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王若飛

關於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

　　關於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

　　一、毛主席對大革命的估計

　　「八七」會議與六大已作了某些正確估計，指出了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土地革命不對的地方；但未指出中國革命問題，主要是武裝鬥爭。然而今天毛主席已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指出中國革命特點是「統一戰線」與「武裝鬥爭」。

　　依據中國階級關係的特點是「兩頭小中間大」，中國除了國共兩黨外，沒有第三個大政黨的可能。而兩個極端是有很大力量的，因為無產階級後面有蘇聯，有世界革命；而資產階級後面有帝國主義；中間雖大，但政治上不強而無力，必須依靠一方面，這是大革命時期的黨不認識的。毛主席已因此特點，認為對資產階級的聯合問題，則是與資產階級爭奪中間階級的領導權。

　　「武裝鬥爭」的重要性，到現在還有很多人沒有明確的認識到。軍隊是革命的主要組織形式，有軍隊就能產生黨，產生政權，產生民眾運動，……一切工作。除毛主席外，只有斯大林在大革命時就認識到（見國際七次擴大會決議），而那時黨未採納斯大林重視武裝鬥爭的意見。

　　黨的工作中心，應該放在根據地還是放在白區？在大革命失敗後是弄錯了的，把中心放在了白區。

　　陳獨秀在「造國論」中亦提到組織國民軍，而在「國民黨的一個根本問題」中，又反對搞武裝，多少受了洋教條影響，即要在革命成功後搞武裝。而孫中山則不同，同盟會時期即搞軍事及根據地；故當其見越飛時，就談判武裝援助問題。

　　一九二一——二六年參加北伐，不認識武裝鬥爭的重要性，只片面著重群眾運動，國民黨一反動，什麼都完了。毛主席說：「正確地解決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建」這三個問題，就等於解決了中國革命的全部問題。毛主席對大革命的估計，見「兩條路線」二〇五頁。他所說的初期是由一九二一到首都革命，中期是首都革命到三次暴動，後期是「四一二」以後。過去有兩個很緊急的時期：（一）大革命的上海三次暴動時，（二）「九一八」事變之後。如果我黨管理好了，蔣介石不會有今日。大革命時代，我黨準備了群眾，但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均無準備。

　　「八七」會議與六次大會，都未著重涉及戰爭與戰略問題。

　　大革命失敗後，黨搞暴動是正確的，但如何搞，則尚不知道。由搞暴動使黨認識了鄉村，認識了武裝鬥爭，這是「逼」出來的。

　　二、中國共產黨的準備時期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到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

　　又可分為兩個階段：一、十月革命與五四運動；二、五四到中國共產黨產生。

　　（一）十月革命與五四運動是中國民族的覺醒

　　十月革命的消息傳到中國後，聽到了「勞農政府」與「勞工神聖」，給了中國以很大的影響——從思想到行動。五四蔡元培在天安門講演，亦擁護「勞工神聖」。

　　毛主席指出：十月革命後，中國革命成了社會主義的一部分，中國民族革命已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軍，因此蘇聯對中國給以直接幫助；一九一九年宣佈廢除不平等條約，一九二〇年又照會重申平等，一九二一年遠東共和國主席優林到了北京，有進步的大學教授招待，給了中國很大的影響。

　　蘇聯對中國革命實際的援助，國際派人來中國幫助中共的建立，國民黨的改組，解決人才、幹部、物資、武器等。毛主席在論中國革命特點時，指出中國地理上靠近蘇聯是有利的。

　　五四運動在思想上、幹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共的成立（見《新民主主義論》）。五四是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是當時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

　　（二）中共的產生（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一月）

　　經過了一個醞釀的過程，十月革命的影響早，但理論來得遲。當時講無政府主義的有劉師複、江亢虎，還有李季、李達翻譯了《社會主義史》、《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等書，介紹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在此時成立了社會主義小組。在上海陳獨秀、李達、陳望道、余秀松成立了工讀互助社。在北京李大釗、鄧中夏、張國燾、高君宇成立了工讀互助團。在湖南毛主席、蔡和森、蔡暢、郭亮、易禮容、李富春組織新民學會，其中有一部分人至法國，如蔡和森、李富春、羅邁、郭春濤、蕭子升，改名為工學世界社。湖北有共學社惲代英、蕭楚女。廣東新學生社有楊英、彭湃、羅綺園、楊石魂、張善銘、馮××。天津覺悟社周恩來、鄧穎超、劉××、李××。在法國有勤工儉學會，學生一九二一年二千人，在進步青年中發展社會主義小組，如趙世炎、李富春等。德國有周恩來、廖煥星、朱然、邢西萍等。

　　一九二二年一月法國有了少年共產黨，以後又合併入中共來，中國就有了S·Y，這就形成了中共的第一批幹部。

　　一九一九年共產國際就派人到中國來了，起初是蘇聯華俄通訊社社長，以後有高麗人巴克京春到中國來組織黨。當時上海有黃介民一派，找到了陳獨秀，在廣州找到了區聲白、黃淩霜（黃是無政府主義，去過蘇聯）。

　　一九二〇年陳獨秀就搞工讀互助團，成立了S·Y（第一任書記是余秀松，以後是施存統），此後楊明齋與魏金斯基（吳廷康）來華幫助成立中央。

　　一九二一年六月底七月初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共十三人，黨員五十人，代表是毛主席、董必武、何叔衡、陳潭秋、李漢俊、張國燾、包惠僧、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王燼美、李達、鄧恩銘。

　　領導人是馬林，國際派來的，是荷蘭人。討論的是黨章、宣言、職工運動（宣言僅有稿未發表）。陳獨秀當時沒有參加，但是發起人，因他去廣東作教育廳長了。

　　在大會上，有爭論：（一）反對了劉仁靜的反對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意見；（二）反對李漢俊專作研究的意見和黨員的條件問題，他不贊成職工運動，只應作馬列主義宣傳教育，使党成為講臺，不是行動的黨。

