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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的覺醒


  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平原是動盪不安的。秋季,滹沱河發了一場洪水,接著,就傳來日本人已攻到保定的消息。每天,有很多逃難的人,扶老攜幼,從北面涉水而來,和站在堤上的人們,簡單交談幾句,就又慌慌張張往南走了。

  「就要亡國了嗎?」農民們站在堤上,望著茫茫大水,唉聲歎氣地說。

  國民黨的軍隊放下河南岸的防禦工事,往南逃,縣政府也雇了許多輛大車往南逃。有一天,郎仁渡口,有一個國民黨官員過河,在船上打著一柄洋傘,敵機當成軍事目標,濫加轟炸掃射。敵機走後,人們拾到很多像蔓菁粗的子彈頭和更粗一些的空彈殼。日本人真的把戰爭強加在我們的頭上來了。

  我原來在外地的小學校教書,「七七」事變,我就沒有去。

  這一年的冬季,我穿著灰色棉袍,經常往返於我的村莊和安平縣城之間。由呂正操同志領導的人民自衛軍司令部,就駐在縣城裡,我有幾個過去的同事,在政治部工作。抗日人人有份,當時我雖然還沒有穿上軍衣,他們也分配我一些抗日宣傳方面的工作。

  我記得第一次是在家裡編寫了一本名叫《民族革命戰爭與戲劇》的小冊子,政治部作為一個文件油印發行了。經過這些年的大動盪,居然保存下來一個複製本子。內容為:

  前奏。
  上篇:一、民族解放戰爭與藝術武器。二、戲劇的特殊性。三、中國勞動民眾接近的戲劇。四、我們的口號。
  下篇:一、怎樣組織劇團。二、怎樣產生劇本。三、怎樣演出。

  接著,我還編了一本中外革命詩人的詩集,名叫《海燕之歌》,在縣城鉛印出版。厚厚的一本,紫紅色的封面。因為印刷技術,留下一個螺絲釘頭的花紋,意外地給閻素同志的封面設計,增加了一種有力的質感。

  閻素同志是宣傳部的幹事,他從一個縣城內的印字店找到一架小型簡單的鉛印機,還有一些零零散散大大小小的鉛字。又找來幾個從事過印刷行業的工人,就先印了這本,其實並非當務之急的書。經過「五一」大「掃蕩」,我再沒有發現過這本書。

  與此同時,路一同志主編了《紅星》雜誌,在第一期上,發表了我的一篇論文,題為《現實主義文學論》。這談不上是我的著作,可以說是我那些年,學習社會科學和革命文學理論的讀書筆記。其中引文太多了,王林同志當時看了,客氣地諷刺說:「你怎麼把我讀過的一些重要文章,都摘進去了。」

  好大喜功、不拘小節的路一同志,卻對這洋洋萬言的「論文」,在他主編的刊物上出現,非常滿意,一再向朋友們推薦,並說:「我們冀中真有人才呀!」

  這篇論文,現在也不容易找到了。抗戰剛剛勝利時,我在一家房東的窗臺上翻了一次。雖然沒有什麼個人的獨特見解,但行文敘事之間,有一股現在想來是難得再有的熱情和潑辣之力。

  《紅星》是一種政治性刊物,這篇文章提出「現實主義」,有幸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遊擊戰爭」等等當前革命口號,同時提示到廣大的抗日軍民面前。

  不久,我在區黨委的機關報《冀中導報》,發表了《魯迅論》,占了小報整整一版的篇幅。

  青年時寫文章,好立大題目,擺大架子,氣宇軒昂,自有他好的一方面,但也有名不副實的一方面。後來逐漸知道扎實、委婉,但熱力也有所消失。

  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我算正式參加了抗日工作。那時冀中區成立一個統一戰線的組織,叫人民武裝自衛會。呂正操同志主持了成立大會,由史立德任主任,我當了宣傳部長。會後,我和幾個同志到北線蠡縣、高陽、河間去組織分會,和新被提拔的在那些縣裡擔任縣政指導員的同志們打交道。這個會,我記得不久就為抗聯所代替,七、八月間,我就到設在深縣的抗戰學院去教書了。

  這個學院由楊秀峰同志當院長,分民運、軍事兩院,共辦了兩期。第一期,我在民運院教抗戰文藝。第二期,在軍事院教中國近代革命史。

  民運院差不多網羅了冀中平原上大大小小的知識分子,從高小生到大學教授。它設在深縣中學裡,以軍事訓練為主,教員都稱為「教官」。在操場,搭了一個大席棚,可容五百人。

  橫排一條條杉木,就是學生的座位。中間豎立一面小黑板,我就站在那裡講課。這樣大的場面,我要大聲喊叫,而一堂課是三個小時。

  我沒有講義,每次上課前,寫一個簡單的提綱。每週講兩次。三個月的時間,我主要講了:抗戰文藝的理論與實際,文學概論和文藝思潮;革命文藝作品介紹,著重講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

  不管我怎樣想把文藝和抗戰聯繫起來,這些文藝理論上的東西,無論如何,還是和操場上的實彈射擊,衝鋒刺殺,投手榴彈,很不相稱。

  和我同住一屋的王曉樓,講授哲學,他也感到這個問題。

  我們共同教了三個月的書以後,學員們給他的代號是「矛盾」,而賦予我的是「典型」,因為我們口頭上經常掛著這兩個名詞。

  楊院長叫我給學院寫一個校歌歌詞,我應命了,由一位音樂教官譜曲。現在是連歌詞也忘記了,經過時間的考驗,詞和曲都沒有生命力。

  去文習武,成績也不佳。深縣駐軍首長,贈給王曉樓一匹又矮又小的青馬,他沒有馬夫,每天自己喂飲它。

  有一天,他約我去秋郊試馬。在學院附近的莊稼大道上,他先跑了一趟。然後,他牽馬墜鐙,叫我上去。馬固然跑的不是樣子,我這個騎士,也實在不行,總是坐不穩,惹得圍觀的男女學生拍手大笑,高呼「典型」。

  在八年抗日戰爭和以後的解放戰爭期間,因為職務和級別,我始終也沒有機會得到一匹馬。我也不羡慕騎馬的人,在不能稱為千山萬水,也有千水百山的征途上,我練出了兩條腿走路的功夫,多麼黑的天,多麼崎嶇的路,我也很少跌跤。

  曉樓已經作古,我是很懷念他的,他是深澤人。陰曆臘月,敵人從四面蠶食冀中,不久就佔領了深縣城。學院分散,我帶領了一個劇團,到鄉下演出,就叫流動劇團。我們現編現演,常常掛上幕布,就發現敵情,把幕拆下,又到別村去演。演員穿著服裝,帶著化裝轉移,是常有的事。這個劇團,活動時間雖不長,但它的基本演員,建國後,很多人成為名演員。

  一九三九年春天,我就調到阜平山地去了。這個學院的學員,從那時起,轉戰南北,在部隊,在地方,都建樹了不朽的功勳。

  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平原是大風起兮,人民是揭竿而起。農民的愛國家、愛民族的觀念,是非常強烈的。在敵人鐵蹄壓境的時候,他們迫切要求執干戈以衛社稷。他們苦於沒有領導,他們終於找到共產黨的領導。

  1978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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