外留下者，即繼續進行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運動，於一九二一年正式成立，曾出版「赤黨」、「少年」等刊物。一九二二年加入法國共產黨，同時得到國內中央信（廖煥星帶去的）承認我和趙世炎等人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三年春，得到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代表之幫助，參加第一批（二十人）到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滿足了我多年以來的渴望。

　　一九二五年春正當中山北上國民會議促成會運動開展時，被派回國。當抵國內時中山已死。在上海短時工作，即赴廣州參加「五一」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在大會閉幕後黨團開會總結時，與張國燾通宵爭辯，批評他的領導不對（張是黨團書記）。以後中央派我到河南幫助當時河南的督辦胡景翼開辦類似黃埔的軍官學校（有蘇聯顧問三四十人）。但在胡死嶽（維峻）繼，不願執行我們從前與胡商好的計劃，我遂改做地方黨的工作，任豫陝區黨委書記。是年冬轉任中央秘書長，同時參加上海的一些工作，參加上海的三次暴動。當時中央組織機構極不健全，最重要的中央組織部根本無專人負責，甚至連專門的工作人員也沒有。陳獨秀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均實行其家長式的領導與機會主義的領導。秘書處是他下面的主要工作機關。應該承認我在當時對許多問題的認識都很幼稚，不能深刻認識陳的錯誤，盲目的信仰執行。自己應當負一部分很大責任。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漢口參加五全大會時，對當時客觀嚴重的形勢與党的最高領導機關內分歧意見及不團結現象感到非常苦悶。五全大會後，即派回上海參加江蘇省委常委工作，此時上海已處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面。省委、上總、各區委機關及主要負責同志不斷遭破壞被捕，我總算僥倖逃過了好幾次追捕，堅持當地的工作。當「八七會議」的決議傳達到上海時，使我恍然大悟從前陳獨秀領導機會主義的錯誤。可惜尚不透徹，因之在我以後所領導的江蘇各縣的秋收暴動中，又犯了不少盲動主義的錯誤。固然這是與當時中央的若干指示有關，但我並不委卸我主要應負的責任。

　　一九二八年春已深深感覺是當時在上海工人的鬥爭方式和沿滬甯路農民鬥爭方式不能再用過去武裝鬥爭的一套。但對於新的組織形式與鬥爭方式也還在摸索。中央當時曾決定派我赴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六次大會，因為我當時的工作頗受中央責難，同時鑒於許多有問題的同志都是以送莫解決，因此提出一定要允回國工作以示不是處罰，但經秋白、恩來等同志的批評後，自己很快就認識此種提法錯誤，無條件接受去莫。

　　同時中央曾要我幫助陳獨秀赴莫，說國際如何愛護他，希望他去。陳的回答是「八七會議」、「十一月會議」批評他的錯誤，卻不要他參加，不要他發表意見。他以為到莫也只有挨駡，不能說話。他虛偽表示承認國際路線的正確，承認他過去領導的錯誤，但不赴莫。任憑秋白、恩來同志如何苦口相勸，他終不走。

　　我在六次大會上沒有認識陳這種說法的虛偽與錯誤，而反認為有部分理由，經許多同志批評後已自知錯。六次大會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在大會後，為了表示自己純無個人企圖，為了加深自己的理論學習，誠懇的請求留莫學習。被允許入列寧學院並擔任駐農民國際代表，參加中共代表團工作。

　　一九二九年冬聯共清党時，恰值陳獨秀在國內進行公開反黨活動，張國燾以中共駐國際代表資格極力誣衊我參加陳派反黨活動，建議開除我的黨籍，後經國際監察委員會詳細審察後，認為我遠在莫京，參加陳在國內的反黨組織是無根據的，但認為我六次大會時的錯誤，應給予嚴重警告和參加生產一年。我完全心服的到斧頭鐮刀工廠去做鐵工，經過半年之後（一九三一年七月）共產國際東方部忽然通知我，要我準備回中國，擔任開闢西北陝甘寧綏一帶的農民解放鬥爭與民族解放鬥爭。在莫與我同出發的有一個布裡特蒙士同志，二個步兵學校教員（中國人一名田德修、一姓潘××）。到庫倫後又增加了幾個內蒙同志，分批化裝兩路，一路經綏遠，一路直趨阿拉善定遠營。約定我先到綏遠佈置工作後再到定遠營會合。我們當時還帶有找陝西党、找馬仲英、找蒙古人的一些關係。我於九月底到綏遠。先在歸綏，後到包頭、五原等地。找到了當地蒙古同志雲澤（曾到過莫京孫大）調查清楚了綏遠原有國民黨內蒙古左派的組織，決定了以後蒙漢組織工作方向。當我由包頭準備動身赴寧夏的前一天晚上（大概是十月廿幾號的晚上二三點鐘），突然有十幾個查店的警察憲兵擁入我房內，滿屋搜索，未找出什麼，複將我帶至公安局內全身搜檢，我趁解衣脫手時急將藏於裡褲之文件（雲澤給我的七頁用洋信紙寫的報告，上面有我批的許多意見）塞於口內，但已為憲兵將我喉管卡住不能吞下、只有盡力的咬爛，但紙質好而多、不易消化，延至二三分鐘氣接不上來，仍為憲兵殘狠的從口內掏出，在當天晚上審問時，我以為文件總已咬爛，什麼也不承認，第二天早上他們將文件烘乾燙平，特別追詢田德修與雲澤住處極嚴（田、雲店主報告他們的面貌不知他真名），我在任何威脅下，堅拒回答。

　　【注】

　　[1]這是王若飛沒有寫完的一份自傳，作于1942年延安整風時，王若飛遇難後直至解放以後，有多家報刊相繼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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