　　大會後的工作：（一）作工人運動，組織勞動組合書記部（張國燾、劉少奇、柯慶施），開始了工人運動，出版了《勞動週刊》，上海有紗廠、印刷、機器等工會。（二）支持香港海員罷工，領導人為林偉民。（三）北方的鐵路工人運動，吳佩孚經過白堅武找李大釗，向他提出工人的立法和自由，並允許派十數人去任鐵路工人的稽查，如李泊之，陳為人，張昆弟（一九二一至二二年）。（四）毛主席在湖南領導二六次工人罷工，在罷工勝利以後，成立了工會和工團聯合會，毛主席任該會總幹事，工會秘書。（五）一九二二年少奇在安源組織礦工，是職工運動最發達之區，有小莫斯科之稱，作法有過左之處，以後被封閉。（六）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勞動代表大會，到了一百七十多個代表，代表工人二十萬。決定以勞動組合書記部為各工會通訊機關，還未成立總工會。（七）準備第二次大會，北方五礦罷工，送第一批工人赴蘇聯學習（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等人）。

　　一九二二年七月，開第二次代表大會于西湖，黨員一百七十人，到會的二十多人，C·Y有四千多，吳廷康參加。當時對黨員的條件太苛酷，故無大發展。國際參加人為魏金斯基，決定加入共產國際，為國際支部，通過了黨的政治行動綱領和大會宣言，第一次向全國人民初步的提出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宣言的缺點，提出兩次革命，其中產生了在第一個革命中放棄對民主革命的領導權，陳獨秀主義此時也就產生了萌芽。提出了國民革命，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二次大會後，就出版了《嚮導週報》。

　　一九二三年六月在廣東召集三次大會，黨員四百多人，決定加入國民黨，在會議上反對張國燾不要工人加入國民黨的主義。陳獨秀贊成工人加入國民黨，並主張經國民黨去工作，已有輕視獨立自主領導權的萌芽。

　　國民黨改組與國共合作。國民黨在改組以前同盟會時，辛亥革命有光榮歷史。改為國民黨以後，由分散到瓦解，故孫中山在一九一四年又改成中華革命黨，五四後又改為中國國民黨。

　　改組經過：改組以前孫中山與國民黨在群眾中沒有什麼大的影響。由於十月革命的勝利與蘇聯的影響，中共的幫助，孫中山走上改組的道路。一九二一年馬林來華到韶關見孫中山，孫中山同意改組，孫中山當時作廣州的空頭大元帥，其部下都是軍閥，墮落腐化。因此馬林到廣州後表示失望，沒有和廖仲愷談好就走了。一九二二年越飛到中國，先到北京找到黨，孫中山已被陳炯明趕到上海，共同發表宣言。談判的主要內容是如何幫助國民黨改組和組織軍隊，孫與廖到日本熱海和越飛等商量一個多月，具體商定國民黨改組問題。以後孫中山召開改組會議，以茅祖權起草改組宣言，一九二三年一月發表，決心改組。

　　孫中山回廣州。許崇智、楊希閔、劉震寰趕走陳炯明，迎接孫回粵（一九二三年秋）。

　　一九二三年四月派蔣介石赴蘇聯，同行者有沈玄廬、張太雷，向蘇聯提出如何幫助財政和練兵。蔣初計劃在包頭作根據地練兵辦學校，南征打天下，蘇聯不同意，決定以廣州作中心。蔣回時鮑羅廷就來華。鮑來後決定改組。中心人物為廖仲愷與譚平山，決定聘鮑為顧問，成立臨時中央委員會。有譚平山、許崇智、孫科、林森、廖仲愷等九人。

　　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決議都是我黨寫好的，加拉罕來賀電，使三民主義與國民黨真正走上革命的道路。

　　改組後我黨同志加入了國民黨。各部組譚平山、汪精衛，宣傳部工人部陳蕭波等，大權都在我黨同志手中。改組前後國民黨中都發生過鬥爭。改組前是馮自由、謝持等，改組後國民黨大概可分為三派：（一）左派是共產黨員與進步的國民黨員；（二）中派汪精衛與蔣介石；（三）戴季陶是右派，還有伍朝樞、馮自由。反對派是離開了國民黨的，中派情形是很複雜的。

　　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後，就開辦了黃埔軍校，這完全是我黨弄起來的。我黨對它注意不夠。廣東還有農人講習所，上海有上海大學。

　　自一九二一年党建立起到一九二四年的七月曾召開三次大會，黨員由五十人到九百人，團員有九千人，工會會員十數萬。這個時期的幾件大事：1．建立了在國際領導下邊的中共。2．出版了嚮導，初步正確地提出中國革命的道路。3．組織了廣大工人，開始了農人運動。4．幫助了國民黨改組，實際上建立了統一戰線，建立了國民革命的領導組織。

　　三、一九二四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

　　（初期自國民黨改組至大革命）

　　此時中國党的領導有三個中心：

　　上海——陳獨秀、述之、秋白、C·Y的弼時、國際代表魏金斯基。

　　北京——李大釗、世炎、喬年、國際代表加拉罕。

　　廣東——陳延年、恩來、國燾、國際代表鮑羅廷、軍事加倫。

　　形式上各地都受中央領導，中央當時還作了些工作，但許多問題各地是獨立作主的。許多意見中央主張是不能到各地的，如陳獨秀才反對北伐，但並未影響到廣東。北方大釗同志的意見是主要的。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之後，武裝鬥爭大大發展，到一九二七年可分為三個階段，初期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北平首都革命；中期一九二六年國民黨第二次大會到上海暴動；末期四一二以後。

　　初期　全國形勢是大發展的，群眾運動與武裝鬥爭暴風式的發展。當時的大事變：廣州的商團事變，馮玉祥倒戈（二四年），二五年有兩次東征，反奉戰爭，郭松齡倒戈，奉直聯合戰爭，直到首都革命。

