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平原的覺醒

平原的覺醒

　　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平原是動盪不安的。秋季，滹沱河發了一場洪水，接著，就傳來日本人已攻到保定的消息。每天，有很多逃難的人，扶老攜幼，從北面涉水而來，和站在堤上的人們，簡單交談幾句，就又慌慌張張往南走了。

　　「就要亡國了嗎？」農民們站在堤上，望著茫茫大水，唉聲歎氣地說。

　　國民黨的軍隊放下河南岸的防禦工事，往南逃，縣政府也雇了許多輛大車往南逃。有一天，郎仁渡口，有一個國民黨官員過河，在船上打著一柄洋傘，敵機當成軍事目標，濫加轟炸掃射。敵機走後，人們拾到很多像蔓菁粗的子彈頭和更粗一些的空彈殼。日本人真的把戰爭強加在我們的頭上來了。

　　我原來在外地的小學校教書，「七七」事變，我就沒有去。

　　這一年的冬季，我穿著灰色棉袍，經常往返於我的村莊和安平縣城之間。由呂正操同志領導的人民自衛軍司令部，就駐在縣城裡，我有幾個過去的同事，在政治部工作。抗日人人有份，當時我雖然還沒有穿上軍衣，他們也分配我一些抗日宣傳方面的工作。

　　我記得第一次是在家裡編寫了一本名叫《民族革命戰爭與戲劇》的小冊子，政治部作為一個文件油印發行了。經過這些年的大動盪，居然保存下來一個複製本子。內容為：

　　前奏。
　　上篇：一、民族解放戰爭與藝術武器。二、戲劇的特殊性。三、中國勞動民眾接近的戲劇。四、我們的口號。
　　下篇：一、怎樣組織劇團。二、怎樣產生劇本。三、怎樣演出。

　　接著，我還編了一本中外革命詩人的詩集，名叫《海燕之歌》，在縣城鉛印出版。厚厚的一本，紫紅色的封面。因為印刷技術，留下一個螺絲釘頭的花紋，意外地給閻素同志的封面設計，增加了一種有力的質感。

　　閻素同志是宣傳部的幹事，他從一個縣城內的印字店找到一架小型簡單的鉛印機，還有一些零零散散大大小小的鉛字。又找來幾個從事過印刷行業的工人，就先印了這本，其實並非當務之急的書。經過「五一」大「掃蕩」，我再沒有發現過這本書。

　　與此同時，路一同志主編了《紅星》雜誌，在第一期上，發表了我的一篇論文，題為《現實主義文學論》。這談不上是我的著作，可以說是我那些年，學習社會科學和革命文學理論的讀書筆記。其中引文太多了，王林同志當時看了，客氣地諷刺說：「你怎麼把我讀過的一些重要文章，都摘進去了。」

　　好大喜功、不拘小節的路一同志，卻對這洋洋萬言的「論文」，在他主編的刊物上出現，非常滿意，一再向朋友們推薦，並說：「我們冀中真有人才呀！」

　　這篇論文，現在也不容易找到了。抗戰剛剛勝利時，我在一家房東的窗臺上翻了一次。雖然沒有什麼個人的獨特見解，但行文敘事之間，有一股現在想來是難得再有的熱情和潑辣之力。

　　《紅星》是一種政治性刊物，這篇文章提出「現實主義」，有幸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遊擊戰爭」等等當前革命口號，同時提示到廣大的抗日軍民面前。

　　不久，我在區黨委的機關報《冀中導報》，發表了《魯迅論》，占了小報整整一版的篇幅。

　　青年時寫文章，好立大題目，擺大架子，氣宇軒昂，自有他好的一方面，但也有名不副實的一方面。後來逐漸知道扎實、委婉，但熱力也有所消失。

　　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我算正式參加了抗日工作。那時冀中區成立一個統一戰線的組織，叫人民武裝自衛會。呂正操同志主持了成立大會，由史立德任主任，我當了宣傳部長。會後，我和幾個同志到北線蠡縣、高陽、河間去組織分會，和新被提拔的在那些縣裡擔任縣政指導員的同志們打交道。這個會，我記得不久就為抗聯所代替，七、八月間，我就到設在深縣的抗戰學院去教書了。

　　這個學院由楊秀峰同志當院長，分民運、軍事兩院，共辦了兩期。第一期，我在民運院教抗戰文藝。第二期，在軍事院教中國近代革命史。

　　民運院差不多網羅了冀中平原上大大小小的知識分子，從高小生到大學教授。它設在深縣中學裡，以軍事訓練為主，教員都稱為「教官」。在操場，搭了一個大席棚，可容五百人。

　　橫排一條條杉木，就是學生的座位。中間豎立一面小黑板，我就站在那裡講課。這樣大的場面，我要大聲喊叫，而一堂課是三個小時。

　　我沒有講義，每次上課前，寫一個簡單的提綱。每週講兩次。三個月的時間，我主要講了：抗戰文藝的理論與實際，文學概論和文藝思潮；革命文藝作品介紹，著重講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

　　不管我怎樣想把文藝和抗戰聯繫起來，這些文藝理論上的東西，無論如何，還是和操場上的實彈射擊，衝鋒刺殺，投手榴彈，很不相稱。

　　和我同住一屋的王曉樓，講授哲學，他也感到這個問題。

　　我們共同教了三個月的書以後，學員們給他的代號是「矛盾」，而賦予我的是「典型」，因為我們口頭上經常掛著這兩個名詞。

　　楊院長叫我給學院寫一個校歌歌詞，我應命了，由一位音樂教官譜曲。現在是連歌詞也忘記了，經過時間的考驗，詞和曲都沒有生命力。

　　去文習武，成績也不佳。深縣駐軍首長，贈給王曉樓一匹又矮又小的青馬，他沒有馬夫，每天自己喂飲它。

　　有一天，他約我去秋郊試馬。在學院附近的莊稼大道上，他先跑了一趟。然後，他牽馬墜鐙，叫我上去。馬固然跑的不是樣子，我這個騎士，也實在不行，總是坐不穩，惹得圍觀的男女學生拍手大笑，高呼「典型」。

　　在八年抗日戰爭和以後的解放戰爭期間，因為職務和級別，我始終也沒有機會得到一匹馬。我也不羡慕騎馬的人，在不能稱為千山萬水，也有千水百山的征途上，我練出了兩條腿走路的功夫，多麼黑的天，多麼崎嶇的路，我也很少跌跤。

　　曉樓已經作古，我是很懷念他的，他是深澤人。陰曆臘月，敵人從四面蠶食冀中，不久就佔領了深縣城。學院分散，我帶領了一個劇團，到鄉下演出，就叫流動劇團。我們現編現演，常常掛上幕布，就發現敵情，把幕拆下，又到別村去演。演員穿著服裝，帶著化裝轉移，是常有的事。這個劇團，活動時間雖不長，但它的基本演員，建國後，很多人成為名演員。

　　一九三九年春天，我就調到阜平山地去了。這個學院的學員，從那時起，轉戰南北，在部隊，在地方，都建樹了不朽的功勳。

　　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平原是大風起兮，人民是揭竿而起。農民的愛國家、愛民族的觀念，是非常強烈的。在敵人鐵蹄壓境的時候，他們迫切要求執干戈以衛社稷。他們苦於沒有領導，他們終於找到共產黨的領導。

　　1978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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