　　在群眾運動上有五卅運動，各地的群眾運動都起來了。

　　南方革命運動有廣東政府的支持，北方有國民軍，這是一個熱鬧的時期。

　　（一）國民黨改組後，廣東內外形勢與商團之變、帝國主義尖銳的對立。首先是英帝國主義，企圖破壞。國民黨廣東的實力還不在進步勢力手中，還存在著陳炯明、鄧本殷，軍隊是反動的。而在孫的部下，有楊希閔、劉震寰、李福林、譚延闓、樊鐘秀、朱培德，並不穩固。比較可靠的是粵軍許崇智，國民黨內部有好的廖仲愷。但蔣汪是壞的，廣東政府當時還在伍朝樞、古應芬手中。黃埔軍校有四百學生，廣州工運農運發展。

　　五月因孫中山要抽稅，商團就與鄉下的民團聯防起來，準備抗拒，帝國主義也企圖利用商團與陳炯明推翻孫中山統治。八月陳廉伯請領購槍執照，孫中山批准後，只有四天槍支就到了，有九千支，與執照不符，孫決定把槍扣留在黃埔，商團和香港都提抗議，范石生等又想從中取利。當時孫也去韶關與直皖兩系談判，同時覺得廣東的局面困難難以打開，所以孫企圖以北伐名義，把雜牌軍調走，使廣州得以安靜，所以有第一次北伐。而楊、劉就不願意走，盤據著中路最富的區域。這時孫有放棄廣州使黃埔搬到韶關去的意思。堅持廣東局面鮑羅廷、陳延年是有功的。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孫中山同意妥協，由商會給五十萬與孫，孫發給五千條槍給商團。在雙十節紀念大會時，商團開槍屠殺了二十多人，商會宣佈罷市，請求孫中山下野，請陳炯明回廣州，使得孫部下都不滿意，而能團結起來對付事變。在十四日，孫中山下決心，集中許崇智、吳鐵城、范石生、楊希閔、黃埔學生、工人糾察隊等消滅商團。此時陳炯明部隊已到石壟，威脅廣州解決商團。當時黃埔學生與工人糾察隊出力最多，結果勝利的果實被楊希閔、劉震寰得去了較多。

　　（二）十月全國局面因馮玉祥之倒戈而發生大變化。當時力量最大的是吳佩孚，他想武力統一中國，英帝國主義支持。日本支持奉張反對吳，吳首先打盧永祥，發生了齊燮元、盧永祥之戰，取得上海。以後就三路攻打奉天，馮玉祥是一路，馮與吳利害衝突，當時任陸軍檢閱使，沒有得到地盤，吳不允馮進攻上海和浙江。國民黨改組後，國民二軍是胡景翼，三軍是孫岳，國民黨中委焦易堂、于右任的影響，部隊中有一王旅長是中共黨員，另有俄大使加拉罕影響，又受到革命的影響。當吳在山海關作戰時，馮即由熱河撤兵佔領北平，奉軍入關，奪取河北、山東，馮的勢力則在晉、陝、綏、察與甘肅，吳佩孚逃到南京。

　　馮在北京擁段祺瑞組織政府，奉直二系都不反對，因段沒有力量，各方都以之為傀儡。馮此時致電廣州，歡迎孫中山北上，段亦不反對。

　　黨內爭論：中央是不贊成中山北上的，對馮倒戈後革命意義估計不足；廣東省委同志則認為孫之北上可以使革命運動推向北方發展，所以贊成中山北上。而國民黨內的壞蛋易培基等卻都想孫北上以便做官。

　　在孫北上時我們提出了：（1）召集國民會議，組織民眾政府；（2）實行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段則提出善後會議以對抗之。

　　各省紛紛成立國民會議促進會，國民黨代表大會宣言得以深入群眾。

　　一九二五年三月孫到北京，三月十二日病死。党利用此事在各地召開追悼大會，使革命影響傳散各地。孫的兩個有歷史意義的文件遺囑及致蘇聯信都是出於我黨之手。

　　此時全國各地工人運動大大發展，全國鐵總也成立了，京漢鐵路工會也恢復了。

　　當時國民二軍胡景翼的部隊最大，有二十多萬人，是綠林英雄，如果我們能利用此機會發展武裝，完全可能。

　　北京×××××是在俄國領事館李大釗房子裡，與胡談判在開封設立軍校，擬招收二千學生，其規模大於黃埔，蘇聯顧問到了（二十至三十人）。加倫也被調來北方，因地區上連接，援助方便。

　　第一次東征，此時廣州以黃埔學生為中心（教導團），配合許崇智的隊伍進行東征打敗陳炯明，奪取潮汕（當時陳炯明、林虎輕視之。）

　　（三）第四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召開，黨員有九百多人，團員九千多人。所討論之問題：國民會議，如何在北方發展革命力量，國共合作（左的傾向，工農不加入國民黨，由第三次繼承下來）。通過宣言，黨章及各種決議（工農學婦）。恩來同志參加這次會議。

　　（四）五卅運動，一九二五年二月，先有內外棉各廠罷工，反對打罵工人，污辱女工，大小便不自由，結果要求達到，復工。到五月廠方逐漸把條件推翻，又發生鬥爭，顧正紅慘案發生，發展援顧罷工，學生也起來援助，這次是日本廠的同盟罷工，第一次大規模的罷工。同時上海租界發生了「華董」問題，一般市民因「華董」問題對租界不滿。党決定把「華董」問題與罷工鬥爭聯繫起來，使這兩個運動擴大起來。租界當局又發佈加馬頭捐、巡捕捐等，也因而發起鬥爭。又因為會審公廳審判被捕學生，群眾舉行示威，包圍工部局，巡捕開槍，發生慘案，學生罷課，工人罷工，也開展了商人罷市的鬥爭。開始是反日本帝國主義，運動開展之後，則是反英國的，全國各地紛紛反對，形成一個極大的運動。在北平「六五」示威，六月二十五日全國罷市、罷課反日示威。天津李景林壓迫，河南焦作礦工罷工，堅持八個多月。在上海工人九月至十一月全部復工，五月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勞動大會，成立全國總工會。

　　在這次偉大的群眾運動中，廣東則消滅了劉楊，接著就發生響應五卅運動大示威。六·二三慘案之後，開始了省港大罷工，有三千多人。由香港回來罷工委員會，實際成為第二政府，糾察隊一千到三千人，廣東政府宣佈抵制英貨，罷工工人則四處巡邏，貫徹抵貨，政府支持罷工，設飯堂宿舍上課訓練等。這個罷工支持十六個月，才開始復工，但在四一二以後，才真正復工。

　　上海當時成立了「工商學聯合會」（上海有兩個商會，一個總商會，一個是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學生聯合會）。起初商界罷市是勉強的，以後商人們發生動搖（大資產階級首先動搖，罷市後首先活動複市），要求複市。為了中國工廠復工，工部局停止電流和捐款等問題，與資產階級鬥爭很激烈。這種資產階級力量很大及其與我之鬥爭，給了陳獨秀思想上以極大的影響，陳一面恨資產階級，一面覺得資產階級力量大。

　　五卅運動時，陳獨秀是估計不足的，他在論五卅運動的文件中：（1）五卅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2）是長期鬥爭，這是對的。（3）不依靠政府，只依靠民眾力量，這是不對的，因為當時並不能推翻政府。八月才逼迫政府向帝國主義交涉。當時口號：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要想單獨反英是不可能的，收穫如下：

　　（1）深入了反帝宣傳；（2）全國工人群眾有了組織；（3）全國學生組織起來；（4）共產黨國民黨都有了發展；（5）支持了國民軍在北方的鬥爭；（6）鞏固了廣東的革命根據地；（7）表現了各階級的政治面貌；（8）準備了北伐在全國的群眾基礎。

　　（五）肅清劉楊二次東征，廖仲愷被刺案。消滅劉楊之後，七月一日廣州政府正式成立，汪為主席兼軍委主席，胡汪廖譚為常委，以後三人意見與胡抵觸。孫北上時，胡帶六師，此時才取消胡，以汪代之。當時應以廖為主席，廖是有權力與實際的，他自己搞財政，一切決定權在廖手中。他集中於財政的整理與軍隊統一，把廣東軍編為六個軍，第一軍蔣介石，第二軍譚延闓，第三軍朱培德，第四軍李濟深，第五軍李福林，第六軍程潛，所以右派與帝國主義恨廖。

　　八月二十號廖遇刺。殺他是右派與英帝國主義幹的，把胡漢民強迫送莫斯科。給反革命鎮壓，因四師打劉楊時，潮汕又被陳炯明佔領，於是又作二次東征，到一九二六年廣州革命根據地鞏固起來了。

　　（六）戴季陶主義與西山會議派（謝持、張繼等）。帝國主義提出反赤口號，特別支持國民黨中的反動派，以分裂國民黨破壞國民黨左派。當時在北京成立了國民黨同志俱樂部（馮自由等）。上海成立了辛亥俱樂部。在廣州組織了孫文主義學會（除伍朝樞以外），帝國主義則支持勾結某些反對廣東政府的人。

　　此時戴季陶出版了「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中國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提出了一套反革命的理論，以階級調和代替階級鬥爭，主張國民黨與共產黨只有黨外合作，不允許共產黨改造國民黨。帝國主義都是支持他的。

　　改造國民黨是完全必要的，因為它不是一個黨而是四個階級的聯盟，無產階級在其中起決定作用。如果我們實行黨外聯合，那就是把國民黨這個統一戰線的組織和領導送給國民黨中反動分子（大資產階級），這個理論是極反動的，很厲害的。

　　（七）北京開第一次黨的擴大會議，一九二五年十月開於北京俄國大使館。這次會議有個總的政治決議，其餘有關於國共合作，職工運動，土地問題，組織問題，青年問題，各省工作。主要的是總結五卅運動的經驗與目前的任務。在總的決議中提出確定資產階級的叛變性與無產階級的先鋒作用。在土地問題決議案中，指出党應有農民政綱，主張沒收大地主、官僚、寺院、軍閥土地，交給農民，過渡時期的要求是減租減息。但主要問題是國民黨與軍隊問題未正確提出，對軍隊問題當時還沒有明白的認識，自己建立軍隊的想法是沒有的，當時有創軍可能，也可聯軍，聯軍的辦法也是可以採用的，而我們沒有懂得。蔣對這個問題是高明的。決議上說軍隊中應作政治工作幫助人家，根本沒有提到建立自己的軍隊。最大的錯誤是對國民黨的問題，把國民黨認為是小資產階級的，不是階級聯盟，決議案中說國民黨是代表小資產階級與農民的党，應繼續聯合。此時我們必須把領導權拿在我們手中來，應該爭取我們對黨對軍隊對政府的領導權，對於這個問題擴大會上是沒有認識的。對於國民黨鬥爭的策略，其思想上：（一）國民黨內演成為共產黨與右派的鬥爭，這是於我們不利的。（二）只看見共產黨員的活動，沒看見國民黨活動，所以要保持獨立性，即是說要由黨內的聯合變為黨外的活動。（三）具體的規定辦法：（1）共產黨的獨立群眾運動，尤其是在廣東；（2）工農群眾的獲得；（3）非必要時，我們的新同志不加入國民黨，不擔任國民黨的工作，尤其是高級黨部的工作；（4）要左派起來積極負責，我們不要去代替，合作逼迫國民黨參加民族運動。

　　須知當時國民黨左派即是共產黨，我們如果不去代替，就無所謂左派，大的錯誤就由此鑄成。

　　一次擴大會是不要國民黨的精神，是不要領導權的精神，是較大的錯誤。

　　（八）反奉戰爭由孫傳芳發動，吳佩孚也參加。十月，奉軍被趕出江蘇與安徽，國民軍也參加。党的政策則支持國民軍，反對奉軍，號召人民不要把反奉戰爭看成軍閥戰爭，組織鐵路工人幫助運輸。在天津附近組織武裝配合戰爭，在農民中也組織群眾援助軍隊。當時中心農運在河南，因為機會主義與政策錯誤，沒有做好。國民二軍與群眾關係不好，我們又號召群眾擁護二軍，幾萬紅槍會幾次想攻打洛陽，都是我們先來退兵的結果。群眾深夜爬進城，來把領袖殺掉。反奉初期是勝利的佔領了南口天津等地，奉軍退出了關外。

　　此時發生了郭松齡倒戈，事前郭與李大釗有關，進軍逼進瀋陽，日本則出兵直接干涉阻其前進，截斷鐵路，並用空軍轟炸，郭部很快淘汰，但榆關附近還是郭部軍隊。

　　（九）郭變失敗後，我黨即圖改造北方政府，把章士釗、李思浩、曾毓雋反動內閣改組，與北平衛戍司令鹿鐘麟面談無效。因此黨決定自己搞武裝，依靠的力量是學生工人與國民黨第一軍，號召打倒軍閥打倒段祺瑞。在十二月二十八日開群眾大會後，砸了章士釗的住宅，向段的住宅前進，而段則已經有了準備，鹿鐘麟則派兵駐守，結果「首都」革命就流產了。北京當時是轟轟烈烈的，而陳獨秀批評只是示威而已。初期由此結束，郭松齡倒戈是個高潮。失敗後則只能在北方採取守勢了。

　　中期　（一九二六年國民黨二次代表大會到一九二七年上海暴動）。

　　此時革命受到部分的挫折，如北京的三一八慘案，廣州的三二〇事變。但在七月開始北伐，勝利更大的十月佔領兩湖閩浙等省；北方有馮玉祥在五原誓師，聲勢浩大，此時的軍隊中有共產黨員參加，力量就更大了。

　　上海暴動是中期的最高潮，如果我黨政策掌握得好，是不會有蔣介石的，雖然有三二〇也是可以挽救的。

　　（一）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一九二六年一月開于廣州）。到會代表二百五十人。當時國民黨在我們手中，湖南、湖北、江浙都是在我們手中的，代表都是左派，大多是共產黨員，形勢是很好的。但我黨政治上已發生了嚴重的錯誤，允許國民黨的右派回廣東。孫科、戴季陶都回去了（廣東省委是不同意的）。陳獨秀則主張讓國民黨左右派去鬥爭，要爭取右派，以為不要資產階級參加是不好的。當時汪精衛也主張在國民黨中央中我黨可占三分之一，而陳獨秀主張不要這麼多，結果我黨只有六個人，這是以後錯誤的根子。

　　（二）南方的三二〇事變，是蔣介石的陰謀。國民黨二次大會後，戴季陶積極起來反對中共與國民黨左派，蔣命令中山艦艦長李之龍將中山艦開赴黃埔，李執行之，反而被誣害，蔣加以逮捕。派兵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東山俄國顧問住宅。當時鮑羅廷、陳延年都不在廣州，延年是事前一天回到廣州的。當時在廣州主持的是卡山加與布不洛夫。當時廣州黨估計我們力量是可以給蔣以反擊的，而國民軍二、三、四軍均反對蔣之此舉，汪為政軍主席也有權。但是當時陳獨秀中央則主張採取退讓政策，理由是我們在國民黨中太突出了，故應退讓。同時，卡山加以同志態度對於國民黨，以自己為統帥，引起了國民黨很多不滿，工作上很多人不滿，獨秀以此為藉口主張退讓，不要還擊。因此蔣要求撤退軍中的黨員，我即允許之。鮑羅廷趕回廣州時，曾企圖自己組織軍隊（恩來、鮑羅廷回廣州後還是主張退讓，但應將蔣介石哄出北伐，以便我們能在廣州來個自己的三二〇，在前方倒蔣）譚延闓曾找過毛主席，應主張反擊。但布不洛夫等是不同意反擊的。三二〇退讓之後，國民黨繼續進攻，造成國民黨分裂的空氣，就開國民黨第二次擴大會，右派西山會議派張靜江等大批回來了。會議主要內容是整理黨務案，有幾個決議，主要的是：1．共產黨員不能作國民黨中央委員；2．共產黨員不能參加國民黨；（？）3．共產黨員在國民黨部中只能占三分之一；4．國際指示宜先交國共委員會；5．在國民黨中工作的共產黨員名單要交出；6．共產黨員不能任國民黨高級黨部的部長，已經擔任的退出。

　　這由容共到聯共，黨內合作到黨外合作。此時蔣、戴等右派很厲害，他們提出，「這不是反共，只是如何聯共的方法問題」；陳獨秀也以為是。國民黨內部的事我們無庸過問，以為因為他們力量不夠，所以不敢分裂。

　　（三）北京三一八慘案：一九二六年一月奉張與吳佩孚聯合攻打馮玉祥，而馮擬通電下野以張之江代之。此時黨內陳獨秀失蹤（因病住醫院），故立即召開緊急會議，延年、弼時、平山、秋白等，均至北平出席，決定爭取馮玉祥，挽回，不下野。但無結果，奉直戰起，進攻國民軍。三一八群眾示威，反對帝國主義支持奉系軍閥，結果死二十六人，傷二百多人。李大釗同志也參加示威，被人壓倒。三一八後國民軍逐漸敗退，退出北京、河南，守南口後，退綏遠，北方局勢轉入了反動局面。國民二軍垮得最慘，二十多萬人剩下二三萬人，革命遭受挫折。

　　（四）一九二六年八月到九月在上海召開中央三次擴大會。在決議中把北方看成是防衛的戰爭，由於北方三一八，廣州的三二〇，吳佩孚的南征，唐生智的敗退，到衡陽表示願意加入國民黨，全國反動佔優勢。因此，如何利用北伐開展群眾運動（？）。陳獨秀未看到軍閥的矛盾與五卅後的群眾運動發展，因此在北伐過程中，就未討論到土地革命、群眾運動等問題，特別是軍隊工作的重要也未認識到，土地問題的決定，還不如在北京擴大會的決定。此次會議沒有毛主席參加。最主要的是對國民黨問題仍是堅持北京擴大會的方針（退出國民黨），有許多問題提得很糊塗。對民族革命領導權提法是工農領導不取得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就流產，此次決議是陳獨秀自己寫的。

　　（五）北伐與馮玉祥五原誓師。三二〇事變後汪即隱蔽，直到五月整理黨務案後，始離開廣州出去。蔣作總司令把一切軍政財權都掌握在他手中，這時規定總司令職權內政外交等均受其指揮，蔣之此舉奪軍政黨權是自覺的。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七日誓師北伐，蔣介石七月二十九號出發，兵分三路去，湖南的是第四、七、八軍，打先鋒的是葉挺部。九月四號打下了漢口，十月佔領武昌，勢如破竹。去江西的是第二、三軍，九月二十號進南昌又退出，至十一月又占南昌。出福建的是何應欽第一路。三路中以湖南一路打得最好。蔣自己一路打得最壞，蔣恐懼憂慮，又曾一度想找我黨合作。

　　馮玉祥九月由蘇聯回來之後，獲得了洋槍洋人大批幹部、俄國顧問、軍械等。九月在五原誓師之後，十一月解西安之圍，席捲陝甘，節節勝利。北伐勝利之快，原因是：（1）帝國主義估計不足出於意外。（2）軍閥內部不統一不團結彼此觀望。（3）廣大群眾的幫助。（4）軍隊中共產黨員的英勇善戰。

　　（六）北伐中群眾的發展。北伐軍佔領武漢後工人均已組織起來。武漢工會有二三十萬人，兩湖工人都有組織。農民協會已大大發展，湘省十一月有百萬多會員。次年二月有二百多萬，湖北省二百多萬，江西一百多萬。到後來，兩湖與江西有九百多萬人。上海及各城市工人運動蓬勃發展起來（由於米價物價高漲，待遇很壞，見趙世炎論上海工潮）。北伐過程中，我黨是把廣大群眾發動起來了，下層黨員積極工作，這是他們的功勞。

　　（七）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是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七號開於武漢。開會的原因是鮑羅廷原有削弱蔣之企圖，到武漢後我們力量發展了，中共支持國民黨左派，第二、四、六軍是同情於我們的，唐生智也很左。而另一方面蔣企圖把持一、七軍，包辦一切，發生黨權（武漢）與蔣之軍權（總司令）之矛盾。蔣要國民政府搬到南昌，我們主張搬到武漢。此時蔣已開始壓迫群眾運動，武漢發動反蔣，蔣有九江南昌慘案，顯然對立。為此特召集三中全會，表現很好，通過決議，內容並不減於國民黨二次大會，決議案內容：

　　一、政治宣言方針——（1）繼續援助工農運動；（2）一切行政權集中於國民政府；（3）鞏固與蘇聯關係；（4）加強軍隊。（見原文）

　　二、告農民宣言

　　三、內蒙國民黨問題

　　四、外蒙關係問題

　　五、統一黨的領導

　　六、統一財政問題

　　七、總司令的職權問題

　　八、農民問題決議——（1）農民是革命主力；（2）土地問題必須解決；（3）必須有農民的武裝；（4）實行對農民貸款。

　　這是一個很革命的會議，中央決定了要參加政府，工人，農民，內務部，均有中共黨員擔任，蔣之趨勢日益分化出去。這是黨的政策方針的轉變，如果能貫徹下去，是可以挽救危局的，當時中央大批同志到了武漢，但陳獨秀未去。

　　（八）上海暴動、北伐勝利之後，許多軍閥都投到革命軍中來了。這些勢力都是擁蔣的。一九二六年十月第一次暴動，因為在浙江起義，上海工人第一次企圖響應，結果只有一百武裝未成功。一九二七年二月第二次暴動，當時北伐軍一部到了嘉興，二月十九日全上海大罷工，工人都坐在家中沒有行動，參加罷工人數前後有三十多萬人。罷工是上海總工會下命令，中央與區委事前不知道，一罷工之後中央才決定暴動，積極準備。當時在黃浦江中有一隻軍艦，大副是郭躍生同志，規定七時開炮作信號，結果因為工人群眾和武裝搞得不好，準備不充分未能動起，但我們取得了經驗。三月二十一日第三次暴動，軍事上由恩來同志負責，區委為羅亦農同志，武裝技術都準備好了，當時北伐軍抵龍華不遠，決定三月二十一日十二時罷工，一齊罷下去了。全上海工人八十萬人，群眾都走上了街頭，自己也有二百多槍支，起來之後就奪取警察武裝，首先奪下的是南市，以後是浦東，但在閘北鬥爭是艱苦的。和畢庶澄打了二天一夜。二十二日白崇禧的軍隊到了附近，按兵不動，反對暴動，企圖以畢之力消滅工人武裝。但我們仍繼續堅持下去，派代表去告訴，他們才來，薛嶽部先開到，而工人已佔領全滬了。沒有北伐的形勢，上海暴動是困難的。暴動成功後，上海市及東三縣吳淞均是我們的。這時也發生了武裝問題，政權問題。而我對這不知如何，犯了很大的錯誤。白崇禧軍隊不來也不知獨立搞政權暴動，後由南市閘北工人糾察及出佈告代理政權，群眾工人表現混亂，工人紛紛要求成立工會，弄昏了頭腦。另一方面逮捕工賊三百多，無人管問，還要給飯吃，毫無思想準備站在領導上的地位工作。到四月初，國際來電×帝國主義軍隊進攻時，應考慮如何掩護自己力量問題。當時上海的英兵有四萬人，同時與蔣勾結，以黃金榮、杜月笙流氓等來進攻，組織中華共濟會。蔣的作法是收買流氓組織假工會，以流氓工會反對工人，然後以武裝出來調解實行鎮壓，發生四一二事變。

　　上海暴動是應當的，但陳獨秀以後迷惑是不對的，錯誤不在軍事上，而在政治上，不知道搞政權軍隊，不知道爭取蔣介石之下較好的軍隊（如薛嶽部）。這是幼年的黨。

　　上海暴動結束了大部的中期。如果在四一二之前，我們政策正確，南京是不會落到蔣的手中去。四一二以後情況就不同了，蔣已樹立了他自己的勢力，消滅他已不容易。

　　末期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南昌暴動）。

　　此時群眾運動大大發展，但我黨的軍事力量未準備好，全黨對於政權的思想也沒有具備好，武漢政府處內外敵人的夾攻中，五月起形勢急轉直下，七月更壞，到八月一日南昌起義。現要說到以下的幾個問題。

　　（一）「四一二」事變：四月初，汪精衛由歐洲經莫斯科回國，到上海受歡迎，汪見了陳獨秀，又見了蔣介石，即此可以說明汪是動搖的。此時發表了汪、陳宣言，汪不想發，而報紙已登出。吳稚暉大罵汪精衛。汪一怒赴漢，以後汪之叛變也不是偶然的。

　　（二）「四一二」以後武漢時期的內外形勢：群眾是大大發動了（米夫說的不是事實），農會代替了政權，武漢的工人都一直組織起來了，童子團大活動。少奇同志領導工會佔領、收回英租界，向政府提出拒絕英軍上岸，政府即接受，因此帝國主義更加仇恨。外國兵艦在武漢有三十只（相當於三十個師兵力）（？）積極準備進攻，準備封鎖，使武漢的經濟財政發生大的困難，以致商店工廠關門，物價漲糧食缺，貨幣跌價，大大地影響了人民的生活。當時武漢工人運動中是有左的錯誤，成了經濟主義的偏向，而未去注意領導工人建立政權，奪取武裝。於是武漢政府感到無辦法，國民黨中的資產階級，地主動搖起來。唐生智說群眾污辱其家屬，故在國共聯席會上，汪精衛提出抗議，質問陳獨秀，弄得我們手忙腳亂，忙於應付。此時就需要我們有正確的政策，而我們準備是不足的。

　　（三）在此經濟緊急情況下就召開中共第五次大會，四月二十四日於漢口，主要解決當前的問題，但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未好好的解決。此次大會代表一百多人，正式的八十人，黨員有五萬七千人，團員七萬人（？），工會會員二百八十萬人，農會會員近二千一百萬人。毛主席參加此次大會，李大釗同志已被殺，蔡和森、陳喬年參加了，國際代表有魯易（印度人，已反革命）、鮑羅廷、米夫、羅卓夫斯基，起決定影響的是魯易和鮑羅廷。大會的議程是：陳獨秀的政治報告；魯易關於國際第七次大會的報告；各種委員會研究各種問題。

　　汪精衛于大會開幕時到會，同時有徐謙、譚延闓到會致詞，並參加關於國際問題的討論。對於中國革命前途問題，汪發表了意見。大會上沒有什麼爭論的，雖然在會前，秋白同志曾著了一本小冊子《第三國際還是第〇國際》，批評彭述之、陳獨秀，稱為彭述之主義。在陳未到武漢以前即散發，幹部看過後未注意，在大會上秋白的小冊子並未起什麼作用。由於：（1）這小冊子同志們未瞭解陳獨秀的家長制度，因秋白同志只提到彭述之。（2）黨員水準很低，沒有積極注意思想。（3）陳在大會上接受了對於自己的一些錯誤的批評（除三一二事變外），很多高級幹部不能認識到陳是機會主義，只瞭解是瞿彭之間鬧意見。爭論只是在幾個同志的腦子中，沒有開展。更重要的是，當時在一些實際工作上，全黨毫無例外是彷徨的。只有毛主席當時是看見一些問題，然而他並未在中央負責。即使在中央也不能徹底改變當時的情形，黨員還不能認識自己的領袖。大會對於國民黨政治軍事問題未明確解決，特別是土地問題無結果。當時爭論的問題有三個：（1）政治沒收；（2）一切沒收；（3）只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軍人與小地主不沒收。

　　大會的決議，是第三條主張，以後感到有矛盾故未發表。當時沒收土地，並不是唯一的問題，因為群眾起來的時候是在減租減息的口號之下發展起來的。如果當時要解決土地問題，就必須準備破裂，這要看我們的實力是否已有準備了，沒有的。

　　在五次大會爭論還有：（1）深入廣出的問題；（2）西北發展路線的問題。陳主張廣出，不能深入，把革命推到其他區去，理由是：「小趙說的是！他主張不能深入而在廣出，北伐東征把唐譚之軍引出×鄉。免妨解決土地問題。」一、本地革命軍隊可叫到其他區域去發展，以免受本地群眾的影響和威脅。二、西北農民軍隊馮玉祥可以依靠。

　　西北學說是鮑羅廷的想法，他認為東南發展有與帝國主義直接衝突的危險，而向西北可接近蘇聯，聯繫馮部，把兩湖土著軍隊拉出去，把土地革命推遲一下。鮑羅廷在廣州即常談，研究太平天國與帝國主義衝突對於革命不利。要鮑出席解釋，他未來。因此鮑陳都主張推遲土地革命，一心想把馮玉祥接通後再來。

　　我認為五大之錯，不在於未沒收土地，而是未直接去搞政權軍隊。三月不搞四月還可，即使五月再搞亦還有可能。夏鬥寅叛變，葉賀部隊，武漢軍事學校，農軍國民糾察隊，張兆豐部隊，搞十萬二十多萬人都可以的。陳鮑企圖不與帝國主義衝突是對的，因為那時沒收土地就會破裂，中心問題是沒有注意搞武裝。國際指示組織五萬人，有了武裝，就會有辦法組織一切。

　　大會五月閉幕，五月一個月情況很緊張，唐生智部出發，帝國主義、豪紳地主積極破壞革命，並打入革命內部活動。表現在：1．夏鬥寅的叛變，五月十七日聯合劉××，楊森攻武漢。2．許克祥在長沙叛變，就是馬日事變，進攻總工會，殺一百多人。平瀏農民進攻長沙，羅邁停止之，怕破裂，要經合法手續解決（羅當時是湘省委書記）。3．武漢政府發了許多反動命令，保護地主整頓工人紀律等。4．五月底唐生智通電反共。5．何鍵亦發反共訓令（六月）。6．六月國際來電要中共立刻實行土地革命，改造國民黨，武裝五萬農民，二萬黨員，洗叛將魯易。魯易先給汪精衛看，不先給黨中央看，汪精衛翻了。

　　六月鄭州會師，大家很高興，汪精衛、張國燾、鮑羅廷都去鄭州，哪知馮玉祥專車往徐州會蔣，馮回後發表反共通電，西北根據地的想法是走不通了。此時唐生智軍也向武漢，情形更壞。

　　鮑羅廷當時的佈置：（1）準備一些軍隊去南昌回廣州去；（2）組織臨時中央，張國燾任主席，要陳獨秀去海參崴，大派幹部去蘇聯。

　　此時（七月），羅明那茲也來，準備中央會議與南昌暴動，國府已免鮑羅廷顧問職。

　　六月中央會議，企圖推遲叛變，通過了對國民黨的十一條機會主義大綱，這個大綱是陳獨秀起草的，而國民黨是積極的向我們進攻。七月譚蘇辭職，退出政府，七月十三日黨發表退出國民黨政府宣言。七月十五日武漢政府發出反共宣言，武漢時期就此結束。

　　七月十五日以後，我黨影響下的軍隊向南昌去，八一暴動，回廣東先潮汕再轉廣州，為什麼要回廣東呢？可不可以就在南昌幹下去？當然是不瞭解：（1）城市與鄉村的問題，（2）外援與自力更生的問題。

　　故不在當地深入發展革命，不發動群眾，單純軍事行動，結果失敗。以為回廣東去，當時有一隻俄國的船，槍支有五百××，馬上可以取得這點接濟。以後還可以不斷的取得，這是外援論。

　　大革命時期總結：

　　大革命時期近四年，我黨領導了國民黨建立根據地、創造革命軍，領導了省港罷工，領導了上海三次暴動，領導了北伐，開展了全國的群眾運動，黨的路線在開始與中期基本上是正確的，錯誤主要是末期。

　　由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底，我們幫助了國民黨建軍，開始認識了軍隊的重要，但不是自己搞，而是幫別人搞。軍事行動廣東是勝利的，北方是失敗的。

　　一九二六年至二七年四一二前，中期對於國民黨的政策是錯誤的，與第一期是相反的。對於武裝鬥爭仍然沒有認識自己搞的重要，使我黨失去了全國勝利的機會。

　　四一二後革命營壘雖已分裂，但快搞武裝搞政權。有正確的政策，依靠廣大鄉村是可以鞏固勝利的，但中央當時是沒有認識到的。整個大革命時期，有三個關鍵，三二〇，四一二前夜，馬日事變，都不應為退卻而退卻。

　　四、關於八七會議與十一月會議

　　八七會議是羅明那茲領導的，決定取消陳獨秀的領導，時間只開了一天，先準備好告同胞書，批評了過去的機會主義，但對當前問題未提出來。

　　對中國武裝鬥爭特點，可以不要城市，不要外援的特點還是不認識的，根據地的觀點還沒有，還是以城市為中心的思想。組織上包括左的錯誤，暴動時大殺大燒，紅色恐怖，在黃浦搞暴動，切斷京滬路。宗派主義打擊政策就開始了，對於過去一切否定，投機分子打入（參看少奇同志的信）。但開始了自己建立武裝的工作（南昌暴動）是對的。對於八七會議應正確認識。

　　十一月擴大會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上海）對於時局估計是錯誤的，認為革命是一直高漲的，（中缺）提出了組織政治紀律，處罰一大批人，開除了譚平山，處罰了周、張、李、惲及毛，繼續開展了打擊政策，連王若飛也處罰了。

　　十一月擴大會議政治上、組織上，都是錯誤的。

　　幾點意見：一、被迫上山與自覺上山。二、城市中心與鄉村中心。初期以城市為中心還是對的，轉變到鄉村為中心是不自覺的、被逼的。現在是鄉村包圍城市，將來還會有城市去改造鄉村。三、槍桿子出一切，毛主席說中國革命主要形式是戰爭，主要組織是軍隊。四、自力更生與爭取外援。五、統一戰線□□□□□□□要有一套藝術，反對當前的直接的主要敵人。六、口頭的革命家與實際的革命家。七、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八、減租減息，土地革命。九、黨外合作與黨內合作，應是後者而非前者，實行改造國民黨的黨是對的，大資產階級已修改容共為溶共。十、黨外簡單，黨內複雜。十一、黨內要著重于領導骨幹與党的紀律。十二、統一領導與分散經營。十三、旅莫支部積極因素與消極因素，積極的組織紀律，決心犧牲。消極的是狹隘經驗，不提高，事務主義。十四、照書本洋人辦事，還是以實際辦事，敢不敢自己創造。十五、樸素辯證唯物論，是錯誤還是正確（王稼祥說毛主席是樸素辯證唯物論是錯誤的）。十六、認識中國與改造中國。十七、被逼認識與自覺認識，後者不易。十八、新陳獨秀主義與老陳獨秀主義，新的詭辯論，舊是機械唯物論，現在的党已不是幼年的黨，已有十年鬥爭，是不允許的。十九、斯大林與中國革命，要讀斯大林的文章和講演看《六大以前》。二十、米夫文章是販私貨的，有託派觀點，有不合事實的東西在內，亦應注意大革命時代有關的幹部，緊急時期中共一文。

　　（原載《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注】

　　[1]王若飛這篇文章，1981年1月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公開發表，該刊有如下說明：「本文是王若飛同志1943年12月20日和21日在延安的講話記錄稿。本刊發表時作了些文字上的